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年我跟随母亲四处漂泊,学了很多地方的方言。
我11岁时,母亲嫁给一位煤矿工人,我也随之在山西和内蒙古边界的一片矿区中定居下来。不过当地的方言我怎么也学不会。
他们把鼻涕叫“能带”,把没眼色叫“眼蓝蓝”……我根本无法理解字义之间的逻辑。在当地小学当了插班生之后,同班一个叫“张二拐”的孩子冲我喊:“给你俩笔兜!”
我先说“谢谢”,然后才问“笔兜”是什么意思,围观的同学随之爆发出一阵大笑。回家问继父,才知道是“耳光”的意思,我哭了。
晚上,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懂事,有困难先忍着,记住,只有好好学习,你才能离开这个落后的地方。”
母亲说得没错,这片矿区地处偏远,最近的镇子都要坐40分钟的班车才能过去,大地上千疮百孔,到处是小煤窑,煤灰覆盖着所有道路和房屋。这里还缺水,我初来这里一个月都没法洗澡,有天晚上掀开衣服,我惊恐地发现肚皮上有一层鱼鳞状的黑垢。
更伤心的是,周围的同学始终把我这个“外来户”当异类。
尽管难以融入群体,我还是积极学习当地方言,想以此尽快摆脱“外来户”的痕迹,但学来学去,我嘴里总像塞了一包沙子,学成了四不像。我也不愿说普通话,因为一开口就会收到周围射来的异样目光。半学期后,我索性放弃了跟同学们交流。
二
我始终牢记母亲的叮嘱,勤奋学习,插班来这儿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就成了全班第一。倒不是我学习好,只是这里的孩子认真读书的不多。
我的成绩打破了此前周月梅保持的纪录。周月梅是班长,一个胖胖的短发女孩。因为相貌和体形,她长久以来也遭受着同学们的捉弄和嘲讽,于是就把精力全放在学习上,成绩自然好。
新学期,班主任任命我当学习委员,和周月梅搭档管理班级事务。
当然,同学们没什么好管的,我俩也管不了,唯一实质性的工作,是每天放学后留在办公室,协助老师批改当天的课堂作业。
相似的境遇,让我和周月梅成了朋友。办公室只有我俩时,我们就从单纯讨论答案对错,慢慢变成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聊各种话题。
周月梅性格乖巧,喜欢抿着嘴笑,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独处时的她并不是平时低头不语、郁郁寡欢的样子。她说之前听我讲普通话挺好听的,我就问她,现在我的口音像不像本地人了。她说还是有些不像,但再练一学期肯定就一样啦。于是,我就向她请教一些字词的发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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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都舍不得走,故意慢慢批改作业,好让一天中唯一愉快的时光多停留一会儿。
有一次,周月梅忽然扔过来一个作文本,捂着嘴笑:“你看张二拐的这句话。”
我一看,估计是张二拐走神了,把一句“不叫么”写进了作文。
“不叫么”是矿区常用方言,意思是“不对”。
别看平时学生们说话甚至老师讲课都用方言,但在作业中必须用漂亮的书面语。把方言写进作文,是一件很土气、很丢人的事。
我陪着周月梅一起乐,意犹未尽时,我说:“要是用方言写一篇作文,那肯定更好笑。”周月梅说:“要真有人那样写,绝对比笑话还好笑。”
我拿过我的作文本,激动地说:“我写一篇,你看看。”说完,我飞速写了一篇小作文,把这大半年学会的本地方言基本都用上了。
写完给周月梅看,她只读了头两句,就仰起头捂着肚子大笑,随后在东倒西歪、眼泪四溢中才读完。
读完过了好久,周月梅才冷静下来,她说,我的有些用词还是不准确。也许是觉得特好玩,她也即兴提笔,用方言写了一篇作文,随后给我讲解,什么语境应该用哪个词。
那天我们批改完作业,天已经黑了,我和周月梅在校门口饿着肚子道了别。但我由于太兴奋,忽略了一件事,我那篇用方言写的作文忘了撕掉,和别的作业一起放在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了。
三
第二天,语文老师把我这篇小作文拿到课堂上念,引发了哄堂大笑,我羞得把头埋进桌斗里。老师却猛拍桌子,训斥大家:“有甚可笑?你们谁能把作文写得这么活泼有趣?”
