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基。《商君书·徕民篇》曰：“山水大聚会之所必结为都会，山水中聚会之所必结为市镇，山水小聚会之所必结为村落。”古先民逐水而居，依水生存，在华夏大地的河流、湖泊之滨生产、生活，形成各自的流域习俗，创造流域文明。人类农耕时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治水的历史，与水的亲和史、抗争史。人类一边依托水的滋养繁衍生息，又不断地遭受着洪涝灾害的冲击和摧毁。为此，历代君王都不敢忽视水，甚至上升到“治国必先治水”的高度。98大洪水之前，也即长江干堤加固之前，湖区民众有一半精力需要用到防汛上，每年进入汛期，地方政府官员甚至直接住进河、湖、库的防汛指挥所坐镇指挥。

　　2016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人们早已淡忘，甚至对是否发生过洪水，大脑已经失忆。人们记忆深刻的是1954和1998年的洪水，因为都身处泽国，有门不能出，有家不能归，生命财产受到了重创和威胁。

　　2016年的洪水没有给更多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个中原因是受灾面没有那么广泛，不是全流域性的，而是局部的洪水，长江干堤也没有发生惊心动魄的险情。

　　但是，经历过这场洪水的人们却是刻骨铭心的，我在大冶湖大堤上被洪水整整折腾了两个月。

　　湖北被誉为千湖之省，下辖的黄石号称百湖之市，大冶湖是黄石境内面积最大的湖泊。清光绪《大冶县志》载：“源湖(即大冶湖)自茗山下发源，由西曲折而东出源口，约一百二十里。”又：“春夏为湖，则弥漫浩渺远接天碧;秋冬为港，则旋转曲折而莫见所从出。”

　　大冶湖是长江的一级支流。长江一级支流有七百多条，七百分之一，比重实在太轻，但还是引起了郦道元的关注，在《水经注》中两次提及这个地方。《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三》记载：“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枕带长江。又东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阳郡治，今悉荒芜。”(《水经注疏》杨守敬按：“桑步、章浦并在今大冶东北。”)又载：“江水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侧三州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所谓九圻者也。”(文中“黄石山”就是黄石矶，一名石茨圻，在今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西塞”在今湖北黄石东南西塞山下。“黄公九矶”亦名九圻，《水经注》熊会贞按：“九矶在今大冶县东。”)

　　1971年初冬，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万名民工集结大冶湖排涝站大会战。一组民工奉命上石龙头山的北巅峰开山采石，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洞穴，里面存着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后被称为“石龙头人类遗址”。考古学家将大冶石龙头遗址与湖北长阳钟家湾、枝城九道河三处旧石器遗址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同属早期智人，大冶石龙头也许略早。这一发现，把古人类在大冶湖流域的活动时间向前推进了三十万年，还把长江中游人类发展史的空白给填补了。石龙头洞穴坐北朝南，东面是章山，西面是黄荆山，洞穴之下的山嘴伸入湖中，仿佛一条巨龙在大饮长歠。单从洞穴的选址可以看出古先民“择水而居之”“择丘陵而处之”的生存智慧。

　　从石龙头溯流而上，大冶湖的上游还有蟹子地遗址、眠羊地遗址、上罗村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等多处遗址，这些古遗址的发掘，无不向今人昭示，农耕文化有这里的种子，矿冶文明曾在这里点燃第一膛炉火。

　　大冶湖通江达海，源远流长。早在夏代，采冶活动在这里萌发;春秋时期，铜绿山采冶业的成熟、繁荣，催生了曾侯乙编钟，将中国率先推进世界青铜时代。明朝初期“江西填湖广”和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这里是重要的移民通道和接纳地，包括我本人也是那个时期迁徙过来的“江西老表”。

　　但大冶湖有时又像一个受了委屈而十分乖戾的孩子，给流域百姓招灾惹祸，闹腾不休。

　　2016年3月21日，长江流域宣布提前进入汛期。这是历史罕见的早。大冶湖流域的农人把这种早到的洪水，称谓“桃花汛”，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气象预报是科学、准确的，从三月底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果然暴雨连连，发生了“区域性”大洪水，部分支流发生了特大洪水，后来被命名为“98+洪水”。梅雨量比前三十年的平均值多了一倍，排列历史第三位，仅次于1954年和1996年。

