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父亲带着我们还很年幼的四兄弟回到河南豫东老家，到1974年春末，我们兄弟相继离开，在黄泛区的豫东老家，我们生活了整整十二年。那是一段艰难苦恨的岁月，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四兄弟艰难地成长起来。

　　回到父亲魂牵梦绕的家乡，我们一家经历的苦难几乎是一波又一波，从未停息过，用屋漏常遭连阴雨，破船总遇顶头风来概括，是没有丝毫夸张的。先是父亲回老家开了不到一个月的诊所被取缔，接下来是居无定所的无数次搬家，接着65年又遭遇了特大水灾，去南阳逃荒要饭，再就是……我不准备在这里痛诉那段苦难岁月里一桩桩一件件我们经历过的事，但我还是要回放一下那些让我抹不去的困苦。父亲满怀希望和信心申请下放豫东老家的最大目的，是开办一家医疗诊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尽点绵薄之力，尽可能解除他们一些病痛之苦。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诊所被取缔啦，安家的钱打了水漂。大半辈子从事的医疗事业，由于父亲对政治形势的误判，终于灰飞烟灭。从未下过地干过农活的父亲，只能从此接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命运陡变。解甲归田的日子远不如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浪漫。

　　1965年一场仅次于1942年黄河泛滥的水患汹汹而至，大水漫灌，数月不晴。父亲送走两个小弟弟寄居在道湖二舅家里，我们过了两个来月每天领救济粮的日子后，父亲遂领着四姐和我踏上了逃荒要饭之路。有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命中注定，我的一生必须有逃荒要饭的这段历练，否则我难以成长呢。近八个月的乞讨生活，差点就让我误以为逃荒要饭就是我想做个做稳了奴隶的职业生涯。逃荒回到被父亲苦中作乐戏称的五柳之家，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父亲和四姐及我，我们仨靠在那间已被上了锁，进不了门的五柳之家的外墙上，拥着一床破棉絮御寒。我便真正懂得，什么是居无定所，什么是何以为家，什么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要尽快找一处栖息之处，哪怕是茅棚草屋也好，从那晚开始遂成了父亲和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第二天找到了时任队长的齐继忠，他让高仁义师傅协助我们在他为我们指定的宅基地上搭了一间高粱秸秆的茅棚。并许诺我们秋收后，队上派人帮我们盖一间土坯茅草房。然而齐继忠麦收后不久，他的生产队长就被大队给撸掉了。

　　许多年后，当我自己真正拥有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我把父亲接到我身边。父亲拍着客厅里的长沙发对我说，这沙发里面填的是什么东西，咋这么脏呢?我们接父亲的问话。我坐在父亲身边说，假设当年我们从南阳逃荒回到豫东老家，齐继忠他没有在麦收后被人撸掉生产队长的头衔，他会不会应允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真正在秋后帮助我们盖间土坯草屋呢?父亲和我都沉默了下来，过了许久，父亲叹息一声说，那就难说啦。当然我那会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那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毕竟我们在那个匆忙用高粱秸秆搭的茅棚屋里又度过了三年多的光景。

　　1966年麦收后，两个弟弟在道湖寄居快两年后，父亲还是只能将他们从道湖接回了河南豫东老家。那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正从党中央的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而来，而且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我们家首当其冲的是母亲。母亲因在长沙163医院做保姆，163医院是部队医院，部队是讲究政治身份的。那时母亲她们做保姆首先要通过政审，但当时那个军医家刚生下孩子，急需保姆，母亲遂通过先于她在163医院做保姆的熟人介绍，就去了那个军医家。因母亲勤奋善良及精心带养那家孩子，那家上下都喜欢母亲，认可母亲的工作，尤其是那个母亲带养的孩子几乎只认母亲，他们家也就没报备并补办母亲的政审。这政治风声一来，母亲因父亲国民党军医的敏感身份，那家军医就只好婉辞了母亲。

