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齐腰深，厅堂一般大。老八伯说，这个泥坛怎么看也像坟坑。他又说，我没看过比它更大的地方啦，我一辈子都在泥坛里打转。泥坛是踩窑泥用的。泥从后山的荒地里，挖出来，用平板车拉到坛里，匀碎，浇上几担水，泥嗤嗤嗤地叫响。老八伯手拿竹梢，不时地打一下牛屁股，他自言自语地，温和地骂道：“谁叫你是牛呢?牛的命就是踩泥。”牛一脚一蹄，在泥面上陷下深深的脚窝。也陷下老八伯的脚窝。泥渐渐变得稀烂，粘稠，胶一样。

　　窑泥最后成了我们头顶上的瓦，厨房里的米缸，地窖里的酒坛，腌制菜的土瓮。“这是家的脏器，”老八伯说，“泥是个好东西。”没有泥，哪来家呢?他又说。我父亲说，说是家的脏器倒不如说是人的脏器。比如说米缸吧，那是人的另一个胃，父亲说，最怕米缸空了，米缸一空，胃就会咕咕叫，喊人，怎么劳累了一年，连一个米缸都装不满呢?在没有分家的时候，我家有十三口人吃饭。我母亲最怕早上走近米缸量米，米缸一升一升地浅下去。米缸就是一个家的深渊。

　　老八伯是我的邻居，右腿有点瘸，秃头，爱喝点小酒，身体窑泥一样饱满。下雨天，不能踩窑泥，他就去村里的寡妇家串门，腰上挂一个竹筒的酒罐，哼着他自己才能听懂的小调。他从寡妇家里出来，脸红扑扑的，操着小圆木的茶树杖，追着老婆打。他老婆跑过一道田埂，跳过矮墙，就到了我家。这个轻度弱智的女人，头发像一团马蜂窝，一手提着油腻的裤子，一手摸着紫青色的脸，对我妈说：“拐子又打人了。嘟嘟。他把钱都给了寡妇。嘟嘟。他日上也要做那个事，我不做，他就打我。嘟嘟。”弱智女人有结舌，眼睛往上一翻一翻，露出豆腐一样的眼白。拐子追到我家门口，不敢进来。我父亲是个威严的人。拐子就喊：“邪妈，邪妈。”邪妈是他老婆的名字。其实，老八伯除了这点之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来没出过村子，八里外的小镇他也没去过。他的胆子特别大，村里死了人，都是他替死人洗身，换衣，守夜。我祖父去世，也是他洗身的。我父亲看都不敢看。为此，他常常取笑我父亲。他说，人死了，不就是一堆泥嘛。他不怕泥。他说，枫林这三十年盖的房子，哪一片瓦没有我的脚印呢?但他自己的房子没有瓦，是用茅草席盖的，用竹篾编起来，一列一列地压在木橼上。

　　我们看不到瓦里的脚印。脚印煅烧进了泥里。怎么说呢?泥给了我们家园，又被我们抛却。泥是我们的父母，又让我们难以言齿。老八伯坐在我祖父的遗体旁，独自一个人喝酒，大块吃肉。死对他而言，仿佛并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他劝我父亲，人站在泥上，是暂时的，被泥遮盖才是永世的，你听说过人盖泥的嘛?没有。祖父的死，父亲并没有哭，那两天，他穿着麻衣，流着稀稀的鼻涕，神情木然，靠在高背凳上，胸口剧烈地起伏。家族的链条，最顶端的一环断了。

　　“沃野千里”，这是一个如此让人心动的景象。它让我向往，河汊纵横，灌木流影，村庄隐映。而枫林，却是逼仄的，山林延绵，人声稀稀。我长时间地怀疑过我是否深入过枫林，对这个巴掌大的小村仍然是那么一知半解。我以为小村能给我心灵抚慰。事实上，不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的摧残，永无止境嘛?”有一次，我父亲这样问我。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大学肆业，做了几十年的农民，依然保持着夜读的习惯。他喜欢谈《红楼梦》，谈《三国演义》，他是个寡言的人，但说起这些就滔滔不绝，像是另一个人。我对他的提问，发傻了。我说，是贫穷。我又说，是疾病。我父亲伸出了双手，说，你看看吧。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父亲的手，我甚至没有感受过眼前的这双手带给我的温暖——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抚摸过我的脸，我睡懒床不愿晨读，他就操起扁担，捅开门，说，你不想挨扁担你就快点起来。我似乎听到他扁担抡下的呼呼风声，噗哧而来。

