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那个每天围着住宅楼转圈的退休老人，他夹着一叠报纸，又停在我的后窗下，苍白的头凑近煤气管道。他起皱的鼻子发出空洞的大声响。最后他撑起腰，重复那不止一次的感叹：坐在火山口上啊!

　　我不自觉地站起来，我拿着笔起身，环视我的家，巡查了我周围的每一个“火山口”，我确信，它们现在无害而安详。

　　很多年以前，我以一个孩子的高度看见大人的手。它在高处握着切菜的刀，刀在砧板上均匀响亮地起落。我再抬高一点，看见从刀的外侧有一块块细白的土豆片翻开来，浆水闪闪。看过了土豆片，又去看大人的手，那一排手指蜷曲着，直抵刀壁。我心情不平静地走开，可能走到院子里，可能靠在暖气片上，我总是重复地想：为什么刀不会切到大人们的手指头呢?

　　今天，我不仅能熟练地使用菜刀，还在我的家里同时监管着六只水龙头，三个煤气开关，一只煤气卡式炉，十多个电灯开关和十来种电器，我管理着我自己的家。我控制着隐藏在四壁里的电。老话都说水火无情，因为有这种老话的时候，还没有煤气和电。它们更罪恶于水火。现在，它们几乎是永动的，源源不断地通过包围了楼房的各自管道，由外面的世界乖乖地被引到每一个家庭里，与人和平共处。我们的房子能有几个小时被阳光照暖?每月能有几天被雨水淋湿?是这些管道无时无刻不在地围绕，保证了我们的生活。

　　人生依赖着惯性，越来越少疑虑。我没听见谁问过我，我们是怎么样与危难相处。物质没有害人的本意，但是火要走，水要流。

　　我打开抽屉，那里面有剪子和刀片。碰到阳光，它们在抽屉开启的一瞬间耀眼发亮。墙角有一支枪管生满红锈的汽枪，它能发出小颗粒的铅弹。那些子弹装满了几只盒子。然而，这支汽枪只发射过很少的铅弹。它只打穿过树叶，打中过苹果和两只小型老鼠。

　　我去药店买安定片，怕麻烦，又怕被脏手数药片，就直接买了一瓶，整整一百片。另一个买药的女人大惊小怪，惊异使她的眼睛几乎失去了视力：哪能这样卖安定呢?这样卖是不可以的!医生是要负责任的。听到她这样说，卖药的人也显出不安。我看着她烫得很怪的发型，我问她：你每天都听到吃整瓶安定片自杀的事情吗?

　　我们的生命，由我们自己珍惜尊贵着。它是人生命之茎上最新鲜的、唯一的一枝黄花，一枝受到折损就再也不能复原的黄花。几十年高举一枝花，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我们还愿意举着它。无论走到多么远的地方，我们总还想回到家，想用煤气炉煲骨头汤，用自来水洗涮可能感染了农药的青菜，用刀裁出整齐的纸张。我们小心地出门，左右看着满街的车辆和红绿灯。

　　物质是不坏的，水、电、火、刀子和煤气都好。是人的误差和恶念改变了它们。

　　有一个高大的美国黑人，喜欢穿一条迷彩裤坐在街头，捧读《圣经》。他的目光从《圣经》中升起来，总是看见有青少年在他附近一处简陋的旧木房里吸毒。他的军用皮鞋走过街道，站到木房中间。黑人点燃了房子。在熊熊的火里，他带着自豪走出来。他告诉当地警方，是他消灭了当地最坏的毒品交易所。他把这叫作：一根火柴解决问题。他以为只需要一根火柴，吸毒这种罪恶就势必跟着火红的木房烟飞灰灭。

　　我看着我的手，我记得小时候，我是专门学习过用火柴点煤气的。学了很多天。我曾经非常害怕那种紫蓝色的小火柴盒。我的手从盒里拿出一根火柴，像拿了一团火苗。我爸爸就在后面催促我。他说：划，划，划呀!那些火柴盒上都注明“安全火柴”的字样。但是，我把握不好划火柴的力气。虽然只要最微小的磨擦，就能把它变成一团火。

　　是什么东西使静卧着的刀刃浮荡出了杀气，使冰凉的枪口焦热生烟?毫无疑问，那东西是从人的意念中升起，促使这些平静地横列在静物之中的物品凶光毕现，对准了人，对准了不堪一击的血肉。

　　二十年前，与我邻县的一个知青因为受辱，用劈柴的长把斧头砍下了另一个知青的头。听说，他拎着那头去投案的时候，脸上笑着。几年之前，有一个朋友，盖上厚重的棉被，割破了自己的动脉。在拿起刀片赴死之前，她曾经把家里的地板擦得一尘不染。人们发现她死掉的时候，风还没来得及把地板边角里的潮湿水汽吹干。正像大人们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菜刀割不到手指头的原理，死，更加没有条理和章程可循。它突然就降临了，借助着刀刃和枪口，突然就夺走了正开放着的生命。