　　当时，我二姐已下放江永一家国营农场。母亲被辞退后正发愁时，三姐也经人介绍，被招进了株洲一家塑料厂当学徒工。这样母亲便回到株洲大姐那里，想继续找份做保姆的工作，也想和大姐商量把道湖两个弟弟接到株洲一起生活。但大姐是单身职工和另一位同事住一间房子，绝无可能再分到房子让两个弟弟也搬来同往。租房子又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在南阳逃荒时，父亲也曾动过心思想和吕老伯做儿女亲家，把我过继给那个村庄无儿的张老头家，但遭到了母亲的斥责。父亲认真反思后，认为既然回到老家已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把弟弟们寄养在道湖也好，领着儿女逃荒也罢都是生存的权宜之计，决不能长久。于是我们逃荒回来后，父亲就把盖房子安居下来作为了头等大事。

　　秋收后，父亲即刻找到猫鼻子队长要求队上安排劳力帮助我们盖房被推诿后，父亲考虑豫东老家冬天太冷，我们栖身的秸秆棚四面透风，怕两个弟弟受不了，于是决定来年麦收后再去道湖接回两个弟弟。父亲似下了决心，既然命运把他的后半生，把我们兄弟都安排在豫东农村，那就认命吧，再艰难也要生活下去，豫东不是也有千千万万的乡邻们都艰苦卓绝地生活在这里吗?大家都能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我们的宅基地是位于村子最西南的一小块空地。宅基地前面就是大队的畜牧兽医站，宅基地后面是牲口马厩。宅基地西南面是一口不大的水潭，这是口季节性水潭，春夏雨水足，水潭的水几乎是满满的，秋天连阴雨时，水潭有一半水，到了冬天水潭则干涸了。宅基地的西面就是生产队西洼地，茫茫一片，地势低洼。1965年那场水害，这西洼地是汪洋泽国，水深没过头顶，去场院掏麦秸喂牲口要浮水或扎筏子。逃荒回来，我们在场院住了三天，宅基地的秸秆棚四围和屋顶糊的烂泥干透后，我们就搬了进去。反正没什么东西，一路逃荒一床铺盖卷已成烂棉絮，一身换洗的衣服已被挎的藤篮磨破。把从五柳之家的锅碗瓢盆一箩斗挎了过来，把从队上预支的几十斤红薯干背进屋，用搭棚子剩的高粱秸秆当柴，点火烧锅煮紅薯片，干稀一锅出，老家的生活又接续上了。

　　二弟从三伯家也回了窝棚，他要考初中了，还是位于逊母口镇的太康第八中学。三伯夸二弟，家里一盏煤油灯，几乎是二弟的专属，夜夜挑灯温习功课，考学怕没啥问题。麦收后，我陪同二弟去逊母口参加初中招考，十几天通知下来，二弟也考取了初中。只是二弟入学不久，“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一学期书未读完，学校就停课了。停课也好，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吧，我已能挣五个工分，顶得上半个劳力了。二弟刚下学，队上只给四分工，他小我两岁，但个头比我高，干活比我行，几个月后也能拿五分工了。这样父亲的工分由六分升到了八分，四姐每天也拿到了六个工分，我们四人顶得上两个整劳力。我们天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尽量争取不要再拿钱去生产队买基本口粮。何况母亲一时半会又没找到保姆的活，大姐的工资每月挤出10元钱继续负担两个弟弟，剩余的和母亲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再也不可能还有钱替我们向生产队买口粮啦。总之，比之我们刚回豫东的窘迫，苦难的生活明显地改善了一些。

　　1967年春天，父亲从长沙把两个弟弟接回了豫东老家，因从二舅舅家转寄到母亲未出三服的本家另一个舅舅家，两个弟弟被虐的生活境况也改变了一些。道湖的寄居生活虽依旧清苦，但毕竟道湖在江南，不像豫东老家的生活粗疏将就，两个弟弟虽仍然清瘦，却也抽了条，长高了些。一家六口蜗居在秸秆窝棚里，日子照样是艰难的，但我们四兄弟都在一起啦，彼此无牵挂，生活是不是又进了一步呢。三弟小学五年级快念完了，他在道湖完小学习成绩很好，小弟弟读二年级，成绩也很好。父亲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张君白小学读书，但三弟死活不肯读书了，他一是因家里太困难，二是觉得张君白小学也读不出个啥名堂。父亲抝不过他，也就只好随他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回过头去想想，父亲一直比较重视读书的，为何那时就随了三弟呢。是迫于家庭困难，是入乡随俗，看老家大多家庭女孩读到初小，男孩读到高小就都回乡务了农呢;还是自从开的诊所被取缔，彻底灰了心呢?兜兜转转大半辈子，最终九九归一又当上了庄稼汉。但这是父亲自己误判政治趋势而落下的命运结局，又能怪谁呢。我这辈子一直在解读父亲，父亲生前也和我交往得最多。无疑我们交谈的中心话题，是对他自1962年决绝地申请下放河南豫东这后半辈子，命运陡转抉择的对与否。但我们始终观点相左，看法不一。实在遗憾，我的读心术这门课程是不及格的，我感觉我始终就没能读懂父亲。人是这世间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即便是父子也很难读懂彼此的。

