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间并没有男女之情，甚至也不算是走得很近，唯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两人都是初中毕业生，来自上海，和另外三个上海知青在头璜公社插了五年队。其中一位男生是某个演艺界知名人士的儿子，常年躲在上海装病，另一个女生是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不大肯下田干活。常年出工的只有三个人，她，他，还有一个是被人叫做“少根筋”的十三点女孩。

　　他戴副白色边框的眼镜，理个偏分头，木讷，微胖，嘴馋，无甚突出，也就是成千上万知青中的一个，稍微重一点的农活就干不了，常被队长分配去看看场，跟车买些化肥之类的轻活。强劳力出工一天计十个工分，他们学生都只计七个。

　　她听说他父母双亡，家里已经没人了，过年节时他不回上海，跟了队里的小青年抽干河塘抓鱼，分了几十斤大小不一的杂鱼，用盐腌了。她探亲回来时，他送了两条巴掌大的咸鱼过来，还留下吃了顿饭，把她从上海带来的香肠腊肉吃个底朝天，抹抹嘴巴碗也不洗就出门走人。

　　他像所有的上海人，小聪明是有的，寄信时把邮票正反面都刷上糨糊，收信人只要放在水里一漂，邮票上的邮戳就会脱落，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坐火车只买张月台票，混一站是一站，南京合肥马鞍山全去过。用硬肥皂刻了全国粮票的版，盖在毛边纸上可以乱真，拿到集市上跟乡下人换鸡蛋，竟然没有穿帮。不过这行当做了一次就不敢了，那时伪造票证抓住要判刑的，那块雕工精细的肥皂被扔进茅坑里。

　　在知青堆里他也不合群，资产阶级囡囡说看到他那副呆相馋相就讨厌，知名人士的儿子和他住在一起，用一种勉为其难的态度对待他，为的是差使他跑跑腿，在装病返沪时为他打掩护。“少根筋”说他不但嘴馋，还手脚不干净，好容易养大的母鸡不见了，而在他住处发现几根鸡毛。

　　她对他没有特殊感觉，大家都是年纪轻轻就离乡背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混日子，都不容易。她是家中的长女，底下一串萝卜头弟弟，知道男孩子消耗多，嘴更馋，反正“少根筋”的鸡也养不长，早晚会被人偷去吃掉，张三吃李四吃都一样。

　　他们之间很少交谈，仅仅是他去集市会帮她捎带点小商品，在冬季之前她会应他之请，过去帮他拆洗缝补被褥。某次在枕头底下翻出几本书，封面是用人民画报的彩色蜡光纸重新包装过的，里面发黄的纸页残缺不全，她翻了一下，什么彼得、安娜之类的人名就搞得她头疼。他见她把书拿在手上翻看，就来抢。她唬了他一下，你看黄色小说?他一笑，你懂什么!这是世界名著。

　　她自觉文化程度不高，说是初中生，其实只上完了小学，会个加减乘除，写写家信，在那个年代够了。但她内心对知识还有一份崇敬，世界名著当然在一个不可企望的高度，能够读世界名著的人也令人刮目相待。

　　插队的日子是枯燥而漫长的，外面再天翻地覆，这儿的日子还是老牛破车般的闭塞。上海显得越来越遥远，她有时觉得自己会终老在这块土地上，像所见满脸沟壑的农民一样被埋在地下，一辈子就匆匆过去了。

　　七六年年底她没回去，七七年国庆期间，家里来信说母亲病了，叫她回上海一趟。在走访亲友同学之际，每个人都在说知青返沪，谁通了门路调回来了，谁又申请病退，谁根本不回乡下了，关门在家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这不关她事，她家里既没门路，也不符合病退的条件，至于上大学，她这辈子就别想了，她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点动的，如果真的能回上海，就算能在里弄生产组有个位置也是好的，至少每个月有固定收入，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了。还有，她今年二十三岁了，再在乡下呆下去，最后肯定要嫁个农民，一辈子和土地牲畜打交道。

　　回到乡下之后，见了他，说了些上海的情况，看他走路一瘸一瘸的，说是下塘抓鱼，脚底被芦根扎了进去。她问上药了没?他手一挥，我们这些人贱皮贱肉的，过几天就好，上什么药!

