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有云：“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敬畏历史便是敬畏史实，尊重历史便是尊重自己。然近年来，有关教材纰漏，特别是近现代史教科书出错的新闻屡见报端。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张作霖照片并非张本人，而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指穿反，战国时期的孙膑则坐上轮椅，荀子坐凳子读纸质书......原本青衣素颜的小姑娘，却被打扮得不伦不类，在不同时空间任意穿越，并因此而扰乱了历史进程。

　　据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包括教材在内的图书必须经过“三校一读”才能付印。如此甚严的制作流程，为何教科书还会出现“漏网之鱼”?个中缘由，不由分说。仅以人教社编撰的《中国近代史》高中教材为例，在写到北洋军阀史时，所标注的张作霖照片，并非其人，而是与之同时代的护国军名将何海清。一个籍贯辽宁，一个湖南，二人相距甚远，却因为貌相神似，使其千里来相会，并作为张作霖的替身，铭刻于历史教材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步入社会。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倘若师者困惑于教材史料的真实性，又谈何授业解惑、表述观点、传播思想呢?最终为历史买单的还是那些深受其害的莘莘学子，并因此承受数载，甚至错误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终身改造。

　　张作霖第六子张学浚的儿子张闾实日前指出，大陆历史教科书中的照片并不是自己的祖父，其实是属于另一位湖南督军何海清。基于此，我们可把教材纰漏的原因归为两点，一则疏忽史料，如列举中祖冲之穿反衣襟，孙膑坐上轮椅等。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无知无畏，对历史的亵渎践踏;二是对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作为教材出版的审查人群，他们掌管着“打扮历史小姑娘”的粉饰大权，在政治的干预下，教材编写者只能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材料”小心翼翼地编撰，不能有任何的质疑声和申辩声。例如可随意摸黑曹操、司马懿，赞颂诸葛亮，刘备;肆意丑化张作霖，美化张学良等，不一而足。

　　以阶级思想为纲，以忠奸史料为领来讲述历史，让本已枯燥无味的历史恰似味同嚼蜡，使业已行将就木的历史病入膏肓。单就“反动军阀”的标签，便将“东北王”的功绩抹杀大殆尽。张作霖虽绿林出身，但无蛮野武夫之气。不但谋略过人，胆识更是军阀年代中的翘楚。后因不肯妥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遂于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中而英年早逝。

　　随着教材出版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由一家独大的市场垄断格局早已一去不复返，教材出版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引入了市场化竞争机制，这是经济社会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亦是社会文明化的一个趋势。在“优胜劣汰”的运作环境下，唯有拿得出备受市场考验的教材，才称得上是一本好教材。同时，还应意识到，教材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载体，更是培育科学独立精神的平台。

　　话说回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月无圆月，人无完人。没有完美的教材，亦没有完美的制度。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屡错屡犯，一错再错，错误的历史栓子，通过血液循环，一次次地输注于学生的大脑，堵塞脑部动脉，形成难以治疗的脑中风，并因此落下无法想象的后遗症。一旦丧失独立思辨的头颅，对于生活在谎言里的学生来说，无异于一群行走中的丧尸。

　　曾长期供职于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回忆时说过：“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能做到的，如今我们没有理由说做不到。当务之急，便是从教材申报到审核出版这套程序模式里，从禁锢的政治权力下解放出来，投放市场，由学生说了算。

　　在宪法框架内，如果一味地钳制教材的出版自由，一味地压制学生的思想自由，耗费自然资源不说，更耗尽了对历史的基本敬畏。届时，纵然学生有躯体的自由，却无思想的自由。如此，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骗。要深知，思想是自由的精灵。不自由，毋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