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之梦破灭

　　这是1962年。

　　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突然传达下来验招飞行员的通知。校长在应届毕业生大会上传达了上级文件，班主任接着就在本班做了动员。

　　其实学校各级领导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只开花不结果的事。因为从本校历史上看，每届高中毕业生都要验招飞行员，结果是零的纪录。

　　审查下来，一个班能参加身体检查的学生也就十来个人，除去女生。更进一步也更严格的政治审查还在后头，要视身体检查的结果再定。

　　我是这十余个经政审粗筛通过的幸运者之一，又是被大家普遍看好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我那时刚好二十岁，一年到头几乎不吃一粒药，打篮球可以连续赛完两场打满八十分钟，一米七六的个头，肥瘦大体均匀，尤其视力仍然保持在1.5，这在高三年级里是很可骄傲的。

　　“脱掉衣服。”医生坐在椅子上，歪过头瞅我一眼又说，“脱光。”我赤条条站在房子中间。

　　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先走到我的背后——我感觉到那双眼睛在挑剔——在我的左肩胛骨下戳了戳;然后再走到我的前面，不看我的脸，却从脖颈一路看下去。

　　最后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不用再检查了。”我问哪儿出了问题。他说，小腿上有一块疤。飞行员的金身原来连这么一小块疤痕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不甘就此终结希望，便解释说，这个小疤没有任何后遗症。医生说，到高空气压压迫时，就可能冒血。

　　我吓了一跳，完全信服了医家之言，再不敢多舌，便赶回学校去，把演算本重新摊开。

　　然而，学校却实现了验招飞行员零的突破，一个和我同龄的学生走进了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飞行员的队列。

　　他顿时成为全校师生最瞩目的人物。

　　保送炮兵被取消

　　我的飞行员之梦破灭了，却无太大挫伤，原本就是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罢了，而真正心里揣着较大希望的，却是炮兵。

　　按照历届毕业生的惯例，每年都要给军事院校保送一批学生。保送就是免去考试，直奔。

　　政治审查条例虽然和飞行员一样严格，我却并不担心;学习成绩也不是要求拔尖而只需中上水平，我自酌也是不成问题的;身体条件比普通士兵稍微严格，却远远不及飞行员那么挑剔。

　　炮兵便成为一个切实的梦想，令人日夜揪着心。真应了俗谚所说的夜长梦多的话，终于等来了令我彻底丧气的消息。

　　程老师匆匆走进教室，神色也不好。他说校长刚传达完上边一个指示，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今年高校招生的比例大减。

　　当他说到这里时，脸色顿时变青发黑了，几乎用喊的声调警示我们说：“大减就是减少的比例很大!大到……很大很大的程度……今年考大学……可能比考举人……还难。”

　　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已经不敢再看程老师的脸，微低了头，脑子里一片空白。程老师一只手撑着讲桌，最后又像报丧似的说：“军校保送生的任务也取消了。

　　不单陕西，整个北方省份的军校保送生都取消了。本来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是完全够保送军校条件的。现在……你们得加倍用功学习……”

　　后来的结果完全解释了程老师所说的招生比例大减的内容，全校四个毕业班只考取了八名大学生，我们班竟然剃了光头。

　　一条新的出路

　　本年破例在高中毕业生中征召现役军人。此前的征兵对象只是初中以下的青年，高中毕业生只作为飞行员和军校的挑选对象。

　　道理无须解释，招生比例既然大大削减，正好为部队提供了选拔较高文化兵源的机遇，也为高中毕业生增加了一条新的出路。

　　有人打听到接兵的军官已经到达当地武装部的消息，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追到区政府所在地纺织城，十余里的路不知不觉就到了。

　　那位军官出面接待了这一帮年约二十的高中生，很热情，也很客气，又显示着一种胸有成竹的矜持。

　　他的个头高挑，英武，一种完全不同于地方干部也不同于老师的站姿和风度，令人有一种陌生的敬畏。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询问种种在他看来纯属于 ABC 的问题，他不烦不躁地做着解答，遇到特别幼稚的问题，顶多淡淡一笑。

　　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有关身体检验，诸如身高、体重、视力、熊掌脚等最表层也最容易被刷下来的项目。

　　有同学突然提到沙眼，说许多人仅就这一项就丧失了保卫祖国的机会，而北方人十个有九个都有不同程度的沙眼，最后直戳戳地问：

　　究竟怎样的眼睛才算你们满意的眼睛?

