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入侵埃及后，麻风病传入欧洲，随着帝国的扩张不断蔓延。公元550年，麻风病蔓延到了德国和爱尔兰。约翰·法罗的虔诚传记——《麻风病人戴梅恩》——告诉我们，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北欧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麻风病人。英格兰受害最重，因为疫情在那里遇到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个人卫生和清洁状态实在可悲”。对于“肮脏野蛮”的夏威夷人来说，麻风病是对深色民族的折磨。而檀香山的清教徒传教士则认为此病乃梅毒后期，是上帝公正的复仇之手在惩罚性滥交。

　　医学、巫术和祈祷在夏威夷的疫情上都被证明无用，于是政府和传教士只能转向古老的防御措施：孤立和隔离。麻风病人会被当做罪犯强行从家带走。以下便是公告里的确切措辞：

　　“所有麻风病人必须在14天内(从诊断之日起到最终流放到莫洛凯岛)在政府的卫生部门登记。”

　　话里没有拐弯抹角。毫不奇怪，夏威夷人有时候会进行英勇反抗，全副武装地龟缩在偏僻的幽谷，不得不动用警察来追踪。卫生局在当地的昵称便是“阎王殿”。对于卡拉瓦奥镇——这个麻风镇来说，人们称其为“死人坑和坟墓”。

　　中世纪的教堂完全理解夏威夷人的大名，在他们眼里，麻风病人就是死人。一旦有人被医生查出有麻风病，就会被解除财产并从家里带走，然后“转交给教会当局。教会的人通常会在午夜过后不久抵达，告诉病人其苦境是上帝的惩罚，无法逃脱”。随后病人会被庄严地接进教堂，那里他的家人已身着丧服，等着为其唱安魂弥散。

　　布道里的话用的是过去时。祭坛旁取代棺材的是“一个黑龛罩，麻风病人就被安置在龛罩的黑影里”。弥撒过后继续游行到墓地，“麻风病人跪在刚挖的墓坑旁,牧师向他撒一把土作为最后的告别。此标志着在同胞的眼里其人已亡”。人们给他的“流放的财产是……一个黑色蒙头斗篷、一个柳条筐、一副专用手套、一只桶和一个长柄拨浪鼓”。“不洁，不洁”，麻风病人会边摇拨浪鼓边喊。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最后他的手指和脚趾烂到了根，身上带着溃疡疮，面部从颅骨脱落，死在一条被猪狗啃食的沟里。

　　我的愤怒在涌动。亲爱的读者，你的愤怒也在涌动吧!但这些细节并不是我为了道德说教和精神满足而捏造出来，是我在约翰·法罗的自传作品里找到的。约翰·法罗是在中世纪的麻风病史里发现的，而那些历史学家则是在日常生活、教会记录和法律法规里发现的。为生而惧时，人之行不佳，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更有甚者，恐惧使其陷入兽性的残暴和蓄意的无知。他们似乎想在不羁的海洋中找到被悬崖环绕的岛屿，且没有船舶码头。他们期望恐惧的对象消失或远离自己，而且是立竿见影——在14天之内或更快。你能听到拨浪鼓吗?你能看到黑色蒙头斗篷双脚腐烂、蹒跚地向你走来吗?

　　疫情持续在欧洲横行。为了赎罪，中世纪的修道院律令开设了数百所“恶疾院”，也就是麻风病院。在这里，圣·本狄尼克(SaintBenedict，亦译为本笃——译者注)的人性之约在理论上至少得到了实施：“待众人如基督。”有人给麻风病人喂饭、清洗身子和祈祷，最终有尊严地被安葬。欧洲自身曾靠另一种疾病来清理过麻风病人——这种病源于老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除清理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正常人口外，还几乎完全灭绝了麻风病，因为虚弱的麻风病人对黑死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大自然有时会密谋，以最怪诞之法拯救人类。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之说：如今众多闲置的麻风院被当做精神病院再次开放了。正如斯威夫特所讽刺的那样，此乃对文明的有益补充。

　　欧洲的麻风病人仅零散在偏远的角落，如挪威和冰岛的乡村苟活了下来。显然，如果这种病只在金发碧眼的人、改革派和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中流行，就不会成为深色皮肤或无神论者的热带疾病。哈尔格林姆·彼得森是冰岛十七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著有冰岛文学最负盛名的宗教诗集《热情赞美诗》。此外，他还是一位魔法师、路德会牧师和麻风病人。没必要按这个顺序讲，但他最终成了一个麻风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