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去了。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但是，祖父仍嫌教家塾是个负担，我七岁那年，他就把这教家塾的担子推给了我父亲。父亲那时虽然有低烧，但尚未病倒，他就一边行医，一边教这家塾。我也就因此进了家塾，由父亲亲自教我。我的几个小叔子仍旧学老课本，而我则继续学我的新学。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又过了半年多，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立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立志书院旧址，大门两旁刻着一副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立志二字。这立志书院是表叔卢鉴泉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卢小菊是个举人，而且高中在前五名内，所以在镇上绅缙中名望很高，他办了立志书院，任山长(院长)。现在在原校址办起立志小学，又由卢鉴泉担任校长。卢表叔那年和我父亲结伴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就回乡当绅缙。因为他在绅缙中年纪最小，又好动，喜欢管事，办小学的事就推到了他身上。

　　在卢鉴泉的积极筹划下，开学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学生。学生按年龄分为甲乙二班，大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我被分到了乙班。但上课不到十天，两班学生根据实际水平又互有调换，我调到了甲班。其实两班的课程是差不多的，只是甲班进度快些，而且一开课就学《论语》。同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最大的一个有二十岁，已经结婚了。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沈听蕉，他教国文，兼教修身和历史，另一个姓翁的教算学，他不是乌镇人。国文课本用的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这是短则五六百字，长则一千字的言富国强兵之道的论文或史论)，修身课本就是《论语》，历史教材是沈听蕉自己编的。至于按规定新式小学应该有的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都没有开。

　　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那时，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地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蕉先生每周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合论》之类。他出了题目，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

　　然而我这十岁才出头的儿童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结果，“硬地上掘蟮"，发明了一套三段论的公式：第一，将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用一句套话来收梢，这句套话是"后之为××者可不×乎?"这是一道万应灵符，因为只要在"为"字下边填上相应的名词，如"人主”“人父”“人友”“将帅"等等，又在"不"字之下填上"慎”“戒”“欢”“勉"一类动词就行了。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里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我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她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讥讽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这时惊动了全家。祖母命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