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镜铁骨铮铮，痛恨虚假，憎恶浮夸，向以正派、忧愤的实干家而著称。三年困难快要过去，阶级斗争又来了，而且一抓就灵，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瞎折腾了!”“大连会议”受批判，他不胜感叹，说：“像邵荃麟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从年轻时起，邵荃麟就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的事业，仅仅说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受尽折磨和迫害他得罪了谁?”后来又说：“我把家庭、孩子什么都不顾，忘我地工作、工作，可是你怎么去做都是错，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文艺报》我干不了了，喂喂鸡总该可以吧?到农场喂鸡，自食其力!”

　　“文革”开始，红色恐怖，他在牛棚和冯牧一起打扫卫生，墙上挂着林彪的像，侯金镜指着林彪的像大骂“政治小丑”!后来被红卫兵告发，五雷轰顶!差点没被红卫兵打死，当晚回家，喝了敌敌畏，幸被抢救。

　　1969年9月，我们全被下放到干校，侯金镜全家连窝端。侯金镜最爱是书，家有书橱十多架，被认作“封资修”，多次被搜查。要下干校，这些书只好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装箱，运往干校。

　　在干校，侯金镜属罪大恶极的重犯，风里爬、雨里滚，白天当苦力，夜晚啃马列，烈日下挑重担、炼红心，苦不堪言。

　　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札，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坐在马札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冬夜，屋外北风怒吼，床头的灯光闪动。张光年在《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序》里沉痛地写道：“多少个风雨之夜，我们从远处稻田摸黑回村，泥深苔滑，一路上跌跌碰碰，相扶而行。金镜是高度近视眼，穿大堤、过小桥、越沟坎的时候，往往要爬着走一段。我当时也常闹笑话。回到宿舍，我是疲劳不堪了。金镜洗脸更衣后，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侯金镜被调去与陈白尘一起放鸭，在烈日下放鸭时突然摔倒。但有人批评说陈白尘、侯金镜两人月工资都在200元以上，每天只拣100多个鸭蛋，一个鸭蛋竟然三块钱!

　　1971年夏天，侯金镜又调到蔬菜班，夏天天旱，一天不浇，菜就蔫了。湖区的气温高达四十几度，侯金镜的血压也是居高不下，连续20天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快被烤成焦炭。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连喝粥的力气也没有了。

　　侯金镜担着两个大桶，一晃一晃地，临到大坝，放下担子，大口大口地直喘，我们同情，说：“你怎么能干这活儿!粪在桶里晃动最难挑了。”他说：“锻炼锻炼嘛!平路担着还凑合，只是过大坝比较困难，有时得一桶一桶提过去。”

　　那天，天闷得像蒸笼一般，他去大田干了一天活，晚上又被迫在菜地挑水挖地，收工后，累到了极点，累瘦了，不及洗漱，便放倒像干柴般已经佝偻的身躯。大约11点多钟，侯金镜的头从枕上滑下来，歪在一边，发出很响的鼾声。干校医院的女医生来了，除带来一只氧气瓶外，任何抢救的手段都没有。

　　军宣队一直没有露面，但好多人都起来了，静静地围在小屋的外面。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对面的床上，默不作声。连长李季叫起食堂的大师傅老宋，老宋捅开火，煮了十来碗挂面，端给胡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也没动筷子。

　　第二天金灿灿的阳光满屋都是，侯金镜的小屋静悄悄，蚊帐撩起来了，www.xinwenju.com几件洗过的背心和短裤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壁上。马灯放在床头。人都下大湖去了，宋师傅说：“侯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

　　侯金镜脑溢血发作，凌晨去世。时在1971年8月8日，卒年50岁。

　　侯金镜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走了。

　　在全连大会上，侯金镜被宣布为“自然死亡”。

　　侯金镜要是多活35天，就能看见他指认的“政治小丑”如何被历史所粉碎。奇怪的是，侯金镜去世两个多月后，1971年10月14日，全连大会才宣布解放侯金镜，结论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侯金镜的爱人胡海珠的眼睛要哭出血来。她说：永远不能忘怀1971年8月7日夜晚到8月8日凌晨所发生的一切，“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啊!”

　　侯金镜的骨灰到京，骨灰安放仪式办得匆忙，简陋得连一张遗像也没有，我们这些受惠于他的、目睹了他的苦难的学生们，没有被通知到，没有机会向他满身疮痍的遗体告别。1979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京为侯金镜补开了追悼会(与韩北屏一起)，周扬、林默涵、夏衍、刘白羽、张光年、严文井、丁玲、谢冰心、阳翰生、冯牧、周巍峙、胡可、杜烽、方杰、贺敬之都来了，隆重，然而悲凉。侯金镜被害，孤魂怨鬼离世，他走了，但是，他埋在了人们的心里，他还活着。在《文艺报》的报史上，他将永存;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史上，他将永存。在个人文艺崇拜、偶语弃市的年代，在作为“文艺红旗”的《文艺报》上出现像侯金镜这样有胆有识、刚直不阿的批评家，是艺术良心的胜利。

　　37年了。2008年元旦一过，侯金镜的遗孀胡海珠在病中打来电话，说：阎纲，你和永旺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我收到了，非常动人，勾起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阎纲啊，你给金镜编个集子吧!我不行了，80多了，眼睛不能看东西，肿瘤要确诊，你给金镜编一本书留个纪念吧，不然我难以瞑目。你再写篇序言。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说，海珠同志，你放心，我再忙也得帮你做这件事。你再给谢永旺说一声，我们两个一块商量着编，整个包下来，你最后通读一遍就行。她说，我的眼睛看不了了……我说，我们二校，我们通读，后记我写，序言最好请胡可，他们是老战友了。她很满意，说，我这就给永旺和胡可打电话。

