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要结束时，我对于自己该如何抉择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询问我的导师。我的导师是“像山一样”的大女人，在我还未出生时她已经从美国到了北大学中文，在长城上梭滑梯。她说话直接真诚，褪去了美国文化里那份遇见任何事都只说“Everything is gonna be fine”却不言他物的表面。我说出了我深层的恐惧：如果我一直默默无闻写着无人问津的论文该怎么办?平庸是一件可怕的事。她与我分享，一个人能做什么便努力去做便是，她自己的满足感来源于自己教授美国学生可以让他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中国，改变一点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便是她的职责。

　　有一次一个系里同学过生日，我们约着去跳舞。那已经是凌晨，到地方后，我们五六个人围成一个圈摇晃着，一个白人男性加入进来，然后对着另一个中国女生作了“眯眯眼”的动作，看到第一次的时候我懵住了，直到他再作第二次——同行的另一名白人男同学立马冲过去制止他。后来那个人来向我们道歉，我们拒绝了。此后，我只觉得同行的这个男同学是个“英雄”，在那样的场景里，他不仅看到了，还冒着危险勇于作出行动，令人可敬。

　　大多数课上都尽是白人同学，少有其他肤色的，我的存在也是一种“少数”象征。在一门英文系课上，我们谈到了censorship(审查制度)，当然又不免提到了我国。一名同学抛来一个很空阔的问题，似乎是要这方面的专家才能回答，我一时错愕，应付着。下课之后，课上另外一位黑人女同学找到我，她问我：“Are you OK?”只因为她注意到了我在听到那个问题后的一瘪嘴。她说，因为肤色，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因为是某个场景下的少数人群，所以被要求代表这个少数人群来解释现象与问题，而我们并不能给一个完善的答案。但是，中国人就了解中国的全部吗?

　　我也非常佩服这样一位同学——她年近中年，工作多年后，想到自己要是一生都这样下去的话，实在没有任何希望，于是想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写诗”，沉浮两年，申请来了我们学校读创意写作里的诗歌专业。我问她写什么，她说“family secrets”,我打趣——那岂不是要背叛你的家人吗?答：Betraying my families is to set myself free。是啊，不管在哪个国家里的家庭，总是有万千羁绊甚至于控制。而成为自己，有时候甚至免不了要叙述背后的故事，哪怕会被称作“背叛”。这堂课，本是非常自由的，畅所欲言，还有一名同学跟我们聊男性要声称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该有多难，因为那意味着他需要时刻反思他自己所有关于性别的理解，而且这反思必将持续一生。没什么必然联系，但那真是一堂快乐而亲密的课。

　　可以写的还很多，给我论文细致的建议评论，尊重我的状态、引导我去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教授，不时关怀理解的同学，在这里时常帮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