　　大冶湖流域的最后一场雨下在七月中旬的一天，倾盆大雨。大冶湖浊浪滔天，大堤岌岌可危，我们站在北岸的大堤上，脚下能感受到堤坝轻微地摇荡、震颤。防汛指挥部刚刚在帐篷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围绕是否将南岸的民垸破堤分洪展开会商，引起了争议。一方面意见主张立即破堤分洪，从而减轻北大堤的压力，以保障城市安全，北岸后面是城市的新区，一旦淹水，损失惨重。连续几天媒体都在报道相邻几个市州分洪的信息，湖北的第二大湖泊，梁子湖与牛山湖的隔堤实施了爆破分洪，鄂州市也扒开了十几处民垸大堤，实施退垸还湖。两害相较取其轻，危急情况下，需要丢卒保车。另一种意见是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为主提出的，主张暂缓分洪，理由是，虽然头顶上还在下着大雨，但大冶湖上游的强降雨已经减退，天气预报第二天将放晴，那么上游的来水会小于大冶湖排涝站的排水量，水位将逐渐下降。还有一个因素，虽然南岸分洪没有北岸淹水的损失重大，但南岸民垸已经是一个种养殖业很成熟的民垸，因为它的容量有限，即使分洪也未必能成为应急之举，长久之策，显然他们心中还有更好、更大胆的退垸还湖之策，只是眼下情况紧急，不容过多陈述。暂缓的意见获得表决通过。暂缓分洪的建议无疑是大胆的，如果有闪失，有的官员有掉帽子的风险。从这一点，看出了专业部门说专业话，做专业事的态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传说鲧治水九年，仍然洪水泛滥，被舜殛于羽山。禹并没有退缩，而是子承父业，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总结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堵为疏，让九川归海，造福百姓。由于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启借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夏。大禹治水，被华夏子孙演绎成为共同信奉的“大禹精神”。

　　公元前550年，太子晋曾向周灵王提出治理水土应遵守七项准则:“象天”“仪地”“和民”“顺时”“敬神”“咨之前训”“观民之宪言”。所谓象天，就是要看自然条件;所谓仪地，就是要考察地区环境;所谓和民是强调要有利于百姓;所谓顺时是指要适应时间的变化;敬神是要求要严肃对待未知的自然因素;“咨之前训”是要求考虑和了解前人的经验教训;“观民之宪言”指应听取群众的议论。

　　祖先，仿佛比现代人还睿智。

　　也许是水利人的建议吻合了“象天、仪地、和民、顺时”的法则，大冶湖的北大堤保住了，城市新区没有遭受洪水冲击，皆大欢喜。

　　但这场大水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咨之前训”，举一反三，认真反省。

　　人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书本学不到，口头传授领悟不到真谛，需要亲身经历，切肤感受。一场洪水，给很多人醒了脑，像布满污垢的家具、器皿，经过涤秽布新，亮出了底色，各级围绕水利的调研多了起来。那天陪同一位嘉宾去了河口镇。这个镇的名字像一个商标，一读就懂。“河口”顾名思义就是大冶湖的入河口，也是大冶湖通往长江的咽喉。清朝之前，江湖连通。每年洪泛期，洪水汹涌入湖，淹没庄稼，冲毁房屋，湖区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冶振威将军敖天印解甲还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倡议修建大冶湖大闸，由阳新、大冶、蕲春三县按照民众受益面积筹资，并带头捐钱3000串。当时阳新县以黄南峰为首的士绅却将闸址选在河口上游的3公里处，并动工兴建了闸基两岸的土堤，称之为“黄家大坝”。此举遭到蕲春、大冶百姓的反对，认为黄某选址不当，这样只能排大冶湖的水，而把时属大冶、蕲春的冷水湖、栗子湖、王家湖及阳新的春湖放置一边不管不顾，结果是“不救四湖只救一湖”，并将黄某告到官府。状曰：“沿湖百姓都是炎黄子孙，顾少而弃多，则是不仁;爱一而嫌多，则是不义;只顾山里而不顾山外，则是无理(礼);同用资材(财)顾小而失大，则是无智。如此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之举则修建此闸又有何用，岂谈造福于民?”状文提议将闸址移到河口的通江口门。此状受到官府的支持，将闸址下移，并于1900年破土动工。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建造此闸的曲折缘由，将它冠名为“四顾闸”，含义是此闸顾及了“四湖利益”，兼顾了“仁、义、礼、智”的要义。1902年大闸工程竣工，大冶知县萧端澍亲笔题写“四顾闸”名，被刻成石匾镶嵌在闸室门楣上。这些故事至今仍然在民间广为传扬。