　　知名人士的儿子也回来了，一反过去的懒散，变得积极无比，割稻抢收，开水灌田，还自告奋勇帮农民修屋顶。在一个中午，大家吃过中饭回来，赫然发现知名人士的儿子双目紧闭地躺在地下，两手各抓一把用来盖屋顶的稻草，口吐白沫。生产队长慌了神，大队书记也来了，蜂拥着送去县医院，诊疗的结论是X度的脑震荡。

　　知名人士的儿子就这样办了病退回城去了，资产阶级囡囡干脆人都不见，“少根筋”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人家申请了去香港，连上海户口都不要了。

　　日子没什么改变，本来常出工的也就他们三人，但是他常常请假，说是脚伤未好。这样分配给三个人的活就得她们两人来做，“少根筋”没少抱怨：肯定是想学知名人士的儿子的样子搞病退，你又没人家那个天分，装病也装得戏剧性十足。

　　她倒是看过他脚上的伤口，在右脚掌外侧，创口倒已经结了痂，但是脚背肿得发亮，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陷，鞋也不能穿。她叫他去看医生，他苦笑了一下，赤脚医生看过，开了些金霉素眼药膏外敷。

　　在乡下也只能这个样子，正规的县医院离这儿百十里路，不到心脏病脑震荡癌症末期是不会送过去的。赤脚医生肯给你开点药已经不错了，药是用队里的办公费买的，几块钱的药费要用上一年半载的，你一个知青，常给队里碍手碍脚，不给你白眼就是很客气了。

　　乡下的农民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来的，生了病受了伤第一是硬挺，实在挺不过了再胡乱找个跟医药有关的人求药，直要等到病入膏肓了才往县里送，送到那儿人也就剩了一口气。你知青是来受教育的，凭什么跟当地老乡不同?

　　过了两个月那肿还没有消退，反而渐渐地延伸到脚踝处、小腿上。他已经很久没下地了，平时拖了一只痛脚在屋子周围捡些柴草做饭，后来连这也干不了，好在知名人士的儿子留下一只煤油炉，托人去镇上买点煤油，煮些面糊对付着过日子。她空闲时会过去看看他，有什么可帮忙的就顺手做了。这种时候他坐在床边，或躺在床上，一声不响地看她忙活，直到她干完，问，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他点点头，说，走了，走了。

　　“少根筋”说你欠了他了?天天累死累活，有个空闲的时辰还要管这个废人。她说人家受了伤，你没看见?“少根筋”撇撇嘴，谁叫他嘴馋，自找的。

　　听说对知青有了新规定：凡是在原居住地有单位愿意接收的，公社里一律放行。“少根筋”坐不住了，连夜打起铺盖回上海找门路。她家里也来信说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想早点退休，顺带乘这机会把她的工作安排好。她接信之后一阵雀跃，回上海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冒头，一同插队的五个人已经走了两个，“少根筋”已经表示过，就是回上海吃老米饭也要比这儿好。那么，他有没有想过回城的事呢?他在上海总有些亲戚熟人可以给他想想办法的吧?