　　后来我们家除最小的弟弟仍在读书，父亲和四姐及我们三兄弟，都参加到生产队劳动中去了。随着我们家全情投入生产劳动，我们家的工分已够分回我们的口粮了。倒欠生产队的历史结束后，慢慢地我们开始有了盈余，只是那时工分不值钱，一个整劳力一天挣十分工也就只能抵一角钱左右。低产量高投入，费时费力却没啥收入，那时豫东老家的现状就是如此，日子仍旧艰苦和艰难。

　　狗鼻子队长抽到大队当了干部，生产队会计齐继贤继任了队长。这是个能为社员着想，能为生产队发展谋划，也能体恤贫苦的好队长。在他的带领下，原生产队单一造草纸的副业，又增添了轧棉花和榨油两项副业。而这两项副业又正好连在一起，并且在时间上正好接续造草纸的副业生产。麦收后，用打下的麦秸秆沤烂榨浆沥水等工序来造草纸，一般到秋粮收割就告一段落了。而轧棉花和榨油正好是秋粮收割后方才开始的。轧出的棉花上交政府，脱下的棉籽便开始榨油。那时，豫东农村把棉油当作炒菜和炸东西的主食油，当然也用来点灯照明。而轧花一般到年底就完成了，榨棉籽油则可以榨到麦收之前。全年有了一项不停止的副业，生产队有了些收入，变几个现钱分给社员了。慢慢的我们家到年底分红由最初的十多元到最高的七八十元，一年的油盐酱醋和年底扯几丈粗棉布添置一身棉衣裤就不太犯难了。

　　1967年麦收季节一告结束，我们三兄弟每每收工后，仍不歇息，我们就到洼里用架子车拖土堆积起来准备筑基垛墙盖屋。我们先丈量出屋基，又去砖窑购买些碎砖夯在基脚里，然后把麦秸秆掺在土里和熟，再用铁钗一钗钗地垛墙。在基脚四围垛一轮掺有秸秆的熟泥，等日晒风吹熟泥垛的墙半干后，就用铁锹铲平。然后又垛上下一轮，一轮轮垛上去，够不着了，就一个站在上面接泥团，一个在下递泥团，三个月后我们兄弟垛的墙竟然有模有样成了一间土房子的雏形。等过了年，开了春，泥墙干透了我们从集市买来横梁，檩子和椽子，以及大马钉，比葫芦画瓢，按图索骥盖好了屋顶。等麦收一结束，我们就把分得的麦秸秆浸上水缮成排盖在钉牢的房椽上，屋顶上。然后再在房顶抹上同样掺有秸秆的烂泥，抹平，一间土房子便在我们三兄弟手中落成了。

　　我们三兄弟没请一个人帮忙，没耽误一天上工劳动生产，利用下工的间隙，用一年的时间，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智慧，终于盖起了一间像模像样的土墙草顶的房子，那份自豪和高兴是实难形容的。关键是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在豫东老家安居啦。生产队的人都啧啧称赞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三兄弟真是好样的。队上有个半吊子挖苦我们是穷发财，高仁义对他呵斥道，你也去试试，看你这熊样，穷也发不了财。穷则思变，的确我们回到豫东老家是穷怕了。

