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历程中，曾两度亲历“交公粮”。严格区分的话，公粮其实就是国家对农民征收的田亩税，以粮食抵现金无偿上交国家，而“余粮”则是按田亩面积下达征粮指标，国家统一价格征收农民自留口粮后多余部分粮食。话是如此，其实欠收年成，交纳公余粮后，农民自己常会所剩无几。为叙述方便，暂且把交公粮和余粮统称为交公粮吧。

　　初次交公粮，是我尚在读小学的一九六五年前后，那时，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农村最基层是生产队，相当于现在农村的村民小组，但性质已完全不同。那时农村基本没有外流人口，劳动力充足，生产力落后，我们南方农村大部分都是种植双季水稻。一边收割早稻、一边晚稻插秧。此时，社员最忙碌辛苦，即使“夏日炎炎似火烧”也得为一天一块钱分值(这算是比较高的)而早出晚归。能正常领取一家人的口粮，年终结算有百十元进账就相当不错了。下面我就以交公粮为主要线索，从一个侧面还原一下当年农村的生活情景吧。

　　正当暑假的某日，生产队长接到公社的通知，要在早稻入库后及时完成70%(剩下的30%，一般在晚稻收割后完成)的公粮交纳任务。当日，妇女社员仓库保管员就要翻晒入库稻谷，清除秕谷做好交粮准备。

　　太阳的余晖还未散去，“当、当……”挂在仓库走廊的钢板敲响了，队长及时召集准备次日送粮的社员，“大家抓紧点，天黑前把麻袋灌好，明天一早趁凉赶路”。于是大家便各自拿着麻袋赶往生产队仓库：装袋、过磅……迅速地忙碌起来，很快就把麻袋装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便被父亲从睡梦中叫醒，匆忙吃了点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早餐——蛋炒饭。然后来到仓库各自把装满稻谷的麻袋捆绑到独轮车上，每袋稻谷约150斤左右，每车300多斤。十几辆整装待发的独轮车在村口路上一字排开，少顷，在“头车”的带领下这支规模不小的送粮队伍，在独轮车的“吱呀、吱呀”声和家人的叮嘱声中开拔了，目的地就是县城的城中粮站(现在的横峰县城中加油站附近)路经铺前、岑港、上茅坪。我们这些父亲的帮手，就是用一根约3米长的绳子，一头拴在父亲的独轮车上，一头挎在自己的肩上;在上坡和坑坑洼洼的地方随时为父亲助把力。那时从家里出发上公路前有两里的小路、公路也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当途经岑港老石桥时与大车相遇，凹凸不平窄窄的桥面，让人进退两难惊险尴尬场面时有发生。那时，虽然拖拉机汽车都较少，但只要火车经过必会让你弄得灰头土脸，睁不开眼睛。为擦汗方便，推车的大人每人都备有一条长约一米五的粗布手巾，扎在腰间，一边推车赶路，一边擦汗。为避开正午的烈日，途中实在累了就在路边停下喝几口自己用竹筒灌装的凉白开水止渴解乏。因为路况不好，个别独轮车会出现车轱辘脱钉甚至断轴等意外，这时大伙会停下相互设法消除故障。从家到县城虽不足三十里，往往也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

　　赶到县城粮站后繁忙时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验收过磅入库。大人们将稻谷一袋袋背到库房天桥上，御谷、称皮再由负责人结算……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此时，一同拉车前往的小伙伴们就趁着这难得到县城的机会跑到不远的火车站去看火车了，拿着大人犒劳的几枚小硬币买二分一支的白糖棒冰。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这已经是开心不过的事情了，甚至成了回家向其他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到了县城看了火车，吃了棒冰)，因为平时，即便是几分钱的冰棒，也只有在难得有人上门叫卖时偶尔会得到父母的“赏赐”。那时一个强劳力一天的工分分值才几毛钱，能时不时吃到几分的棒冰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

　　看过了火车，棒冰也吃了，交粮手续也差不多办好了，尔后，我们这几个小帮手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们来到革命老根据地招待所对面——也就是横峰县少有的“馆子店”吃中饭，每人一碗清水面条(饭是吃不了，当时吃饭必须要粮票，而普通百姓是没有的)这所谓的中饭，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顿点心罢了。