　　在一个下雨的黄昏，她推开了那扇破门，屋里暗暗的没点灯，臭气熏天，她叫了两声不见回答就摸了进去，走到床前踢翻了一个脸盆，立刻弥漫起隔夜陈尿的臭味。她在黑暗中点亮了油灯，床上一团揉得乱七八糟的被褥，正在她疑惑时，被褥动了起来，冒出了张惨白的脸，吓了她一大跳。他撑身坐起，从枕头下摸出眼镜戴上。你怎么来了?她说来看看，你怎么不把脸盆端出去?放在地下被我踢翻了。他说，让它去，反正我也不下床。沉默一阵之后，她问，你的脚怎样了?他不作声，只是微微摇头。她撩起被褥，只闻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屏住气看去，只见右腿比左腿粗了很多，像发起的面团，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颜色发灰。他俯身把被褥拉上，唉，看什么看，味道不好。她说你这样不行，你要去看医生。他翻了一下白眼，脚长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知道要看医生。钱呢?她踌躇道，也许可以先向队里借点?他幽幽地说买煤油买吃食已经欠了队里二十多块钱了，昨天会计才来过，问什么时候还钱，队里要轧账。她说，你上海就没有亲戚朋友吗?他说有个堂叔，不过自从他下乡后从没来往。她说是亲戚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冷笑了一下，说，正是堂叔在“文革”初期去告密，说他父母早年参加过“三青团”，逼得父母自杀的。我死也不会去求他的。

　　她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

　　他烦了，说，你没事的话帮我去弄点热水来，他妈的几天来只喝生水。还有，队里分的茶叶你还有吗?借我一点，明年收了茶之后还你。

　　她提了空热水瓶出门，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心想他这个人也太固执，那年头告密的事多了去，现在堂叔说不定也后悔。犯不着记一辈子仇。又想他这样下去怎么办?会死吗?心里突然一惊。隔壁生产队有个女知青，不知给谁搞大了肚子，八个月瞒不住了，赤脚医生给堕了胎，之后得了产褥热，拖了一星期，送到县医院还是死了，周围方圆传了好一阵。她摇摇头，对自己说他不一样，只是脚上割了个伤口，没听说过这点小伤会死人的。但是几个月了哎，越拖越糟。

　　回家烧了壶热水，灌满热水瓶，就往回走，走到一半又想起茶叶，返回找出三两光景队里发的大叶子青茶。再来到他住处时看到他已经穿好衣服，趴在桌边喝一碗颜色发绿的面糊，喝完搁下碗，用她带来的茶叶泡了一缸浓茶，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雾。

　　她被呛得连连咳嗽，说，少抽点烟，去看看病。他不理会她的唠叨，拿起桌上的烟盒，凑到灯光下数数里面还剩几支，数完说，还有两天的快活日子。那烟是马鞍山出的“红缨枪”，九分钱一包，闻起来和DDT的味道有几分相似。

　　她想帮他把用过的碗洗洗，他说，慢着，我还没吃完呢，把空碗拿在手上，碗沿碗底舔了一遍，才让她把碗拿走。

　　她一边涮碗一边说，有新政策了。他没发问，一抬头，烟雾笼罩着他的头部，在昏暗的灯下有如鬼魅。她背上平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想起小时候跟祖母去庙里，走散了，一个人穿过阴森森的殿堂，旁边巨大的泥塑木胎面容狰狞，大殿的高耸的梁柱间青烟缭绕，她小小的人儿被噤住了，既不敢再迈步，也不敢在此地停留，末了她大声嚎哭引来了人，被送到祖母身边，一把搂住，阿囡，丢了魂啊。

　　她现在就有那种“丢了魂”的感觉。

　　她努力抑制住想要逃出门去的冲动，很快讲起知青中传播的各种返城小道消息。他只是不接口，默默地听着，两眼放出光来。末了，她说，你不为自己想想办法?

　　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他狠命地抽口烟，我?我有什么办法?

　　你在上海总有个把同学朋友熟人。托他们找找关系，如果有个街道工厂或者是里弄生产组要你，你就可以向队里提出申请。

　　谁会来管你?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插队落户的子女，自己都顾不上了，会来帮你?别做梦了。

　　至少你可以申请病退!你的脚……

　　手上的烟头短得要捏不住了，他还是用两个指尖捏了，送到唇边，贪婪地深吸一口，才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低了头道，就是病退了我也回不了上海，我家已经没人了。来插队落户时，户口也被注销了。

