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子姨妈去世两年多后，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是大弟在讲别的一件什么事情时无意识地漏了这么一句。那时他的谈兴正浓，我也没打断他，就随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聊着。

　　我们聊天的地方是岳麓山下一个山坳里的小湖畔。湖畔有一座不大的茶楼，楼前200来平方米的平台一直延伸到湖中。平台木地板之间有一指来宽的缝隙可以让目光直达水面。平台上，栏杆边，一几一壶，两杯两椅，半碟瓜子，数枚槟榔。整座茶楼和楼前的平台上，除了老板娘(或许还有老板在茶楼里)外，就只有我们两兄弟。

　　这真是一个纳凉品茗聊天的好去处。时值夏残秋浓，夜色如水。岳麓山漫山遍野的红叶此时被淹没在一片黛色之中。偶尔有几缕山风拂过，枫叶林中便传来一阵阵切切嚓嚓的细语，隐隐约约不知所云。忽然有几声凄厉的鸟鸣，更显出夜的深邃和寂静。

　　小湖的味道是因为满天星辰才显现出来。湖面细微的涟漪把星光晃成一片碎银。靠山脚那边水色却又一片黝黑。波光摇曳，让人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醒着。

　　我们兄弟俩就这么漫无主题地聊着。细细地品味兄弟相聚的亲情，品味着岳麓山下美丽的秋夜，谁也没有再提到蛮子姨妈。而蛮子姨妈却突然钻进我的心中，如骨鲠、如块垒，始终难以化解开去。

　　在大伯妈眼里，蛮子姨妈是永远的敌人。在我的记忆中，大伯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蛮子姨妈，哪怕只是那么惊鸿一瞥，目光中也定然充满了刻毒、鄙夷和仇恨。那种目光绝对是源自心底，源自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我第一次看到大伯妈的那种目光时，吓得心怦怦地跳了好久。从此我对大伯妈始终敬而远之，就像一匹受了惊的小兽躲避着什么。

　　大伯妈对蛮子姨妈的仇恨实在是一种女性的本能使然。在她们的时代，大伯的确算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值得女人一争。

　　大伯13岁随他舅舅到轮船上学徒。那时候在长江上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绝对是高科技产品，十分的罕见。大伯在船上从打杂的小伙计做起，虽然一字不识，后来却做到了轮机长的位置。我曾亲自到那种蒸汽机轮船上看过。机舱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大小阀门、仪表以及蛛网一般蜿蜒盘旋的管道，还有电机电缆照明灯具，这些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机械电气设备以及它们的工作原理，对于一个文盲来讲，该需要怎样的毅力和智慧才能熟悉它，掌握它并自如地驾驭它!但是大伯做到了。在旧社会，轮机长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位置。于是，我爷爷家开始有了自己的田地，家中的老四、老五还念上了私塾。特别是我父亲，先后断断续续念了8年。在我们老家那时许多人家饭都吃不饱呢。他后来在老家教了两年私塾，一直被人尊称为五先生。追本溯源，家庭的发迹得力于大伯在外面不断地寄回钱来。而大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是他把四个弟弟全部都从乡下带了出来，实现了一个家庭从农村到城市的完整转移。

　　抗战爆发后，大伯随船一起撤到湖南。那时他和大伯妈已经育有一儿一女。大伯到湖南后，大伯妈一直带着儿女在乡下种田。战乱年代，亲人间音讯两隔，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的脆弱。生死往往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生命在这样无助的时候太需要温暖和慰藉。我认为蛮子姨妈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的宿命，是两个生命自然而然的融合。虽然，蛮子姨妈到死也没有被我们这个家族接受，就连对她的称呼都带有我们家乡对南方人那种轻蔑的意味。

　　蛮子姨妈在认识大伯前结过一次婚，丈夫给她留下一个女儿后就走了。为了活下去，她到码头上做起“缝补女”。就是从那些没有女人打理的水手们手中接点缝缝补补之类的针线活，赚几个小钱度日。从老一辈人的只言片语中，我渐渐清晰了这样一些片断：长沙城，湘江边，码头上挤满各式各样的船。一个30多岁的女子正在船与船之间像猿猴似的跳来跳去。她身穿一件大襟土布衫，衣上还缀着几个补丁，虽然颜色不太搭配，但是补丁的针脚细密整齐，显示出精湛的针线活手艺。她眉眼齐整，身材匀称，虽然算不上漂亮，也绝对不丑。她在船之间跳来跳去时像表演着一支美丽的舞蹈，手中的小竹篮随着身体的动作晃来晃去，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具。道具内装着针头线脑碎布等，是她讨营生的饭碗呢。