　　大汛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可喜的信息，上级发改部门已经正式批文，拨专款在大冶湖四顾闸的侧面扩建一座排涝站，增设两台机组，可增加三分之一的外排能力，这是基于2016年洪水期大冶湖外排能力不足而降生的一座新排涝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长江支流国家拨款建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水年份服从统一调度，随时准备关闸蓄水，为长江分忧。1998年长江大堤危急的时候，大冶湖就曾奉命关机，停止湖水外排。湖泊原本是江河的“调节器”，长江七百多条支流都是主干的毛细血管，构成长江庞大的吐纳系统，所以，我们通常用水系、流域来考量水，体现的是水的系统性、关联性、不可分割性。古人为了摸清长江的支流，探寻长江源头，费尽心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1252条大小河流的发源、流程、水文特征，其中包括长江的干支流，还涉及流域中的湖泊、陂池、井泉、季节河等等。康熙帝曾多次派出专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再次派出专使考察通天河上游，但受交通和技术条件的制约，和恶劣环境的影响，使臣们无法深入探究，“望源兴叹”归来，留下结论：“江源如帚，分散甚阔。”八个字道出了江源的辽阔、庞杂、多姿。

　　大洪水之后，我曾经将1954、1998和2016年，这三个大水年份进行比对，哪一年的降雨量更大，造成的灾害更严重。数据一目了然，从1954年至2016年的37年间，本地年降雨超过2000毫米以上的年份只有4年，分别是1998年：2222毫米，1954年：2122毫米，2016年：2115毫米，1983年：2022毫米。受灾最严重的还数1954年。据《大冶水利志》载：淹没农田40多万亩，受灾人口23万，因灾死亡829人。其次是1998年，受“厄尔尼诺”影响，雨带在长江中下游徘徊，形成“三度梅”天气，酿成超过1954年洪水位的特大洪水。受灾面积46万亩，受灾人口达56万，因灾死亡32人。降雨量大小是造成洪水灾害的其中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成灾年的水文特点。通常情况下，长江上、中、下游的洪水期有一个“时间差”，鄱阳湖水系及洞庭湖水系的洪水多发在4至6月，而偏北、偏西的汉水和长江上游洪水则多发生在7至9月。但在大气候反常的年份，中下游雨季推后和延长，而上游及汉江洪水提前，多股洪流遭遇、叠加，就会形成上压下顶的局面。历史上的1932年、1954年、1998年，就是如此，全流域的洪水像赶集一样汇注到长江，酿成了长江“流域性”的洪涝灾害。

　　再看长江黄石段超警戒水位的记录：1954年超警戒92天，最高水位达26.39米;1983年26天，最高水位为25.39米;1998年80天，最高水位为26.32米;2016年仅8天，最高水位25.01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年景旱与涝，是天意，是否成灾，在人为。2016年洪水没有造成前面几次那么大的灾害，超警戒的时间短，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在发挥调蓄作用，回避了长江上、中、下游洪峰叠加。另一个原因是1998年大洪水之后，长江干堤进行了全线除险加固，河道疏浚，提高了行洪能力。

　　鄂东丘陵地区防汛还有它的特殊性，既要预防湖泊遭遇特大洪水，同时要谨防山区局部的强降雨，危害极大。因为冲积平原的湖泊都处在低洼处，成灾的形式多为泛滥成灾，而山区遭受强降雨，山洪暴发，泥石俱下，靡坚不摧，破坏性更加可怕。我们这里就有过惨痛的教训。1994年7月中旬，大冶局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强降雨，那天凌晨三点左右，龙角山上的一座工业尾沙坝溃塌，下游十几公里远的村庄170户，共600多间房屋，荡然无存，28人罹难，场面惨不忍睹。2009年7月底的一天，大冶殷祖镇突降暴雨，这次降雨的范围更小，俗称“砣子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导致4人死亡。鄂东丘陵地区，“平水年景，高洪水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当地并没有下多大的雨，甚至头顶骄阳似火，无端地却有洪流发生，这些洪水来自上游，来自他乡，我们称之为“客水”，同样可以造成洪涝灾害。