　　宽大，厚实，干裂的旱田一样皲裂，粗粝的指甲缝隙里有黑黑的泥垢。这就是父亲的手。我突然看见了生活的脸孔——手就是生活的脸。我说，爸爸，你年老了，少做事吧。其实，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感情。我十三岁独立生活，十六岁离开枫林，所有对家的温暖的溯源和记挂，都在母亲身上。除了酒，我还没有给父亲买过别的礼物。他是第一次这样温和地坐在我对面，头发稀落，比我矮小，脸上的笑容仿佛是刻在岩石上。父亲说，每个人的命运都要自己去承担，我也不例外。他又说，家里的两亩田还是要种的，自己吃的菜还是要动手的，猪也要养一头，不然，你们回家过年也没了气氛。他手上两块钱一包的“月兔”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说，泥就是我们的命运，泥对人的摧残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泥还要把身体吃掉，连骨头也不放过。

　　我握住了父亲的手。第一次。像个鸟巢。但穿过我血管的，是阴寒。我想，这可能是泥所要说的，只不过被父亲的手传达了。父亲笑了起来，说，你的手软绵绵的，像一团棉花。突然间，我们都那样的陌生。我有一种想抱住他的冲动。我张开双手，却没有抱过去。我一只手弹了弹他衣襟上的烟灰，另外一只手捂紧了自己酸酸的鼻子。我们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父子相对，倾心长谈。父亲说，你十三岁那年，你不肯上学，我罚你跪在厅堂里，用竹片打你，你记得吗?他又说，你不知道，我吃饭的兴头都没了，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呢?我叫你摸摸我的手，你不肯，你说我的手像块砖头，我说你摸了我的手，就会好好读书的，会懂事得更早一些，你不听。父亲说，从枫林走出去的人，是泥土煅烧出来的。

　　祖父是在八十八岁那年秋天老死的。如今已有十二年。我赶回枫林时，他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墓地是他二十年前自己寻好的。他说，墓地也是家，土质要干燥，透气。墓地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田野面饼一样摊开。秋天是一个适宜死亡的季节，满目金黄，地气下抽，天空高远，万里澄明。正如老八伯说，一个老死的人并没有给我们长久的悲凉。下葬的那天，阳光清冽，山冈上枯萎的狗尾巴草起伏。

　　在他身边安睡的，是我的祖母。祖父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置好了棺木，涂上紫黑色的土漆，棺头画了两朵艳红的大丽花。

　　我的乡土哲学启蒙者，就是我祖父。他六十来岁，掉光了牙齿和头发。他空闲的时候，牵着我的手，去看一个一个祖坟。他说，祖坟也是一种祖屋，要悉心呵护。在他三十出头，他每天晚上走几十里的山路伐木，一根一根地把木头扛回家，花了三年，盖了一栋大房子。而祖屋仍然留了下来。祖屋很小，不足80平米，分两间，我伸手能摸到屋檐。我不知道祖屋有多少年啦，但知道它延续了十六代。先祖是义乌人，打铁的，和一个姓梅的结拜兄弟，逃难来到枫林，盖了这片屋舍。黑黑的瓦垄，犹如洪荒时代的河流。