　　为不误农时，简单的午餐后，大伙推着独轮车，抄小路逆岑港河而上踏上返程之路。不知不觉，我们来到八都黄家对面的树林里的小路上。树上的知了时不时地发出吱呀、吱呀的鸣叫声，三伏天气炙热难耐，大家停下脚步，准备短暂休息。不远处正好是一片梢瓜田(现在已很少见的一种形似冬瓜的瓜种，大的有七八斤重)白里带黄的梢瓜散发出淡淡的诱人瓜香，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食欲;无可奈何，一行人中，个个都囊中羞涩。即使再不要面子，总不能去偷去抢吧。何况瓜农就在田边瓜棚里休息呢。都说人多主意多，人多力量大，这时，有人提议：“大家把各自车上的麻袋卸下来，然后逐个将袋里没倒干净的稻谷收集起来。”瞬间，大家一起动手，居然也收集了好几斤谷子，“拿去换瓜吃。”大家纷纷品尝着手中所分所得的一两片瓜，虽然每人只有两片，这也算是一“饱”口福吧。要我说，这种瓜，论口感比黄瓜好不了多少，但那种特殊的香味却使人难以抗拒。

　　天气虽热，但因没了负担，而且家里还有太多不能耽搁的农活;稍稍休息后，大家不得不继续赶路……类似这种交公粮经历大概有三四次。

　　第二度交公粮的经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爱人和儿子都还是农业户口，和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爱人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靠挣工分领口粮。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了的“双抢”(抢收、抢种)便是当年夏季农活中的重中之重;“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也是当年非常时兴的一句口号(当然不能光是口号)。“双抢”的开始，也是学校暑假的开始，所以，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投入到生产队的劳动大军中。我的很多农活技术及生产知识，也是在此期间学到的。对我而言，“支农”的同时，也是为了挣些“工分”以减轻家庭负担。

　　前面说过，公余粮任务，必须在七、八月份完成。值得庆幸的是，七十年代公余粮已经不用往县城送了，因为在本公社的龙门西张已建粮站(仓库)距我们家也就三华里多路。这应该大大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同的是五、六十年代交公余粮是用独轮车，路程也远得多;而此时，因嫌麻烦，就直接用箩筐挑。为了不影响上、下午出勤，交公粮时间基本上都安排在中午，真可谓是争分夺秒。

　　上午收工回来，吃过午饭，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赶往生产队晒谷场。力气大的，唯恐挑得比别人少，就挑选最大的箩筐，装满后还要用扁担使劲杆几下。一担稻谷挑一百七、八十斤是常事(当年的报酬是每挑一百稻谷记三分，差不多三毛钱左右)装好稻谷后就沿着田间小道马不停蹄地直奔粮站而去。赶到目的地后，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所戴斗笠便充当了扇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顺利验收过磅，早早回家。

　　那年头，粮站收购员的责任和权力都是很大的，有时稻谷质量明显是合格的，但若遇上素质较差的收购员或其不顺心时就会吹毛求疵，无端找你岔子。什么水分“不达点”，“成色不好”……相反，如收购员心情好，或“人面熟”即便有点瑕疵，也会放你一马。把好质量关，本是无可厚非的;可偏偏会碰到没事找茬的，弄不好叫你重晒，重扇，那就得自认倒霉了，所以，那时的粮站收购员是得罪不起的。

　　在当年的交公粮队伍中，我也算是年轻的。虽然平时肩挑手提的活儿没少干，但跟那些常年干体力活的农民真的没得比。为顾及面子，挑粮时，我也得硬着头皮，尽可能把箩筐装满些，但始终不敢选大箩筐，最多也就能挑一百二三十斤。一路上扁担在左右肩不停地交替，压得腰都难以伸直，两腿是不听使唤，每迈一步都很吃力。不得已时，只好在路边小歇几秒，生怕跟不上趟，影响集体过磅结算，每送一趟粮都是对我的意志力的一次考验。

　　后记：

　　屈指算来，亲历两度交公余粮，距今已经几十年了，当年交粮的父辈很多都已作古了。现在，每当和少数健在的老乡邻谈及这些往事，他们都颇有感慨：“我们这些农民是多么淳朴，即使粮食欠收年景，口粮发不足，到青黄不接时，哪怕以红薯、萝卜、青菜当饭，也从未拖欠公余粮，而是把上交公余粮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现在国家富裕了，不但不用交公粮，国家还发种粮及各种补贴，党中央的“三农”政策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种养殖品种多样化、昔日的乡间小道已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大小型农业机械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昔日的独轮车也成了博物馆的展品……

　　成稿于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