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夜，我竟忘了给母亲烧纸。夜半睡去，母亲竟来了，笑盈盈地看我，还带了好些从前我最爱吃的、穿的。我惊呼：“妈，你回来了?”扑过去抱她，她竟泥一样地化了。十多年过去，我不再为母亲流泪，因为我越来越相信灵魂的存在，母亲的“灵”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

　　十八年前，突然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一“去”就是万水千山。1995年夏天，眼看就要告别移民闯荡的万般辛苦，忧虑的母亲却在一个黎明前的暗夜闭上了她五十七岁的双眼。隔山隔海，我不能归去!一直牵挂我的母亲终不能等到那张绿色的通行证，更不能等到我那腹中的孙儿呱呱地落地。“子欲养，亲不在”，母亲的骤然逝去，成了我海外生命里不能抚平的痛。

　　人到中年，总是会想起自己究竟从哪里来。生命本是一个链条，一节一节下传，赶在时光的隧道里，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只能往下而不是往上。恍然驻足，才发现血脉的承传却是一个逆反。如今每每照见镜子，分明就是母亲的轮廓，还有日日的吃饭穿衣，甚至说话和思想，都无时无刻地告诉我母亲与我同在。

　　母亲走后，我开始惧怕岁月，因为那棵曾经为我挡住死亡的树倒了，我的前面变得如此空旷。树虽然不在了，但那个坑还在，想要活下去的我就常常守护着这“坑”，思念着那大树底下枝枝蔓蔓的故事。很多年过去，终于明白，眼泪已不是怀念，高兴起来才是对母亲真正的纪念。一个大时代中的普通女人，母亲的一生虽短，但她从生命里汲取的快乐，其实比我多了太多。

　　母亲姓骆，生在陕西渭河北岸的一个骆家村。那个地方几千年风调雨顺，家家都有在外面上学工作的儿女。外公、外婆无子，就学着亲戚们努力地供母亲念书。母亲的一个堂姐，早年上的是有名的故市中学，那学校创办时李大钊都写过贺信，不少老师都是地下党，母亲的那位堂姐后来就去了延安。母亲因为年少，十岁就赶上了“解放”，后来考进了渭南城里的瑞泉中学，在那里遇见了我的父亲。

　　高中毕业时，父亲家境衰败，不得已到了陕西师大学数学，母亲则因为考作文“我的母亲”，通篇写自己的老母亲而只字不提“祖国”，被录取到西安体育学院扔铁饼。祸兮福兮，两个社会主义的螺丝钉竟然就顺利地结婚生子。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是很多中国人告别青春的分水岭。对于一个女人，为妻、为母，更是人生的重要分界线。结婚后的母亲完全地改变了自己，从我有记忆开始，她的那双手除了讲课时留下的粉笔末，就是用来寻找食物和制作食物。母亲对于食物的热爱，至今想来甚至都有些悲壮的意味。

　　我每每想起母亲，首先想起的就是她身上那些与食物相关的味道，准确说就是厨房里的味道。那里面有碎肉的香，葱姜的香，米面的香，还有油烟的香，一起融在母亲的身上，窄小得只容一人转身的厨房，俨然就是母亲一生中醉心的战场。

　　都说儿时的岁月清苦，但我的记忆里却有许多好吃的记忆。也不知道母亲哪里学的本事，她会用石灰给我们腌松花蛋，那蛋真的变成松塔那样的棕色，上面长着一朵朵小花。夏天时母亲用西瓜瓤晒酱，红红的酱汁咸中有甜，比买的面酱还好吃。秋天来了，母亲到处搜集医院里挂吊针的瓶子，把过季的西红柿灌进那瓶子里存到冬天，待到大雪飘飘时给我们做西红柿鸡蛋汤。快到冬天，母亲在后院的墙根下挖一条沟，把萝卜白菜葱埋在地下等待春天。

　　小时候特别想吃肉，可是每人每月只能分配到四两肉，吃到嘴里的只有加了盐的碎油渣。最绝的是母亲能找来羊油，给我们夜里炸油条，还要趁热吃，否则腥味就受不了。母亲还能找来肉皮，熬成肉皮冻，撒上葱花和辣油，味道真是好。每当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拜托她的学生多方打探乡下人哪里有猪头肉的下落，于是，我们家的厨房里就总能蹲着一个麻布包的大大的家伙。

　　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夜晚，炉子上炖着热水，红红的煤球里插着一根铁棍子，就看见母亲用那烧红的铁棍子烫猪头脸上的毛，再一次次地用开水清洗，最后放进大锅里煮，没多久，满屋就开始弥漫着油气里散出的肉腥腥的香。母亲做的猪头肉很特别，一定要煮到头骨散开，但并没有完全化掉，然后将骨头拣出，再将肉汤滤过，用布包紧了碎肉，压在瓷盆里，冻到窗外去。三十的晚上终于到了，就见母亲从外面抱回大瓷盆，将肉倒出，切成片，拌上葱花姜丝和浆汁佐料，装在盘中，然后从床头下摸出一瓶藏了很久的西凤酒，放在爸爸面前。

　　到了端午节，母亲不会包粽子，但能找来叶子和江米，再请来街坊邻居帮忙。印象里母亲的手在米水里泡得更加白胖，总也捏不好粽子，只好一次次拆了重新再包。终于全部包好了，夜里煮进锅里，母亲一次次去看水熬干了没有。直到早晨，我们拿出粽子，兴高采烈起来，看母亲却坐在沙发上歪着头睡着了。