　　洪水退了，有些场景仍然难以忘怀。在汛情危急的情况下，有一个地方将七八十年代的老水利工程师请到了防汛的现场，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八十上下，仍然顶着风雨上了堤，在现场悉心指导：哪一个堤段基础脆弱，在这种水漫金山的情况下，需要抛石护脚，预防崩塌;哪一个堤段一九九八年发生过溃口，应该打桩支护，防止滑坡;哪一座泵站当年建蓄水池的时候水泥标号不达标，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监视，做好坍塌的应急准备。说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当时看到新闻，我不但没有感到欣喜，心情反而十分沉重。是啊，那一代人在大洪水面前，才称得上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面对战场没有丝毫的胆怯。他们做水利的时候有多艰难啊，老工程师说，除了民工，什么资源都稀缺。他们频繁地做水利工程，围湖造田，筑大坝、建闸站、修水渠，全依赖人力肩挑背驮，几乎没有机械可供使用。全县只有一台履带式推土机，只能用在重点工程上。用人墙堵洪水，是家常便饭，其中有一位老工程师还讲述了他年轻时干过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那年，毛铺水库在山洪暴发的时候，启闭闸突然失灵，眼看洪水将漫堤，却不能开闸放水，情急之下工程师只身下水去检查故障，闸口离水面有七八米的高度，他潜水到闸口，发现是一枚螺栓脱落导致闸门失灵，他刚刚将螺栓套上去，人还没有离开闸门，岸上出现误操作，将闸门拉开了，他瞬间被强大的倒虹吸收进了涵管。在岸上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在出水端被吐入了水池，奇迹也就此出现，从入水口到出水口有三十多米的涵管，他的身体被磨擦去了一层皮，人已经面目全非，却只是软组织受伤，住了几天医院竟然就出院了。他说，哪像现在，技术和装备都那么先进，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巡查、检修故障。可是，扪心自问，现在的技术装备能力增强了，人的力量是不是减弱了呢?那地方的做法值得肯定的是，不耻下问，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总结呢?他们面对滔滔洪水没有自己的措施和方法，那才是更大的隐患。天降暴雨，泛滥成灾，是天灾，如果人的能力出了问题，便容易导致人祸。如果天灾人祸叠加，必酿成一场灾难。

　　原状的大冶湖大大小小的湖汊呈树枝状四处伸展，枝流叶布，条蘖蔓延。七十年代“叫湖水让路，向荒田要粮”的时候，被筑起一道道堤坝，将湖汊与大湖面切割开，用于种植、养殖。眼前的围垦区处于大冶湖的中下游，一部分是鱼池，一部分种水稻。现在稻子没有人种了，稀稀落落栽着一些苗木，算作是一个苗圃。汛期这道围堤全面漫坝，鱼池里面的鱼也趁机“集体越狱”，投奔大江大河去了。

　　没有鱼的水面，风平浪静;一台增氧机四个浮球有两个脱离了主体漂浮在对岸，失去平衡的增氧机像坠毁的无人机残骸，孤零零地倒立在水面，支架已经生锈;围堤经过洪水浸泡，多处出现了塌陷，五颜六色的漂浮物、残枝败叶、动物尸体被洪水推上岸线，有的已经风干，有的在腐烂、发臭，上面爬着密密麻麻的苍蝇;鱼池管理房的墙壁和房前的两棵水杉留着显目的水印，大约高出围堤一米多，那是2016年的洪水印记。鱼泛逃了，养鱼人也忙别的活路去了，眼前成了一片没有人料理的荒湖，水面已经笼罩着一层锈色，成为一潭死水。

