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广元县嘉陵江边，有一块不起眼的残碑，碑上题有“筹笔驿”之名，石碑四周荒烟蔓草，瓦砾成堆，一派萧索，殊不知一千多年前，被誉为“古今贤相第一人”的诸葛亮曾在此夙兴夜寐，运筹谋划，匡定北伐大计。

　　筹笔驿，位于今四川省广元县朝天镇北的嘉陵江边，四周群山连绵，又扼守着嘉陵江水路，是险峻的水陆要道。诸葛亮当年北伐曹魏之时，洞察到此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战略地位，故驻军于此，挥师北伐，筹笔驿因之名扬天下。三国归晋后，筹笔驿虽不复军事要塞之地位，但因地处嘉陵江北上秦、陇的要道，依旧是蜀道上的重要驿站。南北朝后，隋朝正式在此设立驿站，且因纪念诸葛亮而取“筹笔”之名。唐代的筹笔驿，行人往来不绝，无论是迁客骚人还是商旅使者，出川入蜀，皆经由此地，此驿设有“军师庙”，故文人墨客多来此拜谒，留下了颇多精彩的咏史诗篇，如：李商隐《筹笔驿》、罗隐《筹笔驿》、薛逢《题筹笔驿》等。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编写的《广元县志》中，将“筹笔怀古”列为“广元十二景”。

　　在众多的“筹笔怀古”诗篇中，以晚唐李商隐和罗隐的《筹笔驿》最为出名。

　　李诗起笔森严冷峭，通篇一气呵成，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而罗诗虽在艺术手法上略有逊色，但字里行间渗透的易代之际的历史兴废和身世零落之感却更加浓郁深沉，颇具风神。其开篇“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道尽了诸葛亮为蜀汉二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诸葛亮原本隐居南阳隆中，躬耕陇亩，澹泊优游，然感念于刘备三顾茅庐，情坚意笃，最终决定舍弃隐逸生活，为主公分忧解愁，建功立业。诸葛亮一生南征北战，运筹决胜，诚如诗中所言“北征东讨尽良筹”，然而熟知历史可知，“攘除奸凶，北定中原”是诸葛亮毕生之志，火烧赤壁、北伐曹魏此乃事实，也是此诗聚焦之点，而为报关羽之仇，东讨孙吴，乃刘备一意孤行，诸葛亮是不赞成的，此处主要突出北伐。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全诗的点睛之笔，道尽时运不济，英雄末路的无奈。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兵力远不及曹操的二十万大军，然而倚仗长江之险，又巧借东风，火攻烧毁曹军战船，迫使曹操败退，刘备鼎定荆益，从而奠定了三足对峙之格局。然而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败走麦城后，蜀汉的气运便开始急转直下，关羽、张飞接连被戮，刘备东伐孙吴，兵败夷陵，最终托孤白帝城，诸葛亮力排众议，五度北伐，即便殚精竭虑，万全部署，却总在即将胜利的前夕被“命运之神”掣肘，第一次折在马谡纸上谈兵，第二次败给曹真的基建防卫，第三次毁在李严的利欲熏心，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大业未成，病逝五丈原。李商隐《筹笔驿》云：“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温庭筠《经五丈原》叹：“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皆道尽个人的才干终究无力扭转历史的必然，诸葛亮以一己之力对抗天命，饶是“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英雄暮年，功败垂成，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再难实现。

　　“运去英雄不自由”，不仅是罗隐对诸葛亮晚年的慨叹，也是对自己有志难展、进身无路的一生的写照，罗隐生活在唐王朝分崩离析的末世，朝廷孱弱无力，宦官揽权持政，藩镇混战不休，科场更是腐败至极，罗隐才华横溢，却年年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罗隐与相好的歌妓云英阔别十年再相逢，仍未功名加身，其写道“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表面似自我揶揄之辞，内心却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

　　毛泽东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曾引这两句诗评价梁武帝萧衍，这位建立南梁的君主，早年亦是雄才大略，在群雄逐鹿的乱世奠定基业，执政达四十八年之久，然晚年多次北伐未果，最终在侯景之乱中被俘，困于囚室，郁郁而终。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国运当头，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旦运去，则如大厦溃败，颓势难挽。他深刻地感受到，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面对不可逆转的“运去”之时势，只有万千的悲慨和深沉的无力。因而，不仅仅是罗隐，同样生活在唐末的文人，虽然他们的诗作置于全唐而言黯淡无光，然而纵览他们的咏史诗，却写得忧愤深广、意味深长，化引鲁迅评价《红楼梦》的名言，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诗歌第三联继续追述历史，“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景曜六年(263)，魏国征西将军邓艾攻蜀，谯周力主降魏，后主从之，蜀汉灭亡。诗人悲慨，蜀汉的千里江山被昏聩懦弱的后主刘禅轻易断送，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为蜀汉基业出生入死的两朝文臣武将，若地下有知，一定痛恨谯周苟且偷安，不战而降。回溯历史，谯周的罪过不仅在于怂恿后主降魏，早在延熙二十年(257)，继承诸葛亮北伐遗志的姜维连年征战，却节节败退，谯周写下影响重大的《仇国论》，其将蜀汉政权自比为因余国，曹魏政权比为肇建国，两国并争于世而为仇敌，谯周以肇建国大，因余国小，且两国皆已位传后世，政权稳固，故将曹魏、蜀汉对峙的形势类比为“六国并据之世”，而非“秦末鼎沸之时”，因此不主张力战，而推崇度时。此文一出，旋即得到了朝野上下，尤其是益州本土派的支持，一时之间“反姜”呼声高涨，偏安求和的政治氛围也占据了上风，而这无疑与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谯周的《仇国论》不仅极大地动摇了蜀汉臣民北伐的信心，也从根本上瓦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念于此，再回头看“两朝冠剑恨谯周”，不可谓不痛切。诸葛亮死后，蜀汉江河日下，朝中无人，温庭筠诗云“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极尽讽刺，杜诗曾以“两朝开济老臣心”盛赞丞相，而温庭筠亦以“老臣”形容谯周，暗暗将其误国降魏与诸葛亮匡时扶主作了对照，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在此句旁批曰：“诮之比于痛骂。”

　　颔、颈两联将思古之幽情抒发到极致，回到当下，诗人深觉“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杜牧《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曾言：“永安宫受诏，筹笔驿沉思。”千余年前的筹笔驿，见证了一代英豪的智计无双，也记载了英雄迟暮的绵绵遗恨，而眼前的筹笔驿已难窥那段风云诡谲的历史，那个纵横捭阖的英雄。“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历史的风烟终将散去，千古人物，也总被雨打风吹去，似乎唯有岩下的流水没有忘记历史，还在缅怀故人，日夜奔涌不息，年年环驿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