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每隔一月四十天，我都要去姥爷姥姥家小住一段。在那儿，一来我可以大大自由放肆一回，姥姥把我当小孩子，我也乐于做受宠受捧的小孩子;二来可以大吃大嚼，大解馋焰。桃杏满枝，任我摘取;洋姜地铃遍地，随时挖出品尝;姥姥烹调技术不坏，又舍得油盐调味，不似奶奶管家，从来清汤寡水。吃坏肚子，又有观音老母保佑。一度时期不去，我就心向往之;小住一段，便十分不想回红崖底。贪图安逸享受，莫不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吗?

　　有那么一段，我却不肯去姥爷家了。原因很简单：姥爷家没有饭吃。苌池村是大村镇，农业社对农民统治更严，不似我们山村偏远，总还相对自由一点。四五月间，姥爷家就几乎断顿。我只要一来，姥爷姥姥总是催我上树吃杏。桃涩杏酸，果实正长，本不应该大量摘取。但姥爷家粮食告罄，只好如此待客。吃两天水果，姥姥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甚至催我动身走路。那对我是极大的刺激啊!也是我难以理解的啊!

　　有一次，姥姥又催我动身，我恳告说再呆一天，而且保证不吃饭，只吃水果!正言语间，二姨一家也突然上门做客了。姥姥不再催我上路，掀开一只瓮盖，从里边取出半袋子大米来待客!她原来还有大米，而这大米是我母亲给她的啊!留点吃食待客，这道理我懂。但二姨一家是客，我就不是客吗?我的自尊心受了极大伤害，跳起身来夺门便走。姥姥又喊又追，直追了我二里地，我愈奔愈急，头也不回。后边再无人声，我的泪水开闸一般涌泄出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姥姥家。

　　读五年级的第一学期，突然有一天得了串亲客人捎来的信息：姥爷病重，性命危险!立即，姥爷那有着斯大林式唇髭的面容浮现在我的脑际，他多次送我回红崖底的踽踽身影历历在目。我活了十岁，虽见过死人，看过出殡，却从来没有亲人病危的体验。这时，我一阵冲动，迫切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去看望姥爷!

　　奶奶开了立柜，把她锁闭极其严密、存放大有年头的月饼给我拿出一个。我衣兜里揣了这唯一的礼品，一路急奔，八里路程，一会儿就到了。姥爷却已经不会讲话，也不能吃东西，只在炕角痴痴地瞅着我。我把那只月饼轻轻地放在一边，喊了声“姥爷”，禁不住哭了……

　　姥爷患的是脑溢血引发半身不遂。不能讲话，不能动，食道气管机能紊乱，也不能吞咽食物。少施汤水，就必定要呛了气管，拼命咳嗽。他有一只手还稍稍可以举抬，每见饭食，总要费力地举起来，指向盘碗。他一定很渴、很饿、也很想讲话!

　　有一天早上，他眼睛明亮，看着我，手指指向墙壁。我顺势看去，我以为他指的是墙上的像框。他一定是想见见母亲和大姨的相片!但是，我没有去摘像框，在我微少的知识中，似乎知道：他要看了相片，就不肯支撑着活下去了!——我的判断对吗?他是否要看像框呢?我的决定又是否对?给他看了相片他就会死去吗?他看了相片，溘然逝去，是否更好?他又苦熬好几天，受许多罪，岂不太残忍吗?这件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这些问题也总是时时折磨我……

　　大姨和父亲接了电报，都立即从太原赶了回来。母亲买的点心，大姨买的饼干，我见姥爷都尽力吞食了一点，但紧接着就是拼命的咳嗽。姥爷解放前是雇农，受尽苦楚，解放后在农业社又总是半饥半饱，临死之际，女儿们给他买回太原市的点心饼干，他却一口也吃不下!姥爷是病死的，也可以说就是活活饥渴而死的啊!

　　姥爷没有儿子，被人骂作“绝户”。他死后，有侄儿们要顶门立户，拉灵戴孝，被母亲坚决否决了。二姨因为坐月子，未曾通知她姥爷的死讯。姥爷出殡，就只是大姨和母亲两个女儿手持丧棒，拉了灵柩，一直送到坟地的。出殡的场面，也很浩大排场，鼓乐执事，应有尽有。“谁说生女不如男”，满街尽是议论声。女儿为父亲拉灵出殡，我的母亲和大姨在我们家乡一带开了先河，树立起了一个榜样。

　　姥爷名叫王秉义，1938年入党。在他的葬礼上，我县县委派人祭献了一只花圈。

　　姥爷去世，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位亲人的死亡。一个十岁的男孩，不可能对“死亡”有更深的解悟。但那件事第一次使我对“死亡”有了真切而具体的感受。记得幼时乱翻闲书，见过一只偏方，说黄酒党参煎服，可治半身不遂。我村后山生有党参，我和宝山翻山去藏山庙赶会，也曾采回过党参。但我却没有向大人们作此建议。我毕竟是个孩子，对成人们的事没有发言权，也怯于发表意见。但后来多年，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总要生出一种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