　　站在被洪水冲刷得残缺不全的堤坝上，不由想起去冬发生在这里的一次争执。上级水利部门调拨了一笔加固湖泊堤防的资金，数额还不小，水利部门计划加固这段主干堤，从这道围堤后退二公里就是主干堤，这样做的意图很明确，既能有效保护城市新区，这个地势低洼的围垦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冶湖的调蓄区。这里有几万亩面积，是大冶湖流域可以用于调蓄容积最大、成本最低的一个区域。正常的水文年份，仍然可以种植季节性、低成本的农作物，大水年份转作调蓄区。但项目实施是地方政府，他们主张加固脚下这道围堤，那样的话，围垦区与大湖面就彻底隔离，大冶湖将彻底失去防御特大洪水的能力。美国1993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痛定思痛，树立起“给洪水以回旋空间”的新理念，对人烟稀少、资产密度较低的高风险区，放弃了对水毁堤防加固或者重建，而是让洪水迂回滞留于原来用堤防保护的土地上，既减轻了防洪压力，又保护了水生态。这些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如果把资金用来加固这道围堤，那不是兴修水利，而是埋藏水患。僵持之下，水利部门将资金调整到另一个堤段使用去了，需要资金投入的水利设施多着呢，只要脚下这道围堤不再培高加固，它就是大冶湖的分洪区，2016年大冶湖的北大堤之所以能够保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道围堤提前漫坝，分洪了。万分危急的时刻，水利人敢于冒险建议“暂不破堤分洪”，就是基于这一点，换言之，如果去冬加固了这道围堤，今年这场洪水造成的灾害，就将重写。

　　现今对围垸造田，持批评态度的颇多，有的还很严厉、尖刻。我们不主张搞“一刀切”式的退垸还湖，退田还湖，或退林还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免错上加错。现在的水文预测预报手段很先进，应该科学决策，该退则退，该留则留，如果不顾及历史条件，一味地批评、指责，未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造物主给我们构造了如此肥沃的中华土地，就是用来开发耕作，供我们生存、发展、繁荣的。翻开中华民族的水利史、文明发展史，可以得知，逐水而居是古人类求生存的不二选择。面对春夏的滔滔洪水，秋冬沃衍千里的冲积原野，围湖垦殖是先民行之有效的生产方式。适者生存，没有先民与水争地的智慧和勇气，华夏子孙还不知道在哪里变迁呢。荷兰被称为“低地之国”，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仅高于海平面1米，近三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鹿特丹以南甚至达到负6.7米的高度，境内水路四通八达。迫于生计，从十三世纪开始，荷兰人围海造地的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荷兰的拦海大坝与中国的万里长城是目前在月球上能够用肉眼观测到的两个人类工程，举世瞩目。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荷兰拦海大坝这样的评价：碧姆斯特德洛马来克里围垦地是具有开创性的杰出工程，在这项设计方案中，传统的古老思想与文艺复兴的理念被充分应用于土地开垦规划中，围垦的创新独到，充满理智和幻想的地形构思，在开垦工程方面对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老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上帝造人，荷兰造地”之说。但荷兰人也饱受了盲目围垸之苦，经历几场水灾后，痛定思痛，倡导“还河流以空间”的治水思路，拆除已建的挡水堰，采取疏浚河道、河堤退让、扩大漫滩等系列措施，最终求得了一方平安。

　　仰望华夏文明，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先民垦殖迁衍的漫漫足迹。

　　相传远古时共工氏曾以土壅水,以防洪水。虽失败，却是开启，那是一种原始生存方法和状态的开启。

　　尧、舜时期，禹率众平治水土，导江河，开沟洫，通航道，使百川归海。春秋战国，铁器登场，青铜退居二线，水利事业自黄河流域开始加快发展，楚人开荒垦殖，凭借实力建立了强大的楚国。秦汉以后，拓展开垦规模。东晋人开始修筑堤防，保护自己垦殖的农田。南宋起，北方战乱，宋室南迁，大举屯垦。明清两代，联堤并垸，兴建闸站，开沟导水，发展生产，他们“纳移民、垦垸田、上产量、输米粮”，开拓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富足环境。发展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湖广已经有大量米粮输出，不仅输送给北方的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南方广东、江浙一带也受济于湖广的粮食。康熙帝就有谕云：“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

　　事物发展总是有相反的维度。整个江汉平原湖区，到宋代“与水争地”的局面不断加剧，一度出现肆围滥垦的局面。清乾隆时期，出现“无土不辟”的程度，导致垸田之间洪水相互干扰顶托，洪、涝、旱灾频发。为此，乾隆爷先后两次下诏：“永禁湖北、湖南开新垸。”

　　纵观长江中下游平原湖区筑堤围垸的历史，它是一部农业开发史、创业史，农耕文明的发展史。世界四大文明都有对应的河流，但唯有长江中下游具有植物生长适宜的温度和充沛的淡水资源，更加适宜水稻生长。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的下游也适宜种植水稻，但远晚于长江流域。我们的先民一万年前就在长江流域“种稻得稻”了，长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摇篮，已无人争辩。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新中国成立后，毫无疑义地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今，长江经济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均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我常感叹：中华大地，是造物主为华夏儿女特制的风水宝地。我这么说，可不是信迷信，而是信科学。实践证明，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是不完整的科学。“风”和“水”是客观存在，只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下，风和水呈现出不同形态而已。