　　那年月我和妹妹在西安城里念大学，每逢过节，大家都盼着我妈妈来，因为她总会带好吃的给我们。如果实在做不出好吃的，母亲就用猪油把面粉炒熟加盐，装在袋子里，留给我当“油茶”早点，难怪同学们说我的脸越来越圆了。记得那次送母亲上公共汽车回家，母亲告诉我：“听说广东早茶很好吃，等妈将来有机会尝尝。只要妈吃过了，就能给你做。”那些年，我就一直惦着要请妈去吃广东早茶，但到末了她也没能吃到她想象中的广东早茶。

　　八年“抗战”后回国，给母亲扫墓，黄昏的雨丝将青青的墓碑石板洗刷得尘土不染，上面竟然并列刻着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鬓发已苍的父亲遥望着绿色的山坡凝神痴想，蓦然回头问我：“你在美国可见到有猪头肉卖?”

　　想念母亲除了“吃”，还有“穿”。怎么记忆中的小时候就没有穿过商店里卖的衣服，老是看见母亲在床上裁裁剪剪。那时候买布是要布票的，母亲似乎总在为“布”发愁。但母亲颇有神通，常常托人从上海买回那种不要布票的花色绵绸，做成夏天的裙子或冬天棉袄上的罩衣。有时布料不够，母亲就把自己年轻时的衣裙咬牙裁掉。

　　最有趣的是当初我们家的好邻居就是百货大楼里卖布的，母亲就常常拉着我去柜台上看她，其实是想看看有没有那种裁剩下的不要布票的布头。家里的布头攒多了，母亲就给我们做各式的短衣短裤，再剩下的布头她还会做成更小的衣服，送给那些刚刚生了孩子的人。永远记得那一天，母亲正在做饭，百货大楼的阿姨托人捎话说有布头，妈妈就交代我看好炉子，结果我自做主张地烧油，一把浇在右手掌，最后的结果是母亲痛心我半年不能上学，我的心痛却是为了买那治烧伤的獾油花了母亲多少买布的钱。

　　母亲去世时听说前来吊唁的人流排队到马路上，认识母亲的人太多，除了她的学生，楼上楼下，楼前楼后，几乎都吃过母亲做的饺子或煎饼。还有远近的邻舍，但凡年轻的，家里都有母亲送的婴儿服。

　　有年春夏，我在西北大学筹办西安市高校的研究生大联欢，想叫母亲做一件“五四”女学生穿的那种宽袖上衣。母亲苦思冥想，说实在做不了。我出门寻觅，找不到那种月白色的布料，就买了一块雪青色的化纤布来代替。母亲真是愁死了，那晚我就像个宪兵，站在母亲身后，逼她下剪子。也不知道改了多少次，那件衣服终于做成了。凌晨母亲送我出门，眼里满是红丝，笑得一脸皱纹，向我这个催命鬼挥手。

　　那个雪青色的小褂，随我漂洋过海，如今还挂在我的衣橱里。虽然永远都不会再穿，但喜欢一次次看它，抚摸它，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小小的衣橱间，没有光亮，我盘腿坐在当中，当年的那种便宜的化纤质料在我的手里发热发烫，我仿佛又看见母亲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妈，只要这衣服在，你就永远与我同在!”

　　俗话“母女连心”，我跟母亲真的就有神奇。记得是大学毕业，母亲奖赏一次远游，就近选了川府成都。玩到最后，决定去看峨嵋。那天行至山腰，前方的郁郁葱葱便是猴林，果然就遇着一群猴子，正挡住我的去路。偏偏周围无人，我只好擦着路边慢走。快接近猴子时，只见那猴王冲上来，一把抓住我胸前的照相机，感觉就是大白日遇见了歹徒抢匪，我大叫“救命啊!”惊魂中隐约听到远处有人在叫着我的名字，待一群人跑近，最前面的那个竟然是我的母亲!原来是母亲放我入川，告别后坐卧不宁，忽然心动到四川来会女儿。可叹八十年代初家中少有电话，更没见过手机，母亲就只身到了成都，凭着感应，掐算我可能上了峨眉山。再到了山底，才知道峨眉山路有三条，又是掐算着选了一条路来迎我，一路不断呼叫，果真就撞见了我。要不说峨嵋是仙山呢!

　　仙山早已远去，时光如水不再。人生最大的痛，其实是“失去”。所以母亲并不“痛”，她做完了自己能够做的所有，真正“痛”的却是活着的我们。想想今天的我，虽然不再需要穷尽黄泉地寻找食物，不再需要处心积虑地积攒布票，贴身的手机叫我不再有任何的思念，日夜陪伴的电脑甚至叫我远离了从前最爱的百货商店!但是，我也失去了母亲那般在生命中殷殷追寻的充实和满足。想想母亲从来没有逼迫过我的学业，她从来不用请客送礼，朴素的日子里她从来不怀疑婚姻，甚至不担心绿色的地球将会变暖。母亲的心，忙碌而祥和，简单而丰盛，她的那种忘我的付出，俨然就是生命本质的终极快乐。念此，不再流泪的我却忽然喜极而泣：妈，我好羡慕你!你比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