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阎锡山，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可谓独树一帜。不仅仅因他是政治家、军事家，统治山西长达38年的“土皇帝”，更在于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处世哲学。

　　与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不同的是，阎锡山深谙“中庸之道”，具有独特的思辨力和价值观。众所周知，作为儒家道德内核，中庸讲究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论语·雍也》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便是如此。即使在阎日、阎共及阎蒋矛盾恶化之际，仍能见招拆招，游刃有余，从容周旋于阎日、阎共及各个派系之间。

　　阎锡山戎马一生，从小受私塾教育影响，很早便形成了一套哲学思维，他以儒家倡导的中庸视为圆点，从横向纵向辐射开来。最明显的是，阎锡山时常运用该哲学方法处置很多军政及家族事务。如阎锡山逢人常说：“人是有理性的，要待人以君子;人是有欲性的，要防人以小人。”还有一次，阎锡山问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而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岂料阎锡山淡淡一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锡山又问：“什么叫宣传?”赵依旧洋洋洒洒，谈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以横纵方面简化说理形式，通俗明了，一语中的，正是其人生哲学的典型写照。

　　同样，阎锡山任用干部采取分而治之，不偏不倚，相互钳制。在文武官、不同派系间制造矛盾，一方面重用武官邱仰睿，向南京施压。另一方面重用文官李冠洋，加强属地管理。利用他们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庸而治，达到“扣两端而用其中”的效果，从其随笔《阎锡山格言录》里便可窥一斑。

　　以马列主义为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互为因果，互相转化。体现在中庸之道上，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或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这些特点均在阎锡山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八年抗战，阎锡山偏安山西，在日寇与国共“三个鸡蛋上跳舞”。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下，阎锡山保持中立，游走于三者间，依旧如鱼得水，轻松应对。

　　有关阎锡山的中庸轶事，他与印度诗圣泰戈尔间的对话可谓琼汁精华。1924年，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代表团访问北京。原计划是从北京到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但当听到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乡村建设搞得颇具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方才有了阎锡山和泰戈尔后来的经典对话。泰戈尔曾问阎锡山哪有“中道”，他说“中道”在上海、北京都找不到了，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只有在村野乡郊才能找到一些。用三条线来解释“中道”，上下两条线都是偏道，中间那条才是“中道”，可见“中道”，即中庸思想对阎锡山的影响之大。

　　在阎锡山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意即要把政治触角伸展开来，让民众接纳其统治思想和理论方法。同时，阎锡山认为：“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既是“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切合点，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平衡学说。作为肉眼凡夫的阎锡山，除在政治经济方面颇有建树外，文化教育的建设也搞得如火如荼。如方才所言，假若没有一定的教育背景，要建立一套系统的“中庸思想”是欲壑难填，难于上天的。基于此，阎锡山曾兼任山西大学校长，著述有《阎伯川言论集》、《大同之路》等研究价值甚佳的著作。后来阎锡山溃逃台湾，依旧孜孜不倦，奋笔疾书，写下《三百年的中国》等煌煌巨作，成为当今海峡两岸、外国学者的热门研究对象。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摘抄阎锡山的墓志铭，我们可看到其人生的哲学观写照，这也是阎锡山从军阀角色上升到军事家、政治思想家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