　　神话中说，妖怪们能闻到空气中弥布着的杀气。事实上，军火仓库在加着几道重锁的时候，它只是一列房子。虫、蝶、蜂、鸟上下飞舞着，它们都不能理解什么是军火仓库。它们能比人更敏锐地感觉到火山喷发和地震来临的微小先兆，却绝不能预知和理解轰隆隆地插入和平人群的战争之刃。

　　锁落在地上，铁门四开。犹太人刚刚见到德国人端起枪时，他们也不会想到那枪是对着他们的。毁灭和杀戳的韵律埋藏得比地火还深，行走得比熔岩还快。

　　在我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候，我的头顶还是全蓝的天。写到中间，窗外已经满目积云。风也起来了，花木的每一枝条都在摇撼。风从我的窗口穿过，又进了别的窗口。我不知道从现在起，两个小时之后会再发生什么。中国的古人说，六月的中原也会落鹅毛大雪，可能有流星雨，可能有星球相撞，可能有不可知的一切。

　　因为死是不死的。

　　山坡上走满了羔羊。风向东，羔羊就向东;风转向北，羔羊便拥向北。放牧的人乏困地歪在草浪上，闭着小眼睛，他说：丢不了，反正都在这块草甸子上。牧人的小眼睛能见到十里以外的白亮的水，却绝不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的燃起的火。而这世界又何止百里千里。取了牧人的眼睛，也许他哭着，还能吆喝自己的羔羊，摸回在风中扑动的毡房。给牧人一百只眼睛，他也不知道草原之外的事情。再给他一百颗心，他也不能理解日益发达的人类之内的神秘。牧人是一颗黑豆，他的经验只是豆中间的白脐。草原上那些像毛发般生长的草，随时能大片大片地撩起。人只是草原上一棵脆如滴水、没有再生能力的独枝黄花。

　　一根火柴不止能解决一间木房。它可能解决这世界上的全部。

　　就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在电视里看见中国的记者在落满白雪的萨拉热窝采访。那些被采访者，我好像认识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那种苦涩呆板谨慎的脸，我是见过的。他们向中国记者小心审慎地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意见。一个人只要向后退出一步，就是炮弹留下的深坑。他们的担心多过渴望。我的确认识他们。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惊慌恐惧过，事因虽然不同，但是它撞击过人之后，残留的擦痕是互相认识的。就像血是红的，伤口会感染，会蹦跳着疼痛。

　　在镜头的背后，是在圣诞之夜匆忙赶路的市民。其中一闪而过的有一位中年女人，携了两个孩子。前面的女孩抱着个大公仔。在后面乐颠颠奔跑着的小男孩，明晃晃地搂着一支玩具机关枪，黑色的。枪身似乎比他的小身体还长。那男孩子笑得多好。可惜摄像机镜头没有跟踪那支枪。他们是为了采访和平才去萨拉热窝，镜头执意地想对准和平。

　　人们不会停下工作去责问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还是要买枪?

　　换了我是那个孩子，我会辩解：这不是枪!圣诞了，我需要一件玩具。

　　换了我是大人，我不会因为许多人都死在枪弹之下而夺走那男孩手中的塑料玩具。虽然，它太显眼了。尽管镜头虚掉了背景，人人能看见那是枪，上下晃动。抱枪的孩子兴奋地窜着。玩具不断地被塑造成杀人武器，事理好像含糊不定，恍惚无着。

　　人是动物，动物离不开自卫和掠夺。它需要武器使自己威武无敌。极端的时候，它用武器消灭对手。事情就是这样。

　　早晨，我用剪子剪下了花盆里生出的一绺蒜头的青苗，它齐齐地跌落在盆外的地砖上。它的光泽一点点地褪去。但是，辛辣的气味还不散，附在剪刀上。我中午又用剪刀，洗了两次，辣味都不散。有一天，这世界上没有蒜头这种东西了，它灭绝了，再也不能盘在沙子盆里，不能生出青的蒜苗来。但是“辣”的意思还要存留。这个字还会印在辞典上。它的味道将通过人们的口头传诵而延续。

　　没有了利器、火焰、枪弹，也就没有了能在顷刻间消灭一些事情的含义。几千年了，总是有人站起来声讨它，说它是恶的。偏偏有另外一些东西在失散灭绝之后发生。这柔软绵长的力量超越了死，牵连起一些生命与另一些生命，使它们之间手搭上手。从蒜苗到人，从人到其它。这是比死顽强的东西。

　　一个女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女孩说，她无论在什么时候，哪怕在深夜里猛然醒来，也都能马上闻到空气里母亲的气味，好像母亲就在那儿，永远不走。从那味儿中，她体会到了母亲对每一件小事的意愿。

　　那是什么东西?躲在什么地方呢?女孩盯住我问。

　　死亡也拿不走它。多快的锋刃，多大的险恶也取不走的黄花的气味。也许我们眼前的物质太多、太杂乱，我们看不见它。

　　有一种潜隐的力量，让杀戳与宁和交替。我看见那力量活着，它还没有完全丧失掉信心。它还袒佑着人，它使任何季节都有一朵朵黄花滋生开放。那力量像血液，正通过我们举着花朵的右手。

　　199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