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的风声越来越紧，“两个孩子刚刚好”的口号到处都是。已经有了我和妹妹，可妈妈又怀孕了，虽然是意外，而且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妈妈还是舍不得不要这个孩子。

　　老三又是女孩。可能是天生自带幸运星，小妹一路走来总是有惊无险。不说是妈妈保护了她在肚子里的安全，光是分娩时的惊吓就值得一书。妈妈是护士，在七十年代晚上经常进行的政治学习时，羊水突然破了，一众医护立马转场进入接生状态—也没有B超的先知，小囡居然脐带绕颈三圈半，据说生下来满脸青紫、只有“坠地”没有“呱呱”，助产士一顿拍打才“哇”的哭出来。妈妈为此提心吊胆很久，生怕妹妹因为大脑缺氧影响了智商，而后来她才是家里读书最出息的孩子，这是后话了。

　　就这样我们凑成了三姐妹。

　　爸爸妈妈都是山东人，因缘际会来到安徽扎根并组织了家庭。我九岁之前是生活在霍山，当时是住在妈妈单位县医院的房子。

　　那时的房子是连着的一大溜，一个门进去就是连着的内外两间，也就是一户了。唐山大地震刚过去，全国防震意识很强，家家门口还有一个地震棚，成为每家的杂物间，也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地方。

　　虽然没有玩具，可孩子们的世界是丰富的。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就是水稻田、猪圈(记不清是农民还是医院喂养的)，几乎和农村是无缝连在一起，因为地处大别山，旁边就有小山、水塘、小溪。小孩子不知道欣赏山水，只知道山上有野果和毛栗子、水里有鱼虾，男孩子偶而能捉到黄鳝、泥鳅甚至蛇，女孩子最喜欢满山的映山红、兰草花、野金针花还有野果。

　　因为都是医院的子弟，孩子们都混的很熟，一大群呼啦啦跑来跑去的阵仗很大。但因为每家都至少有两个孩子，夹杂着年龄和性别差异，经常玩着玩着就闹起了矛盾，有时几个人抱团排斥另外几个人不带他们玩。我们姐妹仨因为偏弱势就遭遇过不少回。

　　这种遭遇并不是我太担心的，因为我们仨可以自己玩，比如丢沙包、跳房子。和这个相比，怎么带妹妹更让我头疼。二妹只比我小一岁半，所以在“三人团”中不服管，气质像个独行侠，就算走在我边上，也是甩着手、若即若离，她是不敢落单的;小妹是乖巧，但她太小了走不远，总是让我抱抱、背背，于是我这个大她三岁半的姐姐每天吭哧吭哧的带着她这个小“负担”，经常累的背痛，就向爸爸妈妈叫苦“腰疼”，总是被斥一句“小孩子哪有腰”。

　　在不用照顾妹妹们的时候，我就可了劲儿的撒欢，经常因为玩昏头回家晚了挨熊。每次遥遥听到爸爸拖着他的山东腔满处喊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心虚、心惊，也不敢应一声就溜着墙根使劲往家跑，一是生怕爸爸听到我的应声还在远处更加发火，二也是让爸爸早点停下他的山东腔，这是小伙伴们明天又要取笑我的地方。

　　妹妹们虽然是我的“小麻烦”，但也是我的小心爱。爸妈的工资不高，还要挤出一点钱寄给奶奶，再请保姆就很困难了。没有幼儿园可以上，就把刚五岁半的我送去上学;二妹可以自己在家了，而没人带的小妹就跟着我上学。小妹从小就很乖，我一边听课一边和她玩，她也不出声，我竟然也总是考的好成绩，便成了爸爸妈妈最开心的事。

　　爸爸妈妈不会明白的向我们表示他们的爱，但却有他们独特而难忘的方式让我们仨记到现在。

　　护士工作很辛苦，妈妈每周都要值夜班，有下午到半夜的“小夜班”、半夜到清晨的“大夜班”。因为医院就在家后面的那几排房子，所以在妈妈“小夜班”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欢呼着去看她。医院的孩子们就自己独特的“玩具”，偷偷摸摸的玩注射器喷水、烧酒精棉球“蚂蚁上树”，这都是要找到心软的叔叔阿姨才能得到。我们仨最盼望的是医院发给妈妈的“夜餐”，多数时候是有点油荤“味”的面条，不知道是真好吃还是隔锅饭香，这也是我们蹲守的动力之一。小孩子熬不得夜，困的不行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早就看到妈妈刚浅睡着，桌子上放着她自己饿着肚子省下来给孩子们带回来的一大搪瓷缸“夜餐”。

　　爸爸有一个爱我们的方式像个动图，在我们仨的脑海里一直还那么真切。我们仨有时笑话爸爸是“山东小汉”，清瘦精干也不高大的身板骑着二八大杠“呼呼”远远下班回来的时候很是显眼。我们仨总是齐整整的一起站在路边，一看见就欢呼着跑过去接爸爸。那时还年轻的爸爸“哈哈”笑着就先把小妹抱到车子大梁上斜坐好，让我和二妹挤挨着坐在后座上，然后就在旁边的小篮球场带着我们绕圈骑，一圈又一圈加快了我们也不让停，就“咯咯”的笑。回想起来，那时驮着“运动头”统一发型的三个丫头、留着寸头的爸爸一定感觉到风穿过发间的轻快。

　　我们生活在这片地方的时间不太久，在我八岁时就搬到县城去了，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的日子也过去了。那时的农村孩子还需要干农活，我们这些医院的孩子们没有这些负担所以能轻松拔尖。孩子们是单纯的，他们羡慕我们衣着整齐学习好，我们羡慕他们有妈妈做的老棉鞋、家门口有桂花和香椿、田里有漏网的山芋和茭白可以生吃。

　　每次想到这些画面，都觉得是一辈子的滋养，但已经是回不去的家园—在七、八年前有机会回去了一趟，它已经和全国其他的县城别无二致，只有医院一处残留矮墙上褪色的“救死扶伤”强调着年代感，是我依稀记得的样子。

　　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看着我们离开的山水草木，已经记得越来越不清楚。这个故乡其实不在了。

　　后来的后来，我们三姐妹散落到不同的城市，遥望着、彼此关心着，像小妹院子里那并肩又错落开着的三朵大丽菊——同一个根发出来，又有独立的枝干;有一岁一枯荣的平凡，也有多年生草本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