　　病退被批准了就可以重新上户口。

　　可是他们不会分间房给你，我家那间房被房管处收了回去。

　　这倒是个问题，上海居住从来成问题，很多人家三代同堂挤在十个平方米的住室，一幢石库门房子，本来是一家人住的，现在都变了七十二家房客，连楼梯底下的储物间都住了人，常有为多占一点地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房管处手里的房源极其紧张，断不肯为一个返城的知青分一间房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准备怎么办。

　　他话头一转，说起上次在她那儿吃的香肠有多美味，放在饭锅里蒸，连米饭都带了香肠的味道，而腊肉，切成片弄点蒜苗一炒，放些辣椒，不知有多下饭。还有上海“鸿运斋”的叉烧，喷香滴油，“杜六房”的酱汁肉，切成小孩巴掌大的一方，鲜红透亮，香糯鲜美，入口就化。他父亲常叫他去买，大师傅会在肉上面浇一勺汤汁，他在回来的路上总是偷抿一小口，再一小口……

　　她不无悲哀地想，好容易出现了一个逃生的机会，他却坐在那里大谈什么酱汁肉。这不是画饼充饥吗?这种穷乡僻壤绝没有叉烧和酱汁肉的，这儿农民的吃食不会比猪食好到哪儿去，就如他刚才喝的那碗东西。人家说上海人最会审时度势，门槛最精，鼻子最灵，哪儿有风吹草动就一窝蜂地一拥而上。知名人士的儿子和资产阶级囡囡都是人精，没说的，连“少根筋”都懂得跑回上海去钻营。面前的这个人怎么啦?

　　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你又怎么了?他回不回上海关你什么事?他既不是你亲戚，也不是你朋友，甚至不是你同学，你们只是在一个生产队插队而已。你自己的事还没有一笔着落呢，少管这种闲事。

　　我管了吗?我只是告诉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也得为自己想想。他这么个人，父母都不在了，为人又不乖巧，没人在乎他，到时候连个肯帮忙的亲戚朋友都找不出来。还有他那条腿，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会变跛子的，上海医疗条件好多了，该去好好地治一下。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他一下罢了。

　　出门时心里七上八落的，好像有把草塞在那儿，难受得很。

　　“少根筋”像阵风似的回来了，带了上海出产的蛋糕点心水果糖，关照她，不许吃，我要办事送人的。接下来几天“少根筋”提了礼品在支书队长会计家里连轴转，弄得全村的小孩都跟在她身后讨糖。晚上很晚才回来，说起乡下人门槛贼精，礼也收下了，镇上也请吃过好几次了，可是支书嘴里还没松口，一直说研究研究。研究个屁啊，我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在饭店里从桌下伸过手来摸我大腿。臭乡下人，老色鬼。唉，不说了。你的门路通得怎样了?

　　她母亲前天来信说是已经向单位提出退休申请，由她来顶班，一等批准了就会把手续证明寄过来。所以她的心是比较定的，想到不久就可以脱离这儿，回到上海的亲人身边，一切的环境都是熟悉的。早上起来，睡眼蒙眬地买回两根油条，全家人围桌就酱菜喝稀饭，晚上肚子饿了可以端只钢精锅子去转弯角上买二两生煎馒头作宵夜，礼拜天在公用水龙头下洗衣服，小姐妹淘里嚼不完的舌头，谁轧了男朋友，被人看见在静安公园荡马路。谁相了十几次亲，终于定下来了。谁甩了谁，攀高枝去了。谁又未婚先孕，闯大祸了。洗完衣服下午可以去看场电影，听说上海放好多外国电影，而这里的乡下还在放《智取威虎山》，几百次了，每一句台词都能背出来。看完电影小菜场弯一趟，买点小菜回家烧晚饭。那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可是对离家五年半的游子是种致命的诱惑。

　　走吧，走吧，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块穷山恶水没有半点值得留恋的地方，知名人士的儿子走了，资产阶级囡囡走了，“少根筋”上蹿下跳要走，自己也早晚要走的。剩下一个他，木头人，难道他真的要老死在这块鸟不拉屎的土地上?

