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诗与歌从来都有着天然关联并且不可分割。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都被配上或优美动人或凄凉哀怨或激昂壮烈的曲调，被人们世代传唱。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我父亲臧克家是诗人，自幼喜爱诗歌。他24岁写于青岛大学的诗《默静于晚林中》，刊登在1929年12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恒河》周刊第19期上，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从此，在诗歌这块沃土上，他笔耕不辍，直到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以99岁高龄驾鹤西去。据我所知，他的诗作，曾被几位中国的大音乐家、作曲家谱成歌曲，流传于国内外。下边，尽我的记忆和了解，按父亲诗作成歌的时间顺序，一一写来。

　　一

　　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作曲：冼星海

　　谱曲时间：1936年初

　　《老马》写于1932年4月，是父亲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小生长在旧中国农村的父亲，目睹耳闻了多少贫困、饥饿和苦难。诗中这匹老马，是中国封建社会三座大山重压之下，亿万贫苦农民的化身。这首诗，曾经打动了几代人。

　　最早知道这首诗曾被冼星海先生谱曲，是在父亲的两篇文章中。他在写于1979年12月8日的《关于〈老马〉》一文的开头一段，这样写道：“记得1938年，在武汉见到冼星海同志，他对我说：‘法国朋友要我选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配上曲子寄给他，我选了你的《老马》。’”在1980年6、7月间写成的长篇传记体散文《诗与生活》里，父亲对见到冼星海先生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情况，又有过一些记述：1938年4月，应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被抗战激情燃烧着的父亲，三次冒死赴台儿庄战役前线采访，并立即撰写了长篇战地通讯报道集《津浦北线血战记》，7天后即由生活书店加急赶印出版。5月，他与于黑丁筹备组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分别任正、副团长，准备徒步到河南、湖北和安徽三省，开展战地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在汉口组团期间，父亲听说金山同志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当时也住在汉口。而1933年开始与父亲有书信往来的友人王莹，正在其中。就是这次去演剧二队的探友之行，使父亲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先生，得知了先生曾为《老马》谱曲，并将这首歌寄到了异邦。父亲在这篇文章中接着写道，该年7月1日，由14人组成的战时文化工作团正式成立，“我们的文化工作团和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也在潢川汇合了。金山同志他们队里，有不少著名演员、作曲家、音乐家，而‘我们14个’呢，却只能凑合着演演小戏，像《新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再多就拿不出来了。如果演对台戏的话，一定是一边热闹，一边冷落。好在不论能力大小、技巧高低，大家心里那股救亡的热情和劲头却毫无二致”。由此可见，是抗日救国的洪流，使父亲与冼星海先生汇集到一起;在抗日烽火中，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同样，是共同的立场爱憎和痛切感受，令他们笔下的诗与曲联姻。听冼妮娜大姐讲，在有关《老马》的创作手稿上，她父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借老马的被压迫，意示上海劳苦大众的生活。”因此，这首1936年初写于上海的歌曲，被他定为“男低音独唱，情绪表现阴沉”。全歌4/4、2/4与3/4拍交替变换，在打头的歌词上方，星海先生写下了“淳朴地”三个字，为全歌定下了基调。就这样，中国诗人和音乐家作词谱曲的《老马》，飞越了国境和万水千山，在法国生了根。我想，星海先生之所以选中父亲的《老马》，一方面是出于他由衷的喜爱;另一方面，他是想让法国朋友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现状。他一定认为，全世界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的心是相通的，法国人民会理解《老马》的涵义和象征。好的诗与歌，是没有国界的。

　　后来，我曾在父亲珍存重要文件的黑色皮包中，见到过这首《老马》的歌片。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注意具体的作曲时间。更令我后悔的，是当年只将它当作珍贵的文物，却没有唱会它。如今，星海先生和我父亲都已离去，而这张烙印着时代风云的歌片，却还埋藏在父亲的遗物中，没有被寻觅整理出来。所幸的是，刚刚联系上的热情的冼妮娜大姐，不仅告诉了我《老马》谱曲的时间、它早已被收入《冼星海全集》，而且准备将她保存的五线曲谱，复印后给我寄来。我要深深地感谢伤痛未愈的妮娜大姐这一片心意和填补我遗憾的巨大帮助。在接到它的那一天，我会带着悠远的记忆和不变的深情，将它刻印在我的心间。

　　二

　　怀念曲——给回国志愿军

　　把这棵松树栽在这里，

　　留下一个最好的纪念，

　　我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

　　和朝鲜弟兄并肩作战。

　　松树永远不会凋谢，

　　就像我们的友谊一般，

　　松树一年又一年生长，

　　青青的，像我们的怀念。

　　作曲：郑律成

　　谱曲时间：1958年

　　父亲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3月17日，3月1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那时，正值举国欢庆，热烈迎接中国人民的好儿女志愿军归国的日子。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父亲就写了《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四首)》《千万人拍手把你们欢迎(两首)》《亲人回到了北京城》和《爱花的人》等诗篇，他那激动、热爱、自豪和万分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这些诗，仍然能感到那股扑面而来的激情与深爱。

