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三十号，正月初九，上午刚上班儿不大一会儿，护士给我戴上腕带，领我进了病房，指着六号床说:“您是这个床，把你带的东西安顿好以后，等待通知，开始进行身体检查。”

　　我一边儿换病号服，一边儿听三床病人和二床病人说: “我和您说，我姓杨，是二十八号上午住进来的。我是怕伤了我女儿的心才同意住院做手术的。依我的个人意见，就这样吧，反正也不是一年两年的病啦。”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唉…… 反正也没有多少年了。”

　　二床的病人大约五十来岁，听口音也是本地人，身材魁梧，衣着整洁，举止大方，说话声音不大，看样子像一位老板。

　　三床的老杨个子不高，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皮肤较黑。病号服的裤子有点长，裤腿挽了有两三圈。虽然至少有三颗门牙下岗了，但是，说话的时候，跑风漏气的现象还不太严重，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标准的京腔京韵，气息把握的不粗不细，不急不躁。

　　晚饭以后，病人们该检查的都检查了，病房里渐渐的安静了下来。老杨和二床的病人继续开始聊天。

　　“我和您说，我是二十八号上午住进来的。我是怕伤了我女儿的心才同意住院治疗的。我女儿因为我这个病跑了三家医院，只有这个医院的刘主任愿意接受我。并且非要让我女儿看看我的疝气的个头有多大!刘主任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早点儿给你爸爸治疗呢。”

　　二床的病人耐心的聆听着他的讲述，接着他的话茬问他:“就是呀，您为什么不早点儿治疗呢?”

　　唉…… 老杨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环视了我们几个人一下，用右手摸了摸下巴上那花白的胡须茬子，左手习惯性的去裤裆里端了端突出出来的那一堆东西，陷入了回忆当中。看来是问这句话触动了他心头上的软肉啦。我看见他眼角流出来两行泪水，怕我们看见，赶紧用右手的袖口抹掉了，又偷偷的环视了我们一下，意思是你们大概没有看见我流泪吧。然后若有所思地开始继续讲述他的坎坷人生!

　　“我和您说吧，我原来住在西城区。初中毕业以后，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 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贺兰山脚下的一个农村插队落户了。您说，我们刚刚初中毕业，十七八岁，都还是一个孩子哩，就要让我们离开父母到外地生活。外地就外地吧，在河北省一带也行，好歹离家近一点儿，气候和生活方式都能适应得了，从心里面觉得还比较能够接受。您说，一下子被弄到了大西北!唉，也不知道离家有多远，反正是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坐了一天大卡车，又坐了一天马车，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不能再陌生的村子里。村里的人们就像看杂技团表演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这是哪里?我们不知道东南西北，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一下车，我们几个人就不约而同地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了一场!哭得肝肠寸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天昏地暗，哭的令石人落泪!”

　　说着，他不好意思的又摸了摸下巴，眉头紧锁，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

　　“唉…… 第二天起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都是两眼肿的就像两嘟噜葡萄似的。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肚子饿的咕噜咕噜的响。哭归哭，闹归闹，可是有什么用呢?最后，饭还得吃，日子还得过。毕竟这里既没有咱的父母亲人，又没有咱的兄弟姐妹，谁心疼你呢!”

　　“我们都是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可以说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见过。不知道什么叫庄稼，看庄稼苗和草一样，都是绿的。不知道某一件农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不知道做饭蒸多长时间就熟了，不知道放多少水就不软不硬，不知道菜里面放多少盐就不咸不淡;不知道手上磨出来了血泡该咋办，不知道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适应了这个陌生加恐惧的生活环境了。反正每天就是吃饭、干活、睡觉。能看到的字就是巷子墙上写的标语，不是“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有的同学有收音机，不过，内容每天都是大同小异，说的话和墙上的标语差不多。一年到头，尽管每天出勤，到年底决算以后，扣除了口粮款所剩无几，见不到几个现钱。回家看望我爸妈是不可能的，那点钱估计连汽车票钱也不够，别说还要坐火车，还要吃饭，还要坐车回来。没办法，就老老实实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吧!”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劳动的一个姑娘走进了我的视野。她不爱说话，身体挺壮，每天参加劳动。在生产队长的撮合下，很快我们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同学们还稍微有点儿小羡慕和小嫉妒。不过，我却发现了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她，竟然没有读过一天书，压根就没有迈过学校的门槛!所以，一个字都不认识。当然了，她从小到大就没有出过这个村子，也不需要认识字，哪怕一个字!”

