拜访全俄作协，当然是伊蕾陪我去的。一同前往者，当然更有她公司雇佣的翻译安德烈。伊蕾留驻莫斯科一年多，俄语只学得些日常问答，买菜问路而已，正式商务活动且是离不开翻译。我到莫斯科后的诸多活动，便借用了她公司的翻译。翻译安德烈因而成为我有生之年第一位接触最多的俄国人。

　　安德烈本来职业身份是莫斯科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曾取得副博士学位。就一般标准，他应是俄国人中的汉学家。伊蕾因而称他安老师;我因而称他安先生——“先生”在这儿，一语双关：既指男士，也指教书的老师。

　　安先生的汉语水平不低，其学位论文是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其间还专门有一段落评论了我的短篇小说《镶柄韩宝山》。而他的论文又是以英文撰写完成，足见他的副博士学位货真价实。他还曾留学中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其时1989年，正是我从北大作家班毕业之后。如此，我们还算校友，我应是他的学长，而我恰在年龄上也长他几岁。进修期间，安德烈曾到过我们山西，来参加关于赵树理的研讨会。知道山西产煤而老陈醋有名，特别是汾酒著名。知道关帝老爷是山西人，也知道关老爷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与安德烈因而一见如故。

　　我去的那几天，安先生的工资是月薪五万卢布，一周之后他的工资一家伙翻番达到十万。但据他说，在俄罗斯一贯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优越的知识分子近况不佳。他的调整后的工资只相当于一个地铁清扫工的工资。地铁司机则月薪达到卢布四十万——这当然只是特例。因为地铁对莫斯科而言真正举足轻重，万一地铁工人因为工资问题而罢工，那整座城市可就瘫痪了。

　　安德烈的夫人奥丽亚在一所中专教书，月薪也有将近十万。十万卢布是个什么概念?以美元作为中介折算，大约相当于七百元人民币。而工资与物价挂钩才有意义：在莫斯科买一件中国一般质量的皮夹克，需五万多卢布折合将近四百元，也即是安德烈这样工资阶层的人半个月的收入。买一斤土豆约合五角人民币。买一瓶洋酒“拿破仑”不到三十元，买一盒洋烟“万宝路”，则合四块多钱。比照之下，安教授的收入状况要比我这个张作家的收入状况好一些。

　　但这样的比照对安先生没有意义，他是在适切他的参照系内衡量自己的地位的。因而他首先不愿舍弃他的教授地位——那毕竟受人尊敬而且是他的事业所在;同时，他又谋求第二职业当兼职翻译。在伊蕾的公司他每月领取一百美金，奖金与节日礼品等相当可观的收入除外。按当时汇率，一百美金就是十二万卢布，足足超过他的正式工资了。

　　由于是兼职，课余当翻译，安先生时间有限。离开翻译，伊蕾的商务活动寸步难行，而有限的工作时间安先生又经常迟到。直把伊蕾急得上火起泡，徒唤奈何。安德烈家中有九十岁祖母，有七十岁父母和岳父岳母，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些人又轮流生病，至少安德烈以亲属轮流生病来做迟到的借口托辞。再说，俄罗斯尽管体制变革，莫斯科大多数商场店铺，仍沿袭了当年社会主义国营单位的作息制度和工作节奏。每周休息两天，周五就是周末，人们都准备到郊外别墅过星期日，已无心工作。周一却是一周刚开始，工作且磨磨拖拖开展不了。一般商场上午十时才开门，中午要关门挂板开饭，下午五点关门下班，冬日天短，三四点天就黑了。商场留给伊蕾可去交涉业务的时间这样少，安德烈偏又常常迟到半点四十分;莫说伊蕾，便是我作为一个闲散的访问客人也急得肠子打结。

　　而且，一件事不顺利，安先生会说：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