　　得知郑律成先生也曾为我父亲的诗谱过曲，是在今年10月24日。一位多年老友热心地打来电话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60周年，10月23日，北京多支业余合唱团共同举办了“英雄赞歌演唱会”。老友所在的北京育才校友合唱团的节目之一，是女声小合唱《怀念曲》。这首由郑律成先生谱曲的歌，就选自父亲的《亲人回到了我们眼前——欢迎志愿军归国》四首中的最后一首。《怀念曲》，是谱曲成歌时加上的名字。由于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名人，节目主持人特地对它做了重点介绍，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老友寄来了《怀念曲》的歌片。这是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E调，采用了朝鲜族歌曲惯用的3/4拍，与父亲诗作的意境可谓相互映衬。歌的结尾处，诗中的首尾四句被高、低两个声部重复演唱了一遍，加深了情感的渲染，突出了“中朝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如松树常青”的主题。律成先生是出生在朝鲜、后来又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著名作曲家，抗美援朝和中朝人民的友谊对于他来讲，具有格外深重的意义。因此，他为我父亲的这首诗谱曲时，就多加了几重感情，唱起来很是打动人心。他能从当时众多的欢迎志愿军归国的诗作里，选中父亲的这首诗谱曲，同样说明了他们情感的相通。听他的女儿郑小提大姐讲，这首歌是先生读到我父亲的诗后，立即谱成歌曲的，它被收入了《郑律成作品选集》。如今，52年过去，大家还在唱着这支歌，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和人们心中不灭的情感。我相信，这首象征着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歌曲还会被人们传唱下去。

　　当我收到《怀念曲》的歌片时，第一时间就唱会了它。在那舒缓深情的歌曲里，我仿佛看见了父亲与律成先生的微笑，看见了万万千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鏖战和英勇献身的战士们的身影，也看见了那一棵棵栽种在朝鲜大地上如今依旧青翠的苍松。

　　三

　　反抗的手

　　上帝

　　给了享受的人

　　一张口;

　　给了奴才

　　一个软的膝头;

　　给了拿破仑

　　一柄剑;

　　同时，

　　也给了奴隶们

　　一双反抗的手。

　　作曲：王洛宾

　　谱曲时间：1995年7月5日

　　这是父亲写于1942年的诗。诗中，他用一连串的排比，凸现了显而易见的主题。父亲在这一年间，曾接连写了三首有关“手”的诗：《手的巨人》《反抗的手》和《手》。它们相互关联映照，讴歌了被压迫民众的觉醒和他们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力量。

　　王洛宾老人为这首诗谱曲，源于一次难忘的会见。1995年6月30日，这位著名作曲家、“西部歌王”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成功地举办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专场音乐会。第二天，他就由我父亲看着长大的近邻、《北京日报》副刊主编李培禹陪同，敲响了赵堂子胡同15号我家旧居的大门，来看望神交已久的老诗人。1913年12月在北京出生的洛宾老人，小我父亲8岁，因此，他称我父亲为“艺兄”。抗战时期，当我父亲忘我地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时，洛宾老人也战斗在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段相近的人生经历，牵出了绵长的话题。洛宾老人回忆说，早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爱父亲的诗，《老马》《春鸟》等名篇，到现在还背得出来。虽然数十年间辗转了许多地方，但对艺兄诗作的关注和热爱丝毫没有改变。我父亲平时很少欣赏歌曲、音乐，却久闻这位著名音乐家、作曲家的大名。他对洛宾老人说：“你的歌有翅膀，它们是歌，也是诗。”两位耄耋老人的交谈亲热而知心，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和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问题。他们的观点与见解那样相同。热情的歌王激动地说：“我即兴为您的一首诗谱曲，唱给您听听?”他随即从父亲的诗作中，选了1956年写于青岛海滨的短诗《送宝》：

　　大海天天送宝，

　　沙滩上踏满了脚印，

　　手里玩弄着贝壳，

　　脸上带着笑容，

　　在这里不分大人孩子，

　　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儿童。

　　这曲谱于旧作带着少数民族风味的新歌，赢得了一片掌声。洛宾老人接着神情庄重地说：“我要再为您的诗谱一首曲子，一定会更好的。”在客人即将离去的时候，他们相互赠送了作品集。两位老人的手再次紧紧相握。那段时期心脏一直不好的父亲，依照惯例，一直将客人们送到大门外。他与洛宾老人互相搀扶，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于是，一张执手相送笑意盈盈的照片，定格在那个生动感人的瞬间。这次相谈甚欢的会面，被两位老人和在座者深深地印在了记忆之中。四天后在厦门，王洛宾将父亲的诗《反抗的手》谱曲，完成了他的心愿。这首D调、4/4拍的歌，结尾处高亢有力，烘托出诗的主题。它，不仅是词、曲作者一见如故的友情的继续，也是他们情感与意志契合的见证。几个月后，1996年3月14日，王洛宾老人走完了他与音乐结缘相伴的一生。培禹感叹：“这首《反抗的手》，恐怕是这位著名作曲家的最后创作了。”这时正在住院的91岁的父亲，在重病中再三叮嘱家人：“我要尽我的意思……”他为千里外的朋友，送上了洁白的花圈……

　　这就是三段我所知道的故事。我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写出了父亲的诗作被名家们谱成歌曲的情况。三首诗，三支歌，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诗作的主题与意境不同，歌曲的风格、曲调迥然相异。从中，我看到，诗与歌的作者是战友、是同志、是兄弟，他们怀揣着祖国和人民，无论是在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是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的目标和立场一致，爱憎和感受相同。因此，不管是素昧平生，还是一见如故，都会结下这诗与曲联袂成歌的缘分;而这歌，唱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从中，我听到，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歌，数十年后还在民众中传唱不息。因为，它们表达了人们共通的情感和诉求，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和对那段历史不曾忘却的记忆，也寄托了子孙后代对这些有着杰出贡献的先辈们的深深怀念和崇敬的感情。

　　现在，文中提到的四位父辈都已先后离去，2010年10月8日，又是我亲爱的父亲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我特写此文，表达我对他们深切的热爱与缅怀之情。他们的诗与歌，将与他们的精神和事业一起，存留在人们心间。我想，在他们已经聚首的天堂中，一定也会响起他们共同撰写的旧曲新作的旋律和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