　　“时光匆匆地流失了几年以后，“形势”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收音机里面不再每天喊“扎根农村闹革命”了。有的同学考上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地方。有的同学家里面来信说我们可以“返城”啦。”

　　“又过了一两年，同学们基本上都返城了，就剩我一个人仍然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原因很简单，我结婚了!”

　　“我无助， 我绝望，我悔恨，我不甘心。说实话，我压根就不想在这个地方，现在，更是一会儿也不想在这待的啦!”

　　“我开始找大队书记，找公社干部，找县知青办，强烈要求返城。我父母也在家里找街道办事处，找落实政策办公室。天呀，终于盼到了老天爷睁开眼睛的那一天了，我得以携妻子返城啦!当我拿到户口本那一刻，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是甜?是苦?是酸?是 …… ”

　　“紧接着，街道办事处又给我安排了工作。我终于回来了，回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了!”

　　“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一家人刚刚进入久别重逢难得团聚的氛围，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父亲松开了我母亲和我的手，眼角滚下来几颗泪珠，默默地走了。”

　　“我三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我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让我母亲看见了我肿大的阴囊。我母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大裤衩问:“这是怎么回事?多长时间啦?”我支支吾吾的说:“有一年多了。没事，不碍事，不影响干活。”

　　“第二天下午，我母亲和我说，你和领导请个假，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手术，我已经和医生说好了。这一刻，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我深深地感觉到母爱的伟大!世界上只有父母亲才时时刻刻地关心着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再驳母亲的面，那样，我母亲会伤心的。”

　　“第二天，我在西城区二龙路医院做了“勾股疝”手术。医生嘱咐我，今后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不能提重物，不能生气，不然的话，这个病还会复发的!”

　　“三年后，我的病果然复发了。我知道，医生嘱咐的那三个‘不能’，我一条也办不到。我要生活，就必须毫无选择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唉…… 最让我痛心的不是旧病复发，而是，我唯一的亲人，我那位在别人眼里普普通通、甚至可以说是“其貌不扬”的母亲，前几个月丢下我悄悄地走了…… ”

　　第二天，一月三十一号，二床的那位病人上午手术，因为人家是微创手术，所以 ，下午五点钟就通知可以出院了。老杨也接到了通知: 明天手术。我和五床的小张也接到了通知:二号手术。

　　二床的病人出院前，趁着老杨去医办室签字，既是自言自语，又好像特意的对我们几个人说:“三床这位，说话是有点儿重复、唠叨，估计是他的大脑受了刺激啦。他需要有人听他的倾述，说不定他回家以后，就没人听他说话了。”

　　晚上，病房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主动的凑到三床的跟前，用自认为是“张家口的地方普通话”问老杨:“您能告诉我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我和您说，我今年七十六啦，属猪的，我们这儿都说的是周岁。”

　　“哦，我听您和二床那位说，您在西城区住吧?”

　　“啊，那是过去的事儿啦。现在在大兴区采育那一块儿住。”

　　“为什么不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区住呢?”

