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4年12月参军入伍的。这天晚上，我正在参加班务会，连部通讯员叫我到连部去一趟。进去一看，连长、指导员等都在，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首长。经介绍得知，他是团政治处陈干事，叫陈培平，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工作。这些年来，团里的新闻报道一直上不去，一个正规团队，年见报10几篇稿件，与一个大团队的身份很不相称。更重要的是，全团包括每一个连队，干了大量的工作，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涌现出大量的好人好事，由于新闻报道工作没跟上，这些好的经验和事迹宣扬不出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部队建设，团首长很是着急。这些日子，陈干事利用晚上的时间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做动员，督促各连把业余报道工作搞上去。今晚到我们连来，就是帮助我们健全组织、明确任务的。指导员说，平时看我经常为连队黑板报写稿子，开会发言讲得也不错，连里决定我为业余报道员，争取能在报纸上、广播里把咱们连里的好人好事好做法等宣传一下。我一听，很高兴。舞文弄墨可是我的长项，无论是上学、在家，还是在新兵连等，黑板报的稿子基本都是我来写，我也愿意干这个活儿。所以，我连犹豫也没犹豫，当场答应：好，回去就写!

　　真是不写不知道，一写才知道搞报道如此不易!难怪人家都抢着打水、扫地、挖猪圈，也不愿意写稿子，实在是太难了。打水、扫地、挖猪圈等是自己说了算的，想干就干，想干多少就能干多少，并且立竿见影，干了就是成绩。而写稿子就不行了。衡量搞报道有没有成绩和成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报纸上登没登你的稿子：登了就有成绩，没登就等于啥都没干。问题是见报谈何容易!不要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这些国家级的报纸，就是军区、省、市一级的报纸也是很难上去的。所以从1975年年初到1976年年底，整整两年时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有100多篇，可报纸上连个标点符号也没给刊登，广播电台也没给吆喝。一开始还行，渐渐地大家对我就有看法，就不那么包容了。

　　“董攀山，你咋不到炊事班帮厨去啊?”星期天，班长看其他同志都干这干那，我却在那里搞无效劳动，很是不爽。于是乎，我放下刚开了个头的稿子，急忙到炊事班去帮厨。

　　“董攀山，快去打点开水来!”还是星期天，副班长的老乡找他侃大山、拉闲呱来了。尽管他们是玩的，我是干正事，但我还得放下正在结尾的稿子，跑步给他们去打开水。

　　……

　　于是乎，慢慢地就拉开距离了。与我同年入伍甚至比我入伍晚一年的同志，有的当了副班长、入了党，有的当了班长，还有的被保送上了军校、成了准干部，而我还是一个大头兵。一方面是搞报道本身的压力——见报难;另一方面是政治进步差距的拉大;再加上别人的不理解，这三重压力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起来。放弃吗?是有过放弃的打算。但转念一想，不行。当时我可是拍着xiongfu向连长指导员打了保票的，男子汉大丈夫，革命军人，说话得算数，不能自己端自己的嘴吧;再说，同样是一颗脑袋两只手，人家能在报纸上登稿子，我为什么就不行?写!为了防止别人说自己光会吹牛逼，缺乏实干精神等，我在时间上再做调整：正课时间我和大家一样参加教育训练，业余时间包括星期天节假日我和大家一样帮厨、扫地、挖厕所，晚上熄灯后我躺在被窝里打腹稿，第二天中午利用午休的时间把稿子写出来。起初，是困了坚持着不睡，后来是想睡也睡不着了。我知道，那是因为用脑过度，得了神经衰弱症，造成失眠。失眠就失眠吧，正好利用睡觉的时间想问题，在心里写稿子。经常的情况是，一篇稿子的腹稿考虑得差不多了，第二天早晨的起床号也响了，我和其他人一样，又得一咕噜爬起来出早操。

　　“向右——转，跑步——走!”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立——定!”