　　军官先做解释，说北方人有沙眼是不奇怪的，关键看严重程度如何，一般有点沙眼并无大碍，到部队治疗一下就好了。

　　究竟什么样的眼睛才是军人满意的眼睛呢?

　　军官把眼光从那位发问的同学脸上移开，在围拢着他的同学之中扫巡，瞅视完前排，又扫巡后排，突然把眼睛盯住我的脸，说：这位同志的眼睛没有问题，有点沙眼也没关系。

　　我在这一瞬脑子里呈现了空白，被军官和几十位同学一齐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我不知所措了。

　　大概从来也没有被人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过，大概从来也没有人称我为“同志”。

　　缓过神来以后，我才有勇气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腿上的一块指甲盖大的疤痕能不能过关?军官笑笑说不要紧。

　　既然眼睛被军官看好，既然那块疤痕也不再成为大碍，我想我这个兵就十拿九稳当上了。周六回到家中，我把这个过程全盘告知父母。

　　父亲半天不说话，许久之后才说：“即使考不上大学，回家来务农嘛!天下农民也是一层人哩!”

　　我便开始说服父亲。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如果不念高中，回乡当农民心甘情愿，念过高中再回来吆牛犁地就有点心不甘，部队毕竟还有比农村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种父子间的对话，与在学校小组讨论会上的表态，是我的人生中两面派的最初表现形式。公开的表态是守卫边疆的堂皇，而内心真正焦灼的是个人的人生出路。

　　在我的解说下，父亲稍微松了口，说让他再想想，也和亲戚商量一下。我已经不太重视父亲最后的态度了，因为我明确告诉他，已经报过名了。

　　周日返回学校之后的第三天，上课时候我发现了异常，几位和我一起报名验兵的同学的位子全部空着，便心生猜疑。

　　好容易挨到下课，同学才告知今天体检。我直奔班主任办公室，门上挂着锁。再问，才知班主任领着同学到医院体检去了。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单独扔下我?

　　我便直奔十几里外的纺织城一家大医院，被告知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已经检验完毕，跟着班主任去逛商场了。

　　我再追到商场，果然找到了班主任，他正借此闲暇，领着爱妻转悠。他对我只说一句话，回到学校再说。

　　对于我急促中的种种发问，他不急不躁，却仍然不说底里，只是重复那一句话。

　　我的热汗变成冷汗，双腿发软，口焦舌燥，迷茫不知所向，甚至怀疑是否政审出了什么麻烦。我不知怎样走回学校的，躺到宿舍就起不了身了。

　　班主任让班长通知我谈话。班主任很平静地告诉我，我的父亲昨天找过他。我自然申述我的志愿，不能单听父亲的。

　　班主任反而更诚恳地说，第一次在高中毕业生中征兵，是试验，也是困难时期的非常举措。

　　征兵名额很少，学校的指导思想是让那些有希望考取大学的同学保证高考，把这条出路留给那些高考基本没有多少希望的同学。

　　班主任对我的权衡是尚有一线希望，所以不要去争有限的当兵的名额。

　　最后，班主任有点不屑地笑笑说，人家都争哩，你爸却挡驾，正好。我便什么话也说不成了。

　　我又坐到课桌前，顺理成章地名落孙山了。没有任何再选择的余地，回归我的乡村。

　　我在大学、兵营和乡村三条人生道路中最不想去的这条乡村之路上落脚了，反而把未来人生的一切侥幸心理排除净尽了;深知自修文学写作之难，却开始了;心底存储一种义无反顾的人生理想，其标志是一只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