　　编辑侯金镜纪念文集，心情十分沉重。

　　侯金镜的死，是人民的损失，文艺的损失，国家的耻辱。人们不能忘记他。

　　受胡海珠的委托，我和谢永旺编辑这本书稿，也就是《文艺报》时期侯金镜的两个学生担当此任。当书稿递到我们手里的那刻，我们的双眼一片模糊。

　　收入本书文章的作者，有侯金镜当年的老战友;有建国后特别是《文艺报》时期的同事和朋友;有诗人、作家、评论家;有他患难与共的、亲爱的夫人胡海珠等。

　　老战友秦兆阳写道：“可惜啊，已当盛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必定不再是‘无言的醺醺然’，必定有很多过去应该说而未说的话、后来有很多应该说而可以说的话要说啊!历史，从来是无字之处的文字比有字之处的文字要多得多。多少事，多少话，被活着的人忽略了，被复杂的矛盾抵消了，被死去的人带走了。”

　　亲密的同事张光年说，当时文艺界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必须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粗暴批评，二者严重地束缚着创作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侯金镜以“热情而细致的园丁”为己任，喜形于色地推荐新人，嫉恶如仇地迎击粗暴。

　　我们当时就在张光年为主编的《文艺报》做编辑，感同身受。

　　侯金镜是1971年8月8日凌晨逝世的，书中有的文章时间有误。陈白尘说“侯金镜是1957年以右以后从部队调来充实《文艺报》领导骨干的。”其实，他是1954年底调到中国作协的。孙犁说听到林彪死后侯金镜如何如何。其实，侯金镜是在林彪摔死的35天前去世的。有的说侯金镜是“山东济南人”，有的说是北京人，胡海珠说侯金镜自小就在天津上小学和初中。有文章说，侯金镜指着林彪挂像说：“你看他像不像个小丑?”有的说他说“是个野心家，小丑”。还有的说是“政治小丑”。

　　但是，侯金镜骂“小丑”的事是如何暴露的，需要加以说明。杨匡满回忆：侯金镜指着墙上毛主席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侯金镜还引用历史典故，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教训，其含沙射影自不待言。要命的是这些谈论星星点点地被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听到了，这些小孩子被抓去严刑拷打，说了实话，于是侯金镜、冯牧，还有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海默、画家刘迅，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作协的“革命群众”也立刻批斗侯金镜和冯牧，有人还上去扇了耳光，更有外面大专院校的学生进机关来，对他们拳脚交加。侯、冯只好承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是晚，侯金镜回到家中，喝了一瓶放在厕所里的敌敌畏自杀。第二天一早被抬往医院，奄奄一息，翻着白眼，大小便失禁。

　　又有人说，是隔壁一个小孩听见后告密的，有的则说是红卫兵报告的，有的说是棍棒之下侯金镜一个人承担的。

　　专就此事，我向《文艺报》的同事、当时专案组的召明询问就里。召明说：“这事我清楚。”她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侯金镜在牛棚和冯牧一起打扫卫生，室内挂着林彪的挂像，冯牧一边扫地一边愤愤地说：“排除异己，小人得志，斯文扫地!”正在一旁擦桌的侯金镜便直指林彪的挂像鄙夷地骂道：“政治小丑!”我问：事情到底是怎么暴露出去的呢?召明说，后来，对“黑帮”的管理有些松动，冯牧被王昆、周巍峙夫妇邀去聊天，他们的孩子用自行车把冯牧驮到南城中国歌舞团家里，冯牧不谨慎，把那天如何大骂林彪的事和盘托出，抒发郁结的怒气，孩子听见了，回到学校传播开来，被学校的红卫兵告发，然后兵临作协，提审冯牧，狠狠地打他和侯金镜，差点没被打死，当晚回家，侯金镜喝了敌敌畏，后被抢救。

　　对于这件事，胡海珠是这样说的：“金镜咒骂林彪为‘小丑’那件事，原发生在‘文革’初期，是对着冯牧同志说的，冯牧不小心竟说出去了。被揭发出来时已经过了一年多，这时已到了1968年春天，为此，他在单位挨了斗挨了打，回来却对我说：‘冯牧不是故意说出来的。’‘绝不是故意说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说出去与不说出去，反正反映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怨不得别人。而且，他那样嫉恶如仇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也会爆发。”“他和冯牧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人家不是故意说的。’两人关系一如既往。他这种博大胸怀，对朋友之间的友情看得如此深重，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感到我的心灵也进一步净化了，升华了。”

　　这些充满血泪至情和人道精神的铁的史实，震撼着人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更加清醒地面对过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

　　胡海珠委托我们编结侯金镜的纪念集时，还要我同时办理出版事宜。我说，现在出书难，不少老作家自费出书，连作协自己的老作家出书也得自己出钱，你出不起。她说，出版社要价不低，我根本不考虑，我想托人找一家印刷厂，少花些钱，印百把本赠送亲友就可以了。

　　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受“四人帮”的迫害，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国将不国、家徒四壁的艰难时刻，竟把扣发的1200元工资一个子儿不留地上交党费，胡海珠也上缴了补发的克扣的工资800元!而《纪念侯金镜》一本小书，还得自己掏腰包!找谁去?中国作协的作家出版社吗?我很想打个报告上去，但一想到《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出版前后的艰难困苦，最后还是忍了。

　　两个月后，《侯金镜纪念集》自费出版，印200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讯，胡可的《序》也很快在《文艺报》上发表，胡海珠电话里唏嘘着说：“我已经知足了!我现在可以住院了!”

　　胡海珠，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革命老干部，“文革”中备受折磨，年老多病，双目无异于失明，拖着“文革”中致残的双腿艰苦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