　　全连都停下了，我脑子里还在琢磨着稿子的某个地方用哪个字眼更合适，没有听到带队人员的口令声。结果，一下子撞在了前面同志的后背上，引起了队伍的一阵骚动。难怪不叫你当班长，我在心里批评自己说，如果我是连长、指导员或者排长，也是会优先考虑别人的，你写稿子写傻了!

　　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深揭猛批“四人帮”。后来才知道，这篇社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令小平同志非常不满。但在当时，别说我一个小小的连队的战士，就是我们团长、政委甚至更上一级的领导也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两报一刊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报刊，传达的是党中央和中央主席的声音，上面有号召下面就应该有行动。我就琢磨写一篇如何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稿件。那么具体写哪些东西呢?夜里躺在床上，我把我们连前一段时间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和做法，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回顾梳理了一遍，感到有三点做得不错：一是不间断地搞好思想发动。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四人帮”罪大恶极，不批自臭，没有必要下很大的功夫进行揭批，学学文件，看看报纸，知道一点大概就行了。针对这种情况，指导员跟大家讲，“四人帮”是很坏，这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坏，具体怎么个坏法，其险恶用心是什么等，也不甚了了。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对“四人帮”就恨不起来;只有知道他们为什么坏、具体怎么个坏法，才能达到揭批的目的。那种浅尝辄止的思想情绪是要不得的。后来个别同志又产生了一些厌烦情绪，认为批来批去老一套，没新意。为此，指导员又做工作，讲道理，帮助大家树立百批不厌的思想。我认为这一做法不错，便作为稿件的第一部分。第二，干部骨干带头。每次开会，连、排干部，班长、副班长都带头发言，给战士引路。这也很重要，我把这些作为第二部分思考了进去。第三，注意搞好配合。连队的墙报、黑板报几乎天天登有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报纸摘抄和干部战士的心得体会等，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这也不错，我把这作为第三部分。大的题目和中心意思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批深批透——55454部队舟桥连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由于以往从来没有在报纸上登过稿子，对这一篇我也没抱多大的希望，夜里考虑成熟，白天利用午休的时间写出来并誊写清楚后就向报社寄去了。

　　这天下午下课后，连部通信员分发当天的报纸，我在翻阅军区《前卫报》的时候，在第一版上看到了“55454部队舟桥连”的字样，心里不禁一惊。是不是我写的那篇稿子被采用了呢?仔细一看，果然是我写的那一篇。只是，篇幅被砍去了三分之二，只保留了原稿的第一部分，题目也作了修改。好在原文不长，是作为简讯发表的，这里不妨一字不动地抄录如下：

　　进行不间断的思想动员

　　55454部队舟桥连党支部，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根据运动的进展和连队的现实思想，不间断的搞好思想发动。运动开始时，个别同志存有轻敌思想，认为：“四人帮”罪大恶极，“不批自臭”。对此，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凡是fan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伟大教导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使同志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克服了轻敌思想。后来，个别同志又出现了求新不求深的现象，党支部又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大家树立百批不厌的态度。这样不断解决思想问题，保证了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算上标题和标点符号全文共262个字，典型的“豆腐块”、“火柴盒”。可这块豆腐块和火柴盒来得是多么不容易啊!从连长指导员加封我为连队业余报道员开始到现在整整两年时间，两年的苦思冥想，两年的奋笔疾书，两年的废寝忘食，两年的顽强拼搏……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我激动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但两年的兵龄又告诉我，喜形是不能于色的，否则会落下“不谦虚”的坏名声，抵消搞报道和干其他工作的成绩。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像往常一样拿桌凳，摆碗筷，准备开晚饭。

　　班里有一位比我入伍早一年的同志叫李长印。因其当兵前在村里当过两年语文教师的缘故，深感写东西不易，对我写稿很支持。每天的报纸一来，他都先看看上面有没有我的稿件。当我看完将报纸递给他时，他瞄了一眼，惊喜地喊道：

　　“啊，董攀山见报了!”