　　怎么解释风水宝地呢?一个地方，能藏住风，留住水，聚起气，就是风水宝地，风没有山藏不住，水没有河流、湖泊载不住。“山环水抱必聚气”在中华大地已经得到佐证，造物主将青藏高原耸立在中华大地的西部，把来自太平洋的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东部，使长江流域成为难得的雨量充沛的地带。长江两岸是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适宜万物生长，又构造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枝枝蔓蔓的河流，给土地适时润泽。所以，我所说的风水，是自然地理环境营造出来的“风”和“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而不是迷信化的风水。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发表过对中国风水的看法，他认为：“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邻近房屋的价值……它遍布中国农田、民居、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此得到说明。”李约瑟也肯定了中国风水对科学的贡献，他曾说：“毋庸置疑，罗盘的发明应归因于风水，它最初为堪舆家的卜具，即所谓‘械’。”

　　四大文明均发源在北纬30度线附近，被地理学家称为“人类文明的发生线”。四大文明国家，因为有青藏高原这道屏障，得到的风和水却大不相同。尼罗河与长江同在北纬30度线附近，但两河的气候差异巨大。长江流域雨量充沛，平均年径流量9600亿立方米，尼罗河流域却干燥少雨，年径流量仅725亿立方米，不足长江流域的十分之一。尼罗河进入埃及之后基本再没有水源补足，因为缺水，埃及只能种植耐旱作物。古埃及先民从来不担心尼罗河洪水泛滥，反而每年都在期盼洪水期早日到来，每年八月是洪水泛滥的时节，尼罗河两岸民众自发举行隆重的迎水仪式“泛滥节”。然后在退水后的土地上耕种，用泛滥节储蓄下的水浇灌庄稼。想起来，我们多么幸运啊，他们一辈子遇不上几场透雨，我们每年都有“梅雨期”，要防汛。

　　围田，长江中游称为垸，长江下游称为圩。大冶湖流域处在鄂东地区，被称为“吴头楚尾”，生产生活方式首尾相济，兼容并蓄。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冶湖开始修筑堤防，设置闸门，让江湖分家，防止洪水倒灌，实施水利灭螺等措施。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下放的第一批知青，被直接送进湖区，从事围湖造田运动。省长曾亲自到大冶湖区调研指导，要求掀起围垸造田高潮，以满足大冶工矿区粮食需求，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那个时代，吃外来供应粮是丑事，为此为了增加粮食产量，部分湖泊，许多湖汊，在这个时期消失。八十年代之后，围垸基本停止，但人口在增长，工农业生产在提速，湖泊淤塞随之加剧，湖泊调蓄洪的韧性急剧下降。所以，今天的大冶湖，非过去的大冶湖，是经过历朝历代“瘦身”的大冶湖。如果把自己当郎中，给湖泊把脉问诊，我会说，湖泊是带着一个病态跨入新世纪的，需要我们善待它，像对待危重病人一样进行认真治疗、调养，还原它的体魄。

　　仔细探究围湖恳殖的利与弊、得与失，感觉退田还湖，一个“还”字道出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要义。不管垸田是哪个朝代、哪一年围垦的，该还得还。若不还，那笔债始终存在，那些“罕见”或者“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就是来索赔的主儿。哪儿的东西都好借，唯有大自然的东西不好借。改变大自然的面貌、状态，就是一种借，就欠下了一笔债。植物链、生物链、生态链，哪一个链条都不能断，断了，就会产生与人类的不和谐音符。跟人借了东西，可以商量着还，借大自然的东西，大自然不会说话，没得商量，它只会用行动来说话，经常的方式，就是采取异常的风雨雷电、水旱灾害、阴阳颠倒、四季乱象来惩罚人类。发大水的时候，惊涛拍岸、肆无忌惮，或许就是大自然喧嚣、讨债的语言。所以，古人尊崇天人合一，天大地大，不许乱了自然规则。我们原来占用了湖泊，围了垸田，该还的还回去，是对造物主的尊重，是与大自然友好相处的最佳途径。长江、黄河被尊称为母亲河，那是华夏子孙对江河的膜拜，对水的敬畏。