　　心里一惊，怎么这个“死”又出来了?二十二三岁的人，离那个字还远得很哪。可是，他拖了条病腿，又没钱治。上海没个援手，此地农民和知青关系不好，巴不得这些上海小赤佬早点滚蛋，才不会来管你死活呢。我们都走了，他怎么办?

　　又去了那间破屋，他的情况更坏了，人瘦下去一圈，嘴唇上的皮都开裂了。现在不但右腿浮肿如故，连左腿也开始出现水肿。他已经走不出屋子了，站起来都很困难，有时连面糊都煮不了，只能吃生的面条，喝些水缸底混浊的剩水。

　　她去找队里，支书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她说，送他上医院啊。支书说队里穷得丁当响，他还欠着钱呢。她说那你们也不能不管啊。支书说，上海如果肯接收他，我马上给他开证明。她软磨硬泡，说到最后支书答应每天派个人去看看，给他提点水，把尿盆子端出来。

　　家里来了电报，说母亲的退休已经批准了，要她连夜赶回办理手续。走之前她用自己的钱在村里买了十几个鸡蛋，一些蔬菜，放在他床头。中午送瓶热水过去，又去镇上买了十盒火柴和两斤煤油，灌在一个农药瓶子里，放在他床边伸手可及的地方。他看着她做这些事，闷闷地不作声，直到她要出门时，问了一句，我怎么还你这个钱?

　　她在门口立住，本想说算了，但又怕伤着他自尊心，遂说，等你好起来之后再说吧。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回到上海一个礼拜，把体检、招工手续都办了，又去派出所办了户口迁回证明。回乡下的前一天，她去买了些香肠和腊肉，经过烟酒柜台时，停了下来，看柜台里的上海牌香烟标价五角九分一包，差不多是下乡知青一个月的收入，牡丹牌是四角九、大前门是三角五、飞马牌是两角八，她摸摸口袋，还剩六毛一分钱，买了两包飞马牌。

　　回村进屋，看到“少根筋”的行李已经打好了包，放在光裸的床板上，她问道，证明办下来了?“少根筋”好像哭过，两眼红着，说，这个地方我一天都不想耽下去，真希望这些人都死绝了才好。夜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少根筋”翻来覆去的，骂了半夜支书和队长。她听着，心里知道“少根筋”必然是被人占了便宜，不禁一股寒意涌上，心想还好家里给她找了这条出路，否则要脱离这片苦海，不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第二天跑公社办户口迁移，又去生产大队结账，她一年差不多出全勤，会计东扣西扣，算下来工分折合十一块两毛三分钱。回到住处，“少根筋”已经走了，给她留了张条子：“越早走越好，政策常常变来变去的。”胡乱吃了点东西，她提了香肠和腊肉，去他的屋子，躺在床头的他眼睛凹了下去，头发好长，乱七八糟地粘在一起。说了声，来了?她点点头。又问，办了差不多了吧?她又点点头，把用塑料纸包着的香肠腊肉放在靠床的桌上。他盯了一眼，说，现在胃口不知怎的没以前好。她问，你的腿怎么样了?他说，还是老样子。她想说什么又止住了，从口袋里取出那两包飞马牌香烟放在床边，给你的。

　　他马上用颤抖的手指拆开包装，取出一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手忙脚乱地找火柴，她帮他点上。他深呼了一口，久久地憋住，最后吐出淡白色的残烟，把燃着的烟凑近眼前仔细地看商标，太奢侈了，太奢侈了，飞马牌!其实你帮我买“大联珠”就不错了，一毛一分钱一包，比这里的“红缨枪”味道好多了。她鼻子一酸，赶紧忍住，说，上海人现在都抽带过滤嘴的外国烟了。

