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全俄作协，当然是伊蕾陪我去的。一同前往者，当然更有她公司雇佣的翻译安德烈。伊蕾留驻莫斯科一年多，俄语只学得些日常问答，买菜问路而已，正式商务活动且是离不开翻译。我到莫斯科后的诸多活动，便借用了她公司的翻译。翻译安德烈因而成为我有生之年第一位接触最多的俄国人。

　　安德烈本来职业身份是莫斯科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曾取得副博士学位。就一般标准，他应是俄国人中的汉学家。伊蕾因而称他安老师;我因而称他安先生——“先生”在这儿，一语双关：既指男士，也指教书的老师。

　　安先生的汉语水平不低，其学位论文是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其间还专门有一段落评论了我的短篇小说《镶柄韩宝山》。而他的论文又是以英文撰写完成，足见他的副博士学位货真价实。他还曾留学中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其时1989年，正是我从北大作家班毕业之后。如此，我们还算校友，我应是他的学长，而我恰在年龄上也长他几岁。进修期间，安德烈曾到过我们山西，来参加关于赵树理的研讨会。知道山西产煤而老陈醋有名，特别是汾酒著名。知道关帝老爷是山西人，也知道关老爷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与安德烈因而一见如故。

　　我去的那几天，安先生的工资是月薪五万卢布，一周之后他的工资一家伙翻番达到十万。但据他说，在俄罗斯一贯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优越的知识分子近况不佳。他的调整后的工资只相当于一个地铁清扫工的工资。地铁司机则月薪达到卢布四十万——这当然只是特例。因为地铁对莫斯科而言真正举足轻重，万一地铁工人因为工资问题而罢工，那整座城市可就瘫痪了。

　　安德烈的夫人奥丽亚在一所中专教书，月薪也有将近十万。十万卢布是个什么概念?以美元作为中介折算，大约相当于七百元人民币。而工资与物价挂钩才有意义：在莫斯科买一件中国一般质量的皮夹克，需五万多卢布折合将近四百元，也即是安德烈这样工资阶层的人半个月的收入。买一斤土豆约合五角人民币。买一瓶洋酒“拿破仑”不到三十元，买一盒洋烟“万宝路”，则合四块多钱。比照之下，安教授的收入状况要比我这个张作家的收入状况好一些。

　　但这样的比照对安先生没有意义，他是在适切他的参照系内衡量自己的地位的。因而他首先不愿舍弃他的教授地位——那毕竟受人尊敬而且是他的事业所在;同时，他又谋求第二职业当兼职翻译。在伊蕾的公司他每月领取一百美金，奖金与节日礼品等相当可观的收入除外。按当时汇率，一百美金就是十二万卢布，足足超过他的正式工资了。

　　由于是兼职，课余当翻译，安先生时间有限。离开翻译，伊蕾的商务活动寸步难行，而有限的工作时间安先生又经常迟到。直把伊蕾急得上火起泡，徒唤奈何。安德烈家中有九十岁祖母，有七十岁父母和岳父岳母，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些人又轮流生病，至少安德烈以亲属轮流生病来做迟到的借口托辞。再说，俄罗斯尽管体制变革，莫斯科大多数商场店铺，仍沿袭了当年社会主义国营单位的作息制度和工作节奏。每周休息两天，周五就是周末，人们都准备到郊外别墅过星期日，已无心工作。周一却是一周刚开始，工作且磨磨拖拖开展不了。一般商场上午十时才开门，中午要关门挂板开饭，下午五点关门下班，冬日天短，三四点天就黑了。商场留给伊蕾可去交涉业务的时间这样少，安德烈偏又常常迟到半点四十分;莫说伊蕾，便是我作为一个闲散的访问客人也急得肠子打结。

　　而且，一件事不顺利，安先生会说：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习惯，一件事不顺利今天就不应做第二件。一件事如果顺利呢?安先生还会说：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习惯，一天有一件事很顺利，也不应该再做第二件。这样一位翻译有如此多的习惯，公司还工作不工作?

　　安德烈是不是嫌工资低?有可能。像他这样水准的汉学家，如果全脱产，工资至少三百美元;据他讲，他教出的学生为某中国公司服务月薪都是三百呢!但他不肯全脱产，不甘心舍弃自己多年心血努力才取得的教授地位。依我判断。安先生迟到误工不全然是工资问题，多半倒是多年社会主义大锅饭惯出来的懒散习惯作怪。莫斯科人的不守时，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啊!

　　换一个角度，公司不兴另雇一名全脱产的翻译吗?道理上讲完全可以，但安德烈对公司业务已非常熟悉，人也可靠老实，别无其他毛病，语言能力又格外强，舍了他着实可惜。换个人，也许会有别的毛病而尤其怕他带有什么背景，反为不美。翻译家哄老板甚至把持业务反而“炒”了老板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人真是太具体了，事情也真是太具体了。安德烈每当迟到一次，下一天的工作则绝对卖力。看他在商场经理室门外小心翼翼敲门的不安样儿，你能体察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经商当雇佣的羞怯;看他在地铁上从不落座谨让老人儿童，以及对伊蕾言必称“小姐”抢提货物帮穿外套的风度，你又能见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文明素养。辞退他，于心不忍。

　　何况，安德烈先生又那样迷恋中国文化，达到爱之弥深弥坚的地步。吃茶要吃中国茉莉花茶，用饭要逼着老婆使筷子;三岁的孩子开始教说汉语，过节要吃饺子;过罢元旦还特别要庆贺春节，知道他属龙而老说属马——格外声明奥丽亚还是一匹蓝马。他问我中国有无红马蓝马之说?我依自己的理解，以为那多半来源于六十甲子轮回十天干十二地支，八卦配了五行，五行乃金木水火土，所谓蓝马大约五行属水……安德烈连连点头，不知真的明白没有。

　　伊蕾只是到莫斯科经商的中国文人中的一人，安德烈也只是为中国公司当翻译的俄国文学家中的一人。而“十世修得同船渡”，他们走到了一起，同舟共济，不能不说因了某种宿缘。这份宿缘使他们无形中为中俄两大民族友好往来的长河中加注了那么几滴水珠。

　　安德烈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只是在兼职做翻译又领到一份工资的情况下，家中才购置了进口录像机和双筒洗衣机。尽管只是个例，却也多少反映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近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既然又能得到一份工资，安先生对这份兼职工作也还相当满意。看来伊蕾对这位翻译官，要相对长期地使用下去了。

　　文绉绉的安先生却是好酒量，一两的盅儿兜底一口饮干;嘴里连称二锅头“好厉害”，举杯又是兜底一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