　　我不知道，人类最早的房子是出现在什么年代。我相信它和石器一样亘久。人类在荒火堆里，找到烤熟的肉，也因此找到了火。泥和石头，使人类告别洞穴，有了房子，有了家园。泥使人类有了姓氏、族群、家国。它的光辉覆盖了人类的额头。房子是家园的躯体，也是家园的代言人。假如人的精神也有胞衣的话，那么它就是。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城市的房子(像鸟巢)是安放身体的(我们像一群觅食的鸟，到了晚上，我们就蜷缩在巢里)，而乡间的房子(像水缸)是安放灵魂的(我们是瓦檐滴落的水珠，汇聚到一个容器里，获得一种安静和力量，它遵循了内心的运行轨道，使转动的生活车轮慢下来)。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厌弃城市，事实上，我热爱我生活的小城。我热爱它的美食，街上游来游去的女人，烟雾袅袅的茶楼。城市鼎沸，却没有温度。乡村寂寂，却浑身柔软。

　　老八伯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脚的，哪怕上身穿着厚厚的棉袄。我坐在厅堂里吃饭就能听得出他的脚步声，嚯得，嚯得。是脚板击打土层的声音，沉闷，结实，灰尘从脚沿，轻轻地扬出去，悬浮。他的脚，像块黄褐色的花岗岩。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他已经好几年没出门了，躺在摇椅上，左脚爬满了苍蝇，用扇子赶都赶不走，嗡嗡嗡，空气中弥散着腐肉的腥气。他得了静脉炎，小腿圆桶一样粗，流脓血。他把邪妈采来的蛤蟆草，嚼烂，敷在腿上。村里的中医说，拐子吸了太多的泥气和水汽，腿是废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连过年也不回家。儿子说，回家还花路费呢。儿子不是做事的人，专干偷盗的事，饱一天饿一天。老八伯带话给儿子，叫他兄弟回来，说，田种不了，只有饿死了。儿子说，坐牢也比回枫林种田享福。老八伯坐在凳子上，用手杖打老婆，边打边喊：“我造孽啊，养两头畜牲还指望过年呢，生儿子是拉了泡屎啊。”

　　邪妈隔三差五端一个钵头，拦在我母亲去菜园掏菜的路口。“你家里的腌菜，给我一些吧。我们家一片菜叶都没有。”“拐子又不死，嘟嘟，我家盐没了。”“借一斗米给我，嘟嘟，我明年积了米还你。”邪妈一手捏着裤头，一手抱住钵头，脸上是黑漆漆的泥淤，露出满口黄黄的牙齿。我母亲把咸肥肉割一块给她，把箱子里压了几年的棉袄给她。母亲说，人成了一摊烂泥，什么用都没了。老八伯最终没有熬过第二个冬天。他全身急速地浮肿，裤子包不住大腿，身体里的水好像随时会喷涌出来。即使是在深夜，他矮小的屋子里还会传来哎哎的呻吟。村里的人说，拐子是饿死的，邪妈做的饭还不够她一个人吃。村里的人又说，拐子窑泥踩得太多，泥把脚给废了，菜里的虫死在菜里，是轮回。

　　临死，老八伯的两个儿子也没回枫林。他的泥坛成了他的墓地。泥坛已废弃了好几年，坛边的稗草疯长。坛里是乌黑的泥浆水。下葬的人说，埋拐子连坟坑都不用挖。在我小时候，泥坛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用手掏一块窑泥，捏小汽车、面饼、小板凳、鱼，放在墙垛上晒干，成了我们的玩具。老八伯用手搓一截泥，粗粗壮壮的，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鸡巴。他嘿嘿地坏笑，淌长长的口水。他说男人不为嘴巴就为这个，好东西，好东西。我们哄地散开，跑了。他看见妇女路过，就把泥鸡巴亮出来，说，试试这个，换换口味吧。妇女说，塞到邪妈的裤裆里吧。

　　他像他父亲：六十来岁，牙齿开始脱落，抿着嘴巴吃饭，头发日渐稀少，吃很咸的菜，不穿袜子，走路拖泥带水，弓着背，深夜里有长长的咳嗽，半夜起床抽烟，用筷子打人。他不时地通过公共汽车，给我捎来糯米馃，年糕，应季节的不同，还捎来清明馃，土辣椒，红薯，水压白菜，腌制生姜。这些糕点菜蔬，不断地把我唤回枫林。新米出来了，他会背一大蛇皮袋来我家。他怕冷，还没入冬，就穿厚厚的棉袄。他的皮鞋有泥浆。我女儿羞涩地叫：“爷爷，吃饭啦。”他的脸折叠着规则的时间的皱褶。他问他四岁的孙女：“你家在哪儿。”“在白鸥园。”他孙女说。“那枫林呢?”“枫林是爸爸的家。”他的笑容有些沮丧，僵在脸上，像封冻的河水。但父亲住不了两天，就要回枫林，他说，他听到地在叫他，地饿得慌，要喂肥，要喂水，还要松松它的筋骨，地舒坦了，人才会舒坦。