　　穷得逃荒要饭，穷得很长一个时期，家中连点灯的计划煤油也购不回，只能摸黑，早早上床睡觉。穷得经常煮面条的盐都要去邻舍家借，有次借盐抓错了，误把明矾当成盐放进锅里，一锅豆子掺红薯干的杂面汤，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穷得买不起柴草，烧不熟一锅面汤，半生不熟也要吃下去，吃个半饱还要下地干活。穷，我们住的秸秆棚，到了冬天五面透风，何来五面，四围加棚顶。夜晚我们一家拥着一床破棉絮，上面遮不住风，下面铺的秸秆穿梭着风，我们一家搂在一起还冻得上牙磕下牙，颤抖不已。春天到了，春雨不歇，夏天到了，夏雨滂沱，秋天到了，秋雨连绵，冬天到了冬雪飘飘。秸秆搭的茅棚往往是外面大雨，棚内中雨，外面中雨，棚内小雨，外面雨停了，棚内还滴滴嗒嗒漏个不停。当雨水漫灌时，常常是鞋飘如船，铺盖透湿。一到雨雪天，父亲便连夜枯坐，怕棚顶垮塌，四围冲垮。这便是我们在豫东老家苦难生活的真切写照，无丝毫夸张。

　　解决了住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烧锅的柴草。当时豫东老家因一年两季，麦子不够塞牙缝，秋粮便选那些高产的作物来种。除高粱玉米，红薯是首选，但秸秆要喂牲口，红薯叶要晒干留着春荒时下面条和拌红薯面吃，红薯藤要喂猪。烧锅的柴草除了秋后的棉棵就只能割青草晒干烧锅用。割草只能是在夏天割青草，而且还只能是中午下工后赶紧去割一小梱草。下午下工太阳一落山就看不见割草了。四姐没回长沙时，总是我领着二弟和三弟一起在中午收工后去割草。后来四姐回长沙去啦，我要做饭，中午顶着太阳下地割草就全靠二弟和三弟俩。割草一般都在玉米高粱地里，而且还要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因为村庄附近都被人割走了，而且村子附近的红薯地里的草也长得不深。中午太阳正当头顶，炎热难当，一般人都要歇晌午。这时便是我们兄弟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磨快利铲，躬身进入高粱玉米地里，唰唰唰，每割一小块就钻出来透透风。因为高粱地和玉米地，密不透风，里面太热太热。估计有一梱了我们就要捆绑好，赶紧回家站在门前平地上，因为吃了饭要洗去一身泥尘沙土，下午还要上工。割草是极辛苦的活，草有时会连根拔起，要将泥土抖掉就会抖一身的泥土，甚至是沙尘还迷了眼睛。这种草的火焰还不足，很不经烧。

　　这样我和三弟便开始去将近三百里的禹州市拖烟煤回家烧。第一次是我和本村同学张长德及他们两个邻舍一块去的。我个子小劲不大，一架子车拖六七百斤煤还十分费力。张长德个子高但身材瘦，他能拖一千斤。去时一路我们说说笑笑，吃干馍喝凉水，晚上住三角钱一晚的骡马店，也没觉着辛苦。但拖煤回程，就只能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没有气力说笑了。煤拖了回来刚开始不会烧，用柴草点燃，拉动风箱，那煤却不起火焰。有次我急了，半煤半柴草，使劲拉风箱，烈焰腾空而起，直冲锅底而且飘出炉膛，别提多带劲。一会一锅红薯就蒸熟了。我喜出望外告诉弟弟们如法炮制，二弟更聪明，他把烟煤稍许洒点水，用厚厚的柴草引燃后，那煤火吐着烈焰在锅底欢快地舞动着蓝紫泛红的火光，把烧锅的人也映得脸膛红光闪闪。于是我们烧锅的难题又解决了，而且冬闲时去拖两次煤就够一年烧锅的燃料啦。

　　一路拖煤的辛苦是一言难尽的。拖一次煤往返差不多六百里路，除晚上住骡马店，整个白天都要紧赶快跑，一天至少要走十二个小时百多里路。拖一次煤顺利的话六七天，遇雨雪天就要十天半个月不止。从家门口往许昌一百多里，全是平路，还好走。但从许昌往西到禹州市煤矿却都是弯弯的陡坡山道，路极不好走。上坡要躬身低头，勾着脚趾往上爬坡。下坡更难，身体要扛着车身，别让惯性把你推得太快，握不住车轩就会把你冲下悬崖。我和三弟后来为落户长沙道湖，拖煤卖给砖窑筹钱时，一次我就差点冲下悬崖。我由于身板瘦小，挡不住车身，要不是三弟快速冲到我身旁拖住我的车轩，用身子使劲扛住车身，我早已去见阎王爷去啦。哪还能在这里描述那段苦难的成长岁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