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知道，祖父在肉上没亏着嘴。他吃的肉不用票买，是老天无偿供应的家雀肉。

　　祖父不是好捕鸟么，鸟儿要吃粮食的，捕多了养不起，他就把其中的家雀烧了吃。因为笼中的鸟儿，灰突突的家雀居多。祖父怎么弄死家雀呢?他来到鸟屋，打开鸟笼门，手伸进去，逮着个傻乎乎胖嘟嘟的家雀，将翅膀别住，紧紧攥住，然后运足力气，投铅球似的，“啪——”地一下，奋力摔向西屋钢铁般的墙壁。家雀瞬间头破血流，一个跟斗栽下来，呜呼哀哉了。祖父每次大约摔上两三只家雀，然后提着它们去灶房，放到金红的火炭上，手持炉钩子，小心地翻转着。也就十来分钟吧，家雀熟透了。剥开它身上被烧得黑乎乎的表皮，嫩红的肉就蓓蕾般地露出来了。将它胸腹处的内脏掏出来扔掉，在盐巴上轻轻一蘸，就可以吃了。家雀肉的香嫩，是其他肉无法比拟的!祖父说这世上最好的荤腥，一个是鸟儿，一个是鱼儿。它们一个不停地蹦跶，一个不停地摆尾，通身活肉，美味异常。小叔走了后，我常去草房，发现了祖父吃家雀的秘密。为了封我口吧，他偷着给我烧过几次家雀，嘱咐我不许声张，说是让人知道不好。祖父与我吃家雀时，总是把乳白的脑抠出来给我，说是我吃了它，脑袋就灵光了。在他眼里，我是个笨女孩吧。

　　祖父爱鸟，可他摔家雀时的模样，实在可怖。所以每回吃完家雀，想起鸟屋那面血迹斑斑的墙，我又会恶心起来。

　　祖父夏天种菜，冬天拉柈子。菜和柈子自己使不了，就去卖。菜卖到塔河，他得挑着菜筐徒步进城;而柈子卖给小镇的粮店、卫生所或是学校。我记得柈子是论“个”卖的，码起来一平方米见方的柈子算一个，才卖八九块钱。一个冬天拉着手推车进山，拼死拼活地干，也不过卖二十个柈子。祖父挣来的那点钱，没用于吃穿，都撇在路上了。他在永安待不长，隔个三五年，就张罗回关里。仅凭他攒的那点钱，是不够上路的，母亲得给他添。家里若是钱不够，就出去借。祖父回关里的路线是，先到哈尔滨看他的四弟，然后到山东看他的三弟。他回来的时候，至多带上两斤花生米和一包地瓜干。

　　有回祖父千里迢迢归来，竟提回了一笼鸟!那里面有两对色彩艳丽的鸟，我们小镇人绝没见过的，于是大家都去他的草房看鸟。祖父神气得像是中了皇榜，跟人说这鸟多么金贵，花了他多少多少钱等等。母亲听说祖父把钱都撇在鸟身上了，气个半死。不过，那些鸟水土不服吧，陆续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娇凤。

　　祖父在七十年代末得了脑出血，从此后腿脚不便，干不了力气活了。祖父摔家雀，它们的脑袋因他而出血，而他的脑袋最终也出血了，这是不是报应呢?从此后，我再也不敢吃烧家雀了。祖父病后，母亲做好了饭，会唤弟弟送过去。晚上，才十来岁的弟弟就陪祖父睡在草房。祖父因病腿脚发凉，弟弟把炕烧得滚烫滚烫的，他还嫌凉，灶坑也不敢断火，褥子都被烙糊了，热得弟弟直淌鼻血。祖父心疼他，说得了大孙子的济了。所以晚年的祖父，最疼的就是弟弟了。不过他对父亲还是怨气十足，说是不叫他把他招到气候恶劣的大兴安岭，他也得不了病。

　　祖父养病时，把西屋的鸟笼提到东屋，时时看着。听着鸟叫，他的神情会愉悦一些。有两只鸟深得祖父喜爱，一只是从山东家带回来的娇凤，还有一只是叫声明朗热烈的铜嘴腊子。祖父每天会蹒跚着下地，哆哆嗦嗦地抓瓜子给它们吃。

　　祖父第二次脑出血，被死神劫走了，那是一九八一年初春，我正在塔河二中加紧复习，准备高考。葬完祖父，我们把他养的鸟全部放生了，包括那只娇凤和铜嘴腊子。

　　然而第二年开春，父亲带着弟弟去山上给祖父烧周年时，一进墓园，便闻一阵清脆的鸟鸣。但见祖父的坟上，立着一只金黄嘴巴的鸟儿!它昂着头，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一声比一声叫得欢。家人凑近一看，啊呀，竟是一年前被放生了的祖父心爱的铜嘴腊子!

　　秋：母亲和生产队

　　我们小镇有正式工作的，也就三四十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

　　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劳动群众的家。大的生产队拥有几十垧地，上百人;小的生产队也就四五十亩地，二十来人。我们小镇有四个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那时实行工分计酬，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母亲是一队的出纳员，除了记账，她还做领工员，也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人。好的年景，她的收入，赶得上父亲一年的工资了。一到这时，母亲会把分到手的那摞钱夹在指间，打快板似的，哗啦啦甩着，在家人面前炫耀。分红大都在腊月，正是忙年的时候。生产队一分完红，小镇供销社的门槛，就快被人踏平了。男人们打酒买烟，孩子们买鞭炮糖果，女人们买花布、棉鞋、酱油、米醋、粉条、蜡烛、毛巾、肥皂、雪花膏、卫生纸等等，恨不能把货架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