　　水手们几乎全认识她。不管她走到哪条船上都会响起一片热情的招呼声。她接针线活从不讲价钱，活干完了，有钱多给，没钱欠着，不给也行。碰上难点的活带回家去做，在约定的时间她一定会准时送来。兵荒马乱的岁月，穷水手们手里难得有一文两文钱。她并不计较，该缝缝，该补补。水手们粗野但是仗义，虽然明知她是个寡妇，却从不对她动粗。他们尊重这位小草一般柔弱但却十分坚韧的女子。

　　在所有的水手中，只有一个人从不欠她的钱，不但不欠，还时常接济她。那个人就是我大伯。大伯能接济她是因为有钱，大伯的薪水要远远高于一般水手。烽火连天的日子无法往家中寄钱。那时水手们有了钱无非两件事：买醉，买笑。大伯好酒不好嫖，除了一个四弟跟在身边要照顾外，无其他多余开销。便去接济了一位女人——蛮子姨妈。

　　大伯是不是有其他目的我不知道，不过他和那女人成了一家人，包括那女人的女儿也一直在他们身边长大成人。女儿后来嫁了个也是水手出身的男人，闹出一段故事。按下不表。

　　两个生命就这样相逢于乱世中。他们相逢了，相聚了。他们有过炽热和缠绵吗?有过快乐和欢笑吗?有过摩擦和争吵吗?有过欺骗和隐瞒吗?整整六七年时间，他们是怎么过的，我们整个家族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不提，唯一跟在大伯身边的四伯也只字不提，那成了我们家族一个永远的谜。当他们的关系在家族中被揭开后，当整个家族都在用恶毒的语言诅咒那个“狐狸精”时，唯有四伯至死对蛮子姨妈毕恭毕敬，礼遇有加。

　　在家族中揭开大伯和蛮子姨妈关系的人是我父亲。他是兄弟中的老幺，拜大伯所赐读了一肚子“之乎者也”，却不会犁田打耙。没有学生可教时就是废人一个。在乡下混不下去了，正好四伯妈要到湖南和四伯团聚，小叔子就千里迢迢送四嫂一路来到湖南。这一来不打紧，发现老大混得好咧，居然家外有家了!不由得满腔孔孟圣贤之道激荡沸腾，和大伯大吵一顿后，竟然不管不顾径回安徽乡下接来了大伯妈。时交1949年，正是全国人民欢庆解放之时，蛮子姨妈却从此开始跌进人生的低谷。

　　我第一次见到蛮子姨妈时已经10岁了。大伯的家在长沙市下河街的一条麻石地面的小巷中。是一座临巷的小木楼，挤在一片密密麻麻的民居中。进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厅，兼厨房、餐厅和客厅多种用途于一体。左侧靠墙有一架楼梯可上二楼。穿过厨房，后面是间卧室，也是十来平方米。因后墙无窗，所以显得昏暗而且潮湿。楼上是前后两间房，也不大，不过有个木制的小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小巷进出的人正好从脚下走过。楼上住着大伯和大伯妈，蛮子姨妈则住在楼下那间小卧室内。

　　第一眼看见蛮子姨妈，让我颇感到意外。她只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一口纯正的长沙话听着像唱歌一样悦耳。“这是老五的大崽吧，都这么高了!”话未落音一只手已经抚上我的头发。这哪像个狐狸精?虽然心中这么想着，但是母亲关于坏女人的教导使我依然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我一摆头跳离了她的抚摸。她略一愣怔，似乎有一瞬的尴尬，随即恢复了笑容，转身从房里拿出几砣炒米糖要递给我，我没理她，扭头玩自己的去了。

　　蛮子姨妈在大伯家基本上是早出晚归。在家也很少说话，有时朝着楼上喊一句什么，照例是得不到回应的，她似乎也并不需要回应，只是告知一声而已。我感觉她就像一个幽灵，在这屋里飘进飘出，孤单而落寞。大伯妈告诉我，她住在这里，却天天去她女儿家带外孙。“不要脸，赖在我们家不走。”大伯妈恨恨的。不过她从来不当着蛮子姨妈说那些话。两个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守着同一个男人，却经年难得有一句对话。她们就这样在沉默中对峙着，一年又一年。

　　从大伯家回来后，我在自己的行李中发现一双棉纱编织的手套。手套编织得十分精致，戴上刚好合适。右手那只却只有三个指头，食指和拇指露在外面，不过翻书写字非常方便。那不是大伯妈织的。她从乡下出来，根本不会织。这件事我没敢告诉家里任何人。不过手套却让我在学校里大出风头，赚足了同学们欣羡的目光。

