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

　　——罗曼·罗兰

　　我上大学时读汉乐府，曾产生过深深的疑惑：两汉时代，无论是文人诗作还是民歌，情调都是悲怆的。直到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其诗作的情调还都是如此。两汉时代的诗歌，形成规模宏阔的悲歌大合唱。汉武帝时曾设立乐府，从全国各地收集诗歌乐舞在乐府中演唱。按常规，统治者倡导的主旋律一般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对悲剧诗歌是烦腻和排斥的，而汉代的乐府机关为什么偏偏收集了这么多情调哀伤的诗歌呢?经过多年对历史的体察，我才摸到了汉代人的感情脉搏。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的“感情”，当然都存在并发挥于每个个体，但集体的人群的感情特征，亦当有其共有的发展历程。我想到的一个现象是，汉代的人在极度悲苦时，是通过艺术的通道，发泄和安顿这种悲苦的。这种风气的流行，时间可能还要更早，《燕丹子》载，楚国剑工干将献了雌剑而为楚王所杀，他的儿子名叫赤的，拿上雄剑去给父亲报仇，心中自然悲愤交加，但却是“入山行歌”，倒像是有了喜事的样子。现在我们在书中还可见到一个词，是“长歌当哭”。但这在现代生活中已仅仅成了一个成语，而并未成为生活中普遍的感情通则。而在汉代的确是如此，即使是一个粗人，一到哀伤悲苦，就立即成为一个诗人，唱出精彩的诗歌来。

　　从汉代辞赋对音乐的描写中你就会看到这种讯息。枚乘《七发》写楚太子病重，请了吴国的心理医生去治疗。这医生很耐心，投其所好，不惮其繁地用各种声色犬马来激发这位公子哥儿的生命活力。因“食味”、“车马”“游观”、“畋猎”等与本文无关，可以不说，单以“音乐”而论，就是极力渲染这种音乐的“悲”：那奏乐的琴是用龙门之桐斫成的，这老桐树，曾经有死掉伴侣的禽鸟在树上树下栖息悲鸣。这琴用死去父母的孤儿的带钩做纹饰，用屡亡其夫的寡妇的耳饰做琴徽。按国人吃啥补啥的思维，整个琴上的部件全是用悲哀浸染出来的，那么这琴奏出的音乐哀伤无比是无疑的了。所以末了说：“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呼?”张衡《南都赋》中对音乐的描写与此相同，“寡妇悲吟，鸡哀伤，坐者凄欷，荡魂伤情”，都是不悲则不成音乐。

　　东汉的王充从理论上给汉代人的音乐美学，做了理论总结。他在谈共同美理论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乐于耳。”这里他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标出美感对象的最高标准：一个是“美色”，一个是“悲音”。意谓也许还有好看、好听的东西，但“美色”和“悲音”是典型，是极致。另一句是：“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易牙)和膳，肴无澹味。”是说师旷其所以不失为一个被古今称道的音乐大师，就在于他只要一演奏乐曲就是“悲音”，就是低回、深沉、哀伤的调子，这才使得人们欣赏他的音乐艺术时，就像吃易牙烹调出来的食羹一样妙味无穷。

　　这种审美习尚发展到汉末，以至像《风俗通》中所记载的：“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连庆贺新婚的宴会上，也合着丧乐傀儡的表演，唱起了《薤露》、《蒿里》一类送葬歌，可见当时人尚悲的乐歌欣赏风已经达到何等病态的程度了!现在许多青年目标怪异，可要在他的结婚仪式上，大放跟遗体告别时才用的哀乐，他肯定不乐意。

　　汉末的马融，写《长笛赋》时说了一句话，极精辟地揭示了汉代人的这一审美奥秘。他说自己听了洛客用笛子吹的两支非常哀伤的曲子，“甚悲而乐之”。这句话，初看似乎颇为矛盾，“悲”与“乐”原是一对矛盾，水火不容，是感情的两个极端，听了“悲”曲却能“乐”起来，这话在逻辑上不是有毛病吗?不然。这其实是西方一些美学家如叔本华等提出来的悲剧的乐感问题。因为汉代欣赏音乐歌舞以“悲”为最高标准，马融听音乐当然也受着当时这种审美习尚的制约，越悲的乐曲，他才越感到满足。听了《气出》、《精列》两支悲曲，他何尝不伤悲，感动既深，也会流下眼泪来的。但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精神享受，所以也就达到了“乐”的欣赏效果，“悲”与“乐”这对矛盾，也就这样得到统一了。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曾痛心疾首喟叹“礼崩乐坏”，实际那不过是恐惧于诸侯用乐在规格上有些僭越和突破而已，至于那些孔子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僭越歌舞的内容实质，倒是陈陈相因，缺乏生气。到汉武帝时代，礼乐才真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汉武立乐府采集民间乐歌，冠冕说法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实则主要是为了欣赏和娱乐，不像先秦的宫廷礼乐，功能重在标榜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并显示等级和秩序的森严。因为乐府的目的在于欣赏和娱乐，它就得适应当时尚悲的欣赏风习。本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喜欢粉饰太平和乐观高扬的乐歌，但因为汉代“悲”是音乐歌舞审美中的最高标准，所以汉代从赵、代、秦、楚等地收集来的乐府民歌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悲怆凄苦之音，而且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多声部悲歌大合唱，其中包括对宇宙人生进行悲剧思考的诗歌、离乡背景的悲苦之音、反映家庭悲剧的叙事诗、悲剧寓言诗等等。这些诗歌都是入乐的，入乐则常常有舞。这里我们只说一说在这种时代风尚中，发生在王侯间的一种奇特的乐舞现象，这就是汉代的悲情歌舞和绝命歌舞。这些歌舞中曾给文学史留下不少有名的篇什。

　　楚声本已有忧愁悲苦情调，汉承袭楚文化，新的现实，又使这种倾向变本加厉。所以乐歌的尚悲，在汉代成为一种时代风尚。那时的风气是痛苦的时候才作诗，才唱歌，才跳舞。只有这时，歌才唱得精彩，舞才跳得动情。据文字记载下来的材料看，那时很少有因为高兴而唱出好歌来的，一些有名的、传世的诗歌，都是在生离死别、极度痛苦的精神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而且都是伴着舞蹈。歌与舞是相结合相发挥而进行的。极度痛苦时的即兴歌舞我们称之为“悲情歌舞”，死亡告别时的歌舞我们称之为“绝命歌舞”。下面我们就举一些例子。

　　悲情歌舞如刘邦《鸿鹄歌》、李陵《别歌》、戚夫人《永巷歌》。现在我们常见一些当官的人在外边拈花惹草，他对家里那个黄脸婆已经有些厌烦，有的还是情人或二奶;但这些人大多怕老婆，一见河东狮子吼即六神无主。古今一揆，刘邦虽贵为天子，却也是这种德行。他爱戚夫人，两个人就背着吕后策划废。

　　[1]费秉勋，1939年生，陕西蓝田人。历任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编辑，西北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研究委员、西安市文史馆馆员。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