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宽阔的心胸。一付阔边眼镜，一付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的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胡适像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直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推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吗，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记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那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那一个对的，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那一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决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