　　从盘古大陆的板块分离运动，到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及至三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式都是天崩地塌，山呼海啸，但在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仿佛有一位高明的雕塑师在把控着脉络，用心构造中华大地。比如，中华大地西高东低，才有了滚滚江水向东流，才有了两岸的冲积平原。磅礴浩渺的古云梦薮泽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自我革新，渐渐地迁移、分割、淤积和解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美哉，妙哉。

　　我们要感谢造物主对华夏儿女的馈赠，要善待水。现代社会，我们可不能过分动用技术手段，对大自然毫无顾及地加以约束，尤其是水。科技没有能力约束风雨雷电，面对地动山摇的地震也无能为力。造山运动推举出了喜马拉雅山峰，至今仍然以每年十几厘米的频率增长，科技并没有手段能控制它的增长。天大地大，昊天罔极啊。老天爷可没有给我们承诺，千年一遇的洪水，一千年才来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水一百年才来打一次卡。1975年8月8日，河南驻马店特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大坝溃决，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说，造成26000多人在水灾中遇难。这次水灾被列为世界最惨的洪水灾害。46年后的2021年7月，仍然是在河南，郑州市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三天的降雨量达到了常年一年的水平，属“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又是一个“罕见”。这次洪灾夺去了三百多人的生命，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水灾作为“天灾”之一，不可能避免，更无法根除。长江流域1300多年来，仅有记录的水灾多达200多次。大冶湖流域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至新中国成立的800多年间，共发洪水63次。新中国成立至今，共发生大洪水10余次，其中重大水灾有七八次之多。国际红十字会根据世界自然灾害记录分析，水灾害占自然灾害的90%。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大，人口的持续增加，自然灾害影响的范围和灾害的损失，也会呈数倍增加。“百年一遇”的洪水，仅一次可能比一百年累计的损失还要大，因为投入在不断累积。

　　2016年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武汉是重灾区。当时城市成为一片汪洋，有老百姓用“武汉看海”形容当时的城市情景。还有市民晒出了几年前的一则报道，加黑的标题是“武汉告别内涝”，标题下面相伴有某小区豪华别墅浸泡在水中的照片，引发起一番城市建设与水争地利弊得失的质疑、讨论和思考。

　　《湖北湖泊》载：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全省的湖泊快速萎缩，100亩以上的湖泊从1332个锐减为843个。湖泊是“天生”用来盛水的，少了那么多，水往哪里去呢?

　　水利专家按照洪水的大小，称之为“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等等。无论多大的水量，有湖泊盛着，有畅流的河道，最终千流归大海，就平安无事。

　　十个坛子八个盖，肯定不行。四十码的脚板，穿三十码的鞋子，脚和鞋子都无法答应。如果老天爷给了一盆水，我们只拿一个小碗或者一只杯子去盛，显然容不下。满则溢，水溢就容易造成洪灾。

　　武汉洪水期间，汤逊湖泵站开足马力，五天抽排出了半个东湖的水量，但仍然没有解决城市的“腹胀”问题。病入膏肓，再加剂量也无补。

　　大禹开启了华夏治水的序幕，逐步发展到筑堤，以堤拦水、护水、导水。应该说初始筑堤的用意也是“疏导”,客观上实现了由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由被动治水到主动理水的飞跃。现在有些地方运用技术和人力束缚水的手段越来越强大，强硬，这样做风险很大。《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我们的头脑要清醒，滴水成河，积水成湖，而液体是不能压缩的，自然灾害可以防御，但不可抗力。

　　历次洪灾都在警示人们：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美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放弃了单纯依赖工程和控制洪水的观念，这又回到了二千年前贾让三策中的开始所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留出)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强调在改造河川时必须注意适应洪水的自然性情。

　　一场洪水过后，为了解决城市内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积极增加排涝能力，一台机组不行，二台，三台，一个泵站不行，再建一座新泵站。这种量的变化人力可以做到，但是，泵站建设和运行都需要成本，需要买单者，或政府，或民众，而且这是一个永恒存在的账单。还有呢，机器运行有能源消耗，节能减排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命题，万元GDP的电、水、煤等能耗，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标志，低碳生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能将一个巨大的基数留给子孙。

　　我们应该像海子《醉卧故乡》写的那样宽待、亲近山水：我要扶住你，大地，我醉了，我是醉了。我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是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