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曾谈过“五四”，这有个原故：第一、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第二、我自感觉“五四”运动之只有轮廓而内容空虚，在当年——去现在并不远——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我也不愿附和。

　　但，现在局面不同了，“五四”之“弱点”报上常有所指摘，而社会上似有一种心愿，即如何忘了“五四”。所以我今年颇有意思写写当年的事实和情景，以为将来历史家的资料，不意观光陪都，几乎忘了岁月。今天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同学来强我写此一文，恍然一悟，今年的“五四”只有三天了，不禁感慨系之。于是在一小时写此一短文。

　　“五四”去今年二十四年整，以近代中国局面变化之迅速而奇幻，若有人说，所谓“五四的精神”在今天仍可尽为青年所采用，是绝无这个道理的。时代已变，社会与政治的环境大有不同，若仍沉醉在这个老调，岂不近于傻，或近于情痴?不过，若有人说，“五四”全未留下好东西，应该忘了他，似乎也没有这个道理。就外交上说，有“五四”的动荡，而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而后又华盛顿会议，而后有美日在远东之大不协，不协之久，至于开仗。这一线上固然有许多的原因，然而“五四”总不可不算是一个连锁的不可少的一节。“昔日即今日之原因”，然则“五四”自有其历史的价值。就文化说，他曾彻底检讨中国之文化，分别介绍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若说当年学生不该反对政府，则请勿忘当年政府正是穷凶极恶的北洋系，安福系。若问当年学生何以闹学潮，则亦是一种自然界之公式而已。昔日之事未必即可为今日之师，故今日自然绝不该是反政府闹学潮的时代，但，也不要忘了当年情景不同，若以今日之不当如此，岂是历史学之公道?“五四”在往年遭逢“不虞之誉”，今日又遭逢不虞之毁，我以为这都是可以不必的。

　　今年追想“五四”，我以为有几点似乎不可忘了。

　　第一、“五四”已经成就了他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这个中间自然还有一段故事，恐怕是吴稚晖先生知道最清楚。)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一种新动向，其中固是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后来又有共产党加入)，然而此一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于是当时各方从新起一新阵势，而北伐之役，甚至北伐以前的几年，革命的运动，得到全国有知识青年之多数拥护。虽然共产党也在中间摸了不少的鱼，而走入其他歧途者，亦复不一形态，然而其为颠覆军阀之前驱则一也。

　　第二、“五四”未尝不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永久的崖层。因今日文化之超于原人时代之文化者，以其积累之厚也。积累文化犹如积山，必不除原有者，而于其上更加一层，然后可以后来居上，愈久愈高。若将旧者拆去，从新自平地建设起来，则人类之文化，决不会“后人胜过前人”的。试以今日欧美之文化论，今日所见者，有希腊人之遗物甚多，大多偏于哲学，有罗马人之遗物不少，大多偏于法律，有文艺复兴时代之遗物，大多以人之自觉为主，有开明时代之遗物，大多以人之求知寻理为主，有法兰西革命之遗物，即所谓“平等自由博爱”也。此中尽可这里修改一处，那里补进一块，然而必为层层堆积者，而后有今日之富也。“五四”之遗物自带着法兰西革命之色泽，而包括开明时代之成分。由前一点说，可以蔡先生一篇小文为证。当时之北洋军阀，以及其文化的发言人，指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先生在他那篇小文里说：“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洪水是不可为常的，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由此一点说，当时所提倡的是“科学与民主”，自民八至民十五左右，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者之增加，以学问为事业之增加，遂开民二十以后各种科学各有其根基之局，似与“五四”不无关系吧?即在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今日世界文化之灿烂，由于积累而成，□□所说。不过现在却有两种人要把自原人石器时代的文化起点，一齐拆去，重新盖起来，尽抹杀以前的累积。这两种人，一是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一是纳粹主义者。我们当然是不走这两条路的，那么就要走积累一条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