我有些意外,慢慢抬起了头。
语文老师扬着我的作文本评价说,这篇作文多处以方言代替华丽的辞藻,反而有种特殊的意趣,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总之,这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难得的佳作。
老师认真的表扬,让教室里安静下来,学生们开始相信,把粗糙的方言写出来,并不是丢人的事。
我坐在那里,心情由起初的委屈,慢慢变成了得意。我趁机大胆地回了老师一句:“周月梅还写了一篇更好的。”
“哦?”语文老师感兴趣地问周月梅要,周月梅就把她那篇作文从桌斗中取出,红着脸交到讲台上去。
语文老师一边念,一边点头,念完后更是大加赞赏一番,用手敲着作业本说:“看看我刚读的这两篇作文,多么富有文学性。再反思一下你们写的东西,凑了一堆自己都搞不明白意思的词语,简直味同嚼蜡。”
我和周月梅都不懂什么是“文学性”,但随后发生的事,让我俩知道,用方言写作文是条光亮的路。
语文老师把我和周月梅的那两篇作文改了一下,寄到县城去了,他说县里正举办小学生作文选拔赛,这两篇肯定能入选。
一个月后接到通知,那两篇作文让我们小学获得了一个赴县城参加作文竞赛的名额。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宣布这件事,言辞之间满是对周月梅和我的夸赞,说我俩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如果参赛获奖,那将是整个矿区的喜事。
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语文老师更欣赏周月梅的那篇作文,因为她驾驭方言的能力更强,而我的一些用词还是显得牵强。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定周月梅代表学校去参赛了。我斜着头向周月梅看去,她正满脸通红,低头坐在那里。
四
去县城,对矿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不亚于早年间的人上一趟北京。
这里的大人终年赶着骡子跟煤矿打交道,挣钱倒是多,但都不知道怎么花,也没地方可花。小孩子除了上学,就是拉着黑黢黢的羊去坡上放。
去县城,那是出了大事才考虑的,很多人得了重病也只上隔壁镇子的医院。而现在,矿区小学要选派一名小孩去县城参加比赛,这绝对是光耀门楣的事。
那天下午,我和周月梅照例留在教师办公室判作业,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她是因为激动和害羞,我则是因为心怀鬼胎。
判完作业,我们出校门告别。看着周月梅走远,我又返回学校,来到语文老师宿舍,跟他谈了半个多小时。
我跟他讲,我年龄虽小但经历丰富,跟随母亲去过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也去过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见过冬季干涸的黄河河床,也在夜晚的海滨听过如雷的涛声,我知道火车是有厕所的,甚至见过飞机从头顶飞过。
我还滔滔不绝地细数自己看过的书,甚至把武侠小说和连环画都搬出来了。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师相信我能写出比周月梅水平更高的作文,我想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
这番自我介绍让这位山村教师听得目瞪口呆,然后,他望着窗外发起了呆。
但我没讲出我渴望这份荣誉的真正原因——我的母亲更需要它。我清楚母亲比我更想离开这片矿区,她是因为继父能供我把书读下去,才忍受煎熬,留在这里。这份荣誉我想替她挣回来,我想让母亲知道,她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
语文老师并不知晓这些,他只是隔天在课堂上简单宣布了一下,说我勇于自荐,学校了解到我的写作水平更好,决定派我去参赛。
我能从周月梅那张回归到寡欢的面孔上看出她的伤心。那堂课结束后,她不再和我说话,下午一起判作业时,也没有讨论,更不会指出我的错题让我改了。判完作业,她就匆匆回家,不做半点儿停留。
我心中充满了愧疚。
好在母亲知道我要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后,当时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我在左邻右舍间奔走相告。看着母亲高兴的面容,我对周月梅的歉疚就一扫而光了。
出发去县城的头一天,母亲特意买了一大包饮料和零食让我在路上吃,要知道,平时她可是一毛钱都舍不得多花的。
上县城是一位教低年级的男教师带我去的,清晨从路口坐上班车后,我看窗外灰蒙蒙的矿区,到处都是煤山、骡子、满面煤灰的矿工。我望向远方,朦胧的太阳即将升空,再过几小时,就会看到久违的色彩斑斓的城市,我内心忽然坚定了起来!
班车在曲折的马路上左转右拐,我环顾满车陌生而沉闷的大人,心中更加坚硬而冰凉,仿佛自己已经告别了天真的孩童时代,也成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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