　　蛮子姨妈曾经完整地拥有过那个男人，不但拥有他的人，还占据了他的心。有两件事可以证明这种推测不错。第一，对于大伯妈来湖南，大伯在内心是不乐意的，只是碍着家族的压力勉强接受。他把大伯妈安排在一间租赁房里，却从不去过夜。第二，解放后，人民政府不允许一夫多妻，曾多次上门做工作，让大伯解除与蛮子姨妈的非法婚姻，但是大伯始终不表态。为此他失去了加入组织的机会，也堵死了自己晋升的路。并由此埋下了三年后挨整的祸根。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这次运动是共产党执政后对组织内部少数蜕化变质、贪污腐化分子的一次整肃和清理。天津刘青山、张子善案件震惊了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党中央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来纯洁自己的队伍，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一运动在民间被形象地称之为“打老虎”。

　　但凡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在过程中出现偏差总是难免。大伯就这样被“偏差”了一下，理由冠冕堂皇。对抗人民政府，公然养小老婆。不是腐化堕落是什么，不是老虎是什么。要狠狠地打!打他的腐化，还要查他和那些资本家是什么关系。大伯稀里糊涂成了大老虎。每天接受批斗，反省思想，交代问题，甚至被隔离起来。他是真正害怕了，紧张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就是当年在日本人的炮火下航行也没有这么害怕过。

　　运动之前他是湖南航运界赫赫有名的轮机长。不但技艺高超，而且为人仗义疏财，深受大家敬重。他的徒子徒孙几乎遍及航运局的所有轮船。而现在他成了运动对象，成了人民的“敌人”!

　　与大伯的惶恐、害怕、无助相反，蛮子姨妈则正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巨大喜悦中。她满腔热忱的投入到街道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中，还当选为居民小组长。“打老虎”运动一起，她更忙了。每天早出晚归，学习呀，开会呀，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被人领着喊口号呀。忙得很!大伯被打成老虎她并不着急。她知道这里面有误会，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却不知道这件事起因是她。她回家给男人做工作，无非是把街道干部的那一套鹦鹉学舌一番，慷慨激昂一番，完全忽视了面前的男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慰藉、抚爱和来自家庭的，爱人的支撑。

　　大伯妈的害怕比大伯更甚。男人被运动了，这个家的天就塌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想知道。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盼着男人回来，守着男人哭泣。再就是变着法子做些男人爱吃的家乡菜。一个乡下女人，除此还能做什么呢?

　　大伯后来当然屁事没有，不过感情的天平发生了变化。他把大伯妈接回下河街，从此再也没有和蛮子姨妈亲近过。

　　蛮子姨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黄昏跌入黑暗。那是一个绚丽得让人心醉的黄昏。西边硕大的落日被一片彤云托住，漂浮在岳麓山的山尖上。不断变幻着的晚霞把梦一般的色彩洒向岳麓山、桔子洲和北去的湘江上。江水揉碎了倒映在水中的夕阳，闪烁出万点金色霞光。

　　和那个溢彩流光的黄昏一样，蛮子姨妈也在兴奋着。她中午就知道了男人的事。下午她特地去街上割了肉，打了酒。现在，桌子上已经摆好碗筷、酒盅。斜阳的余晖正把小木楼照得光明亮堂，她对着镜子再一次打理着自己，还细心地扯掉有鬓角的一根白发。她想陪男人好好地喝顿酒，一同分享劫后重生的喜悦和快乐。她甚至还想到那件事，脸上竟有了一抹羞涩的酡红。然而，大伯是带着大伯妈进门的，他对桌上的酒菜看都没看，只是板着脸向她宣布：你搬到楼下去，今后不要上来啦。蛮子姨妈什么也没有说，只默默地上楼收拾了自己的东西。那时，夕阳早已从岳麓山背后跌入黑暗。蛮子姨妈在黑暗中似乎听到麓山寺的晚钟响起，隐隐约约的，一声又一声。

　　对大伯的无情和负心，蛮子姨妈曾经有过极好的报复机会。文化大革命时，她的女婿成了常德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司令，回长沙时别着短枪，带着警卫，坐着吉普车。他是回来为人出气的。“司令”杀气腾腾的要把我大伯抓到常德去收拾，蛮子姨妈却连门都没让他进。“你还记得自家姓什么吧?司——令，我看屁都不是!莫作多哒孽会遭报应的。”蛮子姨妈教训了“司令”他们一通后就把他们轰走了。“司令”后来被镇压时，蛮子姨妈只是不胜伤感地叹了口气：可怜我那几个外孙怎么办哟!从此她就几乎住在了女儿家。那几个外孙渐渐长大，虽然都没读多少书，不过也都知情识礼，孝顺母亲。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为长沙城里第一批从练摊做起的生意人，听说现在都混得不错。

　　蛮子姨妈一直在下河街坚持到最后。大伯去世后，大伯妈被儿子接去衡阳，她的一半房产权作价卖给了蛮子姨妈，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那里。从此我们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蛮子姨妈终于完整地拥有了一座小楼。一座空空的小楼。可是，她的眼里还出现过那样美丽的黄昏吗?

　　她也终于走了，走得那么无声无息。大弟说：抽个空到下河街去看看吧?我问：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