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我之后，没有奶水，她没有亲自哺育过我。奶妈奶到我将近两岁，我又被父亲送回家乡交祖母抚养。所以，母亲和我没有更多的建立母子情感的机会。在情感上，我和母亲之间总有一点说不出的陌生与隔膜。

　　大约和别的孩子的经历差不多，我小时候常常受到父亲或母亲的盘问：

　　父亲要问，就是：

　　“你亲你妈呢，还是亲我?”

　　母亲要问，则把问题颠倒过来。

　　这样提问，其实是很愚蠢的。大人们为了好玩，拿孩子来开心，叫天真的孩子怎么回答呢?我只好实话实说：

　　“都亲。”

　　但他们还不完，还要继续问：

　　“都亲，那么最亲谁?”

　　被逼不过，只好撒谎了：

　　“最亲你!”

　　这样的谎话两头讲，结果两个大人互相交底，谎言被戳穿。那真是极为难堪的事。而他们还要相顾大笑说什么“这小东西真滑头”之类的话。

　　然而，最令人不堪折磨的是他们还要问：

　　“你亲你奶奶，还是亲我们?”

　　这样提问未免就有些残忍了。说亲奶奶，我害怕他们不高兴;说亲他们超过亲奶奶，那样的谎话又太过违背我的心愿。我只好默默不语，抠指头、蹭脚背，装聋作哑。实在被逼不过，我就低声下气然而又毫不含糊地宣称：

　　“我亲奶奶!”

　　立即，屋内的空气仿佛冻结，那冷峻、那沉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针对我“离心离德”的现状，母亲曾经争取过要把我留在太原读书。一度时期，她每天带了我去机关，以加强母子情感的联系。

　　为了做一个自强自立的妇女，新中国刚成立，母亲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坚决参加了工作。她给新华书店卖过书，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同时努力学文化，攻读速成学校。我和奶奶这次到太原，母亲已经在中共太原市南城区委当打字员了。南城区委那时还在小濮府一幢三进的大院里办公。打字室在第一进院落的南房，房间昏暗，总是开着日光灯。同时，总是漂浮着一股油墨的香味儿。

　　母亲打字的时候，我就到各间办公室去乱窜。在中间一进院落的东拐角，是人武部一位姓黄的叔叔在办公。他有一支枪，有一架望远镜，还有一摞《民间文学》。他教我学习持枪瞄准，还允许我戴望远镜。那神奇的“千里眼”真是使我大开眼界!而最使我爱不释手的则是图文并茂的《民间文学》。我半猜半读地可以看得懂上面的许多故事，《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小放牛》的歌词，我都是那时记下的。以至于我回到家乡再也无书可读，在梦中都曾翻看过那十六开本的《民间文学》呢!

　　假如那时父母亲决定我留在太原读书，我在心理上尽管舍不得离开奶奶，但也不会十分抵触。城市生活环境，毕竟可以满足我的如饥如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那样的话，我的童年时代的文化构成将是另一个样子了。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整个创作风貌也会是另外的格局。

　　但不知大人们经过怎样的谈判协商，决定我还是回家乡去读书。

　　出发那天，依然是雇来了黄包车上火车站。母亲到机关去请假，迟迟不归，父亲叫我到区委去喊她。我害怕这是一个骗局，害怕父亲支开我，却叫奶奶她们管自出发。所以，我到巷子口外转了一圈，返回来撒谎说，我已经去见过母亲了。这样浅薄的谎言自然是瞒不过大人们去的，父亲笑一笑，自己去叫母亲。半路上，碰上母亲已经请好了假返回来了。她知道了我的撒谎行为，登时就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来……

　　母亲生我时，是开刀剖腹产呵!用家乡人的话说，那叫“开肠剥肚”呵!而且，因为地下工作形势险恶，父亲害怕日后撤离城市母亲再生产有性命危险，当时就决定给母亲做了绝育手术。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呵!她没有哺育我，并不是她的错;将我交给奶奶看护，也是父亲一手包办的。她的唯一的儿子却和她那样生分疏远，命运对她难道是公平的吗?

　　好在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母亲四十岁刚出头就当了奶奶。他帮着我拉扯孩子，极尽辛苦。她对孩子的那种超乎寻常的亲昵，使人不得不相信，她的当年受到阻遏的母性得以充分发展和表现了。我的孩子对他的奶奶正如我对我的奶奶一样，亲近而又尊敬。母亲无私地付出了心血、劳动和情感，命运之神终于慷慨地馈赠和报答她了。不可逆转的时间，染白了母亲的头发，但也抚平了她受过创伤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