　　吃着新米煮的稀饭，我似乎闻到了枫林的气息：多雨而温和的气候，散着畜牲粪便的地气，身上凝结的汗渍。是的，我似乎从没有离开过枫林。水莲花一般散开的枫林，是我的胚胎。那里的泥孕育了我的味蕾，认知，美学。我固执地以为，泥是塑造人的原始元素。枫林会在某一个瞬间，落座在我眼前。枫林的地下有我长长的根须。我每次写到枫林的时候，我会无意识地用左手按住胸口。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可耻的人。——不是说我抛却了枫林，而是我对枫林有深深的隔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与父亲不一样的道路。他读了大学，却放弃了外面的世界，回到那片祖祖辈辈俯身的泥地里。我却像逃亡一样，离开了枫林。在同一条路上，方向完全相反。他宁静地耕种，宁静地生儿育女。而我一路的颠簸，喧哗，迷失归途。

　　泥土是一只笼子。父亲说。他的一生都关在这笼子里。他天蒙蒙亮，就端一把锄头去地里了。两亩多地，种了许多菜蔬。他一年四季都在地里。他几十年的时光都在地里。父亲一边垦菜蔬，一边自语。在一块地里，呆上一天，他并不觉得孤单。中午，我送饭给他吃，他手也不洗，用土在手心里搓，把土搓碎了，米状，算是把手洗干净了。土，那么松软，舒适，像一个沉默的知己。父亲说，作为一个枫林人，可以没有父亲，但不能没有泥土。他说，我们的粮食是刨出来的，是地长出了我们的身体，长出了双亲。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怀疑父亲的这句话。我知道，父亲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命运，更多的是那厚重的泥土。或者说，泥土就是他命运的代名词。小小的枫林，在他的生命里，是那样的无边无际。我十四岁以后，再也没有去过那块地里。它在一个低矮的山冈上，黄褐色，六块长方形，葱郁的菜蔬和整个山冈上的菜蔬连成一片。从这样的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坚忍的(像一把无形的钢刀)。

　　枫林的歌谣是泥沉默的号子，是泥刀的小小火焰，是油菜花举过头顶的油纸伞。攀过院墙的青藤，暗开的木窗，地角边上的向日葵，在枣树下剥豆角的母亲，它们和她们，在傍晚的水井里浮现，重叠。这是一个人在时间中的倒影，斑驳，散淡，布满灰尘。这一切，被一所旧年的老屋包容。枫林有固体的时间，菜蔬上的积雪，青苔吸附的人声。而记忆中的故土正在瓦解，像水中的泥坯。你会看到泥坯慢慢裂开的缝，崩塌，浑浊一片。就像目睹一个亲人的死亡。

　　父亲今年七十了。他的年迈将把我推到一条不知归途的路上。父亲说，人是一个部位一个部位老的，像一栋房子，瓦缝漏雨，门窗破损。他又说，人的一生都是双手空空的，泥土是我们一生的债主，我们还啊还啊，直到把肉体还给它，它才满足。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子女——人类与泥土旷古的搏斗，只有通过旺盛的生育，才能得以继续。与其说村庄是人繁衍的，倒不如说是泥土衍变的，是泥土把人聚合在一起，生生息息，宽厚，仁爱。

　　如今，父亲很少下地了，但他放下筷子就往菜地里走。到了寒冬，他穿笨重的棉袄，弓着背，被一条小路带向阡陌交错的深处。他深黑色的背影被田野抹去，宽阔的落日余晖倒伏在饶北河边。他仿佛与泥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