　　“我和您说，我们家原来在西城区有两间平房。这不是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需要嘛，棚户区改造，给我换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不但居住条件改善了，而且位置仍然在西城区。不错吧?我就一个女儿，您这个年龄应该知道，那个时期不是国家提倡“一孩儿化”嘛，“生育一个正好，国家给你养老”。咱自然是响应号召啦，咱不能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孩子大了一点儿以后，孩子住一个屋，我妻子住一个屋，晚上我在客厅支一张床，白天再合起来。”

　　老杨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述说下去，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茬子，又接着和我小声的说了下去。

　　病房里今天晚上出奇的安静，估计其它的病友也在听这位小老头儿的倾述。

　　他说 :“这不是眨眼的功夫，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想，女儿结婚以后用不了多久又要生孩子，这个房子已经不适应我们家住了。我就把这房子卖了。然后到大兴区采育那一块儿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这样，我也有了一间卧室了。

　　时间过得真快。这不，现在我外孙女也不小了，做作业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又恢复了“客厅生涯”。我妻子一个屋，我女儿姑爷一个屋，外孙女一个屋。”

　　“您退休了，应该有时间看病啦，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我问。

　　“您明天就要做手术了，我能看看您的病，这么多年成什么样了吗?”我紧接着又问。

　　老杨迟疑了一会儿，没有马上回答我，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大概是评估一下，看我是不是“心怀不测”。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把身子扭到面向墙的一面，给我褪下了裤子。

　　当我看到他的阴囊的那一刻，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撞击了一下，啊?这么大!怎么会成了这样了，这么大一嘟噜东西每天在裤裆里吊着，那该有多难受哩。

　　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连拍了两张照片。我一来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二来我怕和人们说的时候，别人说我在编瞎话，所以，我拍了照片。(只是部位有点儿尴尬，不好意思发给您看)什么?有多大?这么说吧，您去菜市场，拣最大个的圆茄子挑，或者，拣大一点儿的圆白菜挑，足有那么大!

　　我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我才问他: “您每天就这样，怎么走路、怎么解手呢?”

　　老杨边提裤子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慢慢的坐在了床边上，脸上挤出来几分苦笑，又透着几分无奈、几分凄苦，低声的和我说: “唉…… 怎么和您说呢，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走路，您没有发现我扭着走，裤裆里面有这么大个东西，会好走嘛，解手?我和您说吧，不怕您笑话，好多年我就不会站着尿啦，和女人一样，蹲着尿!”

　　“您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来住院治疗?我能不知道早点儿治疗吗?我上班的时候，那三条注意事项一条也达不到，我想 ，反正它也是复发嘛，就没理它。退休以后，这三条仍然是达不到。现在，我负责给女儿、姑爷、外孙女做饭，负责家里的买菜和做家务。我住院治疗，谁给她们买菜做饭呢?我女儿在亦庄地铁站上班，三班倒，按时按点儿的上下班，一点儿也不能错。姑爷上班，孩子上学…… ”

　　“哦，那么您的老伴儿呢?她?”

　　我觉得有点儿失言，有点儿过分，不应该像审判员一样刨根问底，聊天哪有我这样的人呢。

　　老杨又陷入了沉思 ……

　　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压低了声音说:“她啥也不管，只做自己的饭菜。她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做，吃完饭就出去玩儿。具体玩儿什么，去哪里玩儿，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问。”

　　“你们两个人分房住有多长时间了?”

　　“唉……，有几十年了吧，好像有了我女儿以后就分居了吧。现在我们两个人在外人眼里还算是夫妻，在家里其实就是邻居，是合租房子的房客，是熟悉的陌生人。”

　　看见老杨的脸色由苦笑变成了痛苦，我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我不应该这么问您，对不起啦!”

　　第二天，老杨的手术顺利完成。

　　三号中午，医院通知老杨，下午可以出院了。

　　晚上七点多钟，老杨的女儿来了。她径直走到老杨的床前，没有和她爸爸说一句话，从床上提起老杨那个提包，扭头就走了。老杨看了看女儿的脸色，一句话也没有说，和我们几个病友打了一下招呼，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我和五床的小张送到病房门口，已经看不见他女儿的人影了。老杨回过头来和我们俩又挥了挥手，很不利索地走着，追他女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