　　十天后就得去上海厂里报到的，她掏了两块钱，请队里的拖拉机手把他送去县里医院，排了三个时辰的队，来了个很年轻的医生，粗略地看一眼那两条肿得如瓦罐粗的腿，说，没办法，只能等自然消肿，好说歹说，结果给弄了些草药洗洗。回来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她尽量用了乐观的语气说话，结果被他一句“没用的”生生地截断。剩下的日子里，她尽力帮他做些洗刷缝补。在第八天她还跑去公社找书记，找知青办公室主任，要公社给他安排个照顾，人家不耐烦地说你都要走了，别来烦我们。她说他一个人留在这儿生病，我走了也不放心。人家讥笑道，那你发扬雷锋精神，招了做女婿，一块儿回上海去。她被噎得目瞪口呆，满脸通红地说不出话来。在回来的路上发狠道，结婚就结婚，我就不信办不回上海。但又转辗想到家里已经有个病人了，自己又刚回上海，万事还没着落呢，家里不用说肯定反对，心里那股气就泄了。

　　明早头班车去合肥，再赶去上海的火车，她在推开那扇门时就有个预感，最后一次了。扶着门框的手就有些发抖，进了门，装出乐观的语气，你要加油啊，养好了伤早日回上海。看到他的目光，就说不下去了。倒是他开口问，要走了?她点头。再问，明天?又点头。床上躺着的人不作声，末了说，那就一路走好。我大概是不能送了。她赶紧说，当然不要你送，你宽心养伤，争取早日回上海。他只是摇头，双目闭着，良久，眼角渗出一滴泪水，很快地转过头去，再转回来时已经平静了，说，我昨天又吃了一块你带来的腊肉，自己告诉自己节约点，但忍不住，我这个人就是嘴馋，没办法。

　　她差不多要哭出来了，这个人可真是浑，什么辰光了，还说这些芝麻绿豆的事。人家说溺水的人是连根稻草都要死死抓住的，他就真的没有一点自救的愿望吗?

　　从那张脸上看不出这种愿望，只有木讷，傍晚的斜阳从小窗照进来，映在他脸上，有一种认命的平静。

　　临别的话语是零碎的，东拉西扯，断断续续的，即将来临的空虚把所有的语意都碾压得粉碎。就在她临出门之际，他说还有一件事要请她帮忙。

　　她停在门边，心想万一他像公社的人那样提出结婚的要求，她该怎么办?

　　他说，请转告“少根筋”，她的鸡是我偷吃了，非常对不起……我大概没办法补还她了。

　　她冲出门，在深浓的暮色中，她泪流满面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回上海之后马上就上了班，在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她买了一斤肉松，寄去乡下。没有回信。第二个月她寄去六包飞马牌香烟，也是没有回音。心里不禁有点怨怪，刚回上海，百事待举，时间一久也把乡间之事掼在脑后了。

　　过去了大半年，一个星期天，她在后天井洗衣服，弟弟引了个男人来找她，面熟陌生，依稀记起好像是下乡时邻队的一个男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人自我介绍是最后上调的一批知青，说现在知青都走光了。他从提包里取出用蜡光纸包着的一本书，说，就你们队的那个人运气不好，一个月前去了，败血症。

　　她神思恍然地翻开那本纸页发黄的书，书名是《罪与罚》。书页中夹了一张纸条，是写在拆开的飞马牌香烟壳背面的，歪歪扭扭地写了她的名字，底下三个字：谢谢你。

　　手一松，书掉在地下，她捧了脸，潸然泪下。

　　事隔三十年，那道阴影还没移去。

　　她一直告诉自己，这事与你无关，你尽了力了，要怪只能怪那个时代，只能怪他自己时运不济，只能说人各有命，一个浪头冲来，有人溺水，有人逃出生天。你并没撒手，但是再耽下去，你也没命……

　　但是还是不能释怀，有时一闭眼，眼前就浮起低矮的小屋，两扇永远关不紧的破木门，四壁漏风。板床上凌乱的被褥，桌上的一灯如豆。屋角的那座灶炉好久没生火了，他就靠一个上海带来的煤油炉子，一只钢精锅来煮点面条，包谷面糊，勉强度日。有时她送来几个鸡蛋，一把青菜，被他视为珍馔，而以她的绵薄之力，再也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