　　“哪来?”班长、副班长几乎同时喊道。

　　李长印把报纸递给了副班长，副班长看完递给班长，班长看完又递给了随我们班就餐的排长。排长赵兴成看后满脸堆笑，连说不错，不错。班长朱守仁和副班长孙鸿义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加赞赏，说：怎么样，董攀山写稿子很有成绩嘛!不一会儿，连部通信员也从楼上跑下来了，说指导员有请。我急忙跑到连部，连长、指导员又是一番夸奖。真是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啊!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自己就得首先干出成绩来才行。而要干出成绩，就要坚持，就要有韧劲，有毅力，不可半途而废。当时，如果在写了两年不见报的情况下搁笔不写，打退堂鼓，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第一篇”。难怪《沙家浜》把毛主席的那句话作为主人公的道白：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确有道理。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嘛!坚持，就是要坚持!搞报道是这样，我想，干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啊!那天晚上的饭菜，我光在嘴里嚼就是咽不下去;两只端碗和拿筷子的手，总是控制不住地抖动。

　　后来得知，编发我这篇稿子的责任编辑是车编辑，叫车全保，家住济南军区卫校，离我们团驻地也就几里路。当初，大队党支部同意我当兵，我连句好话都没跟谁说，更别说请客送礼;入伍后连里叫我学习开汽车，我同样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更没有给谁送东西。现在当兵已两年，应该有点礼貌了。趁着春节休息，我向班长请了假，到团服务社买了两包饼干、一包桃酥，装进军用帆布挎包里，借了辆自行车骑着赶到了车编辑家。因是大年初一，估计家人都去拜年去了，只有车编辑一人在准备午饭。当我作了自我介绍后，车编辑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啊，你就是董攀山啊，这个名字我很熟，因为经常看到你写的稿子。我接着说，非常感谢车编辑编用了我那篇“进行不

　　间断思想动员”的稿子!写了两年不见报，我已经不想再写了，这篇稿子的见报，使我有了信心，今后写稿的劲头会更足。车编辑说，就是应该有股子韧劲和毅力，如果没有那两年的努力，这篇稿子也用不了，关键是抓准问题，要有一定的质量。接着，他就我这篇稿子为什么被采用做了详细讲解。他说，搞报道不但要抓准问题，还要把问题磨尖、变小，做到开小口，挖深井，抓住一点写深写透，不可大而化之。多中心等于无中心，其实，中心太大也是无中心。要追求独到、新颖，写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东西，不能老一套。要把你写的单位或个人的事迹、做法、情况等，同别的单位或个人的事迹、做法、情况等比较一下，看看有哪些个不一样，然后把这个“不一样”写出来。就拿这篇稿子来说吧，原稿的第二、三两个部分报纸为什么不用，而单单采用了第一部分呢?因为第二部分发挥干部骨干作用和第三部分搞好墙报黑板报配合不新鲜，各个单位、各项工作都是要发挥骨干作用、搞好配合的，不仅仅你们连揭批“四人帮”这样做。第一部分就不同了。第一部分不间断搞好思想动员，就显得独到一些，别的连队可能这样做也可能不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动员所针对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四人帮”罪大恶极，不批自臭，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容易轻敌，这就使稿件有了普遍的指导性。总之，只有稿子的中心思想尖锐、突出、独到、新颖，针对性强，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稿件的质量才高，才有可能被采用。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经车编辑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像在黑暗中突然打开了一只100瓦的电灯泡一样豁然明亮，比埋头写多少篇稿子收获都大。看时间不早，我站起身说，车编辑，感谢您编用了我那篇稿子，更感谢您今天的这些教诲，有了您刚才的这些点拨，以后我写稿子就知道往哪个地方用劲了。一边说，一边把饼干、桃酥从挎包里面往外掏。车编辑一看，本来满面笑容的脸一下子板了起来，说，小董，你要是这样，我就生气了。编辑和通讯员的关系是战友和同志的关系，都是为了把报纸办好，不应该谁感谢谁，要说感谢，我应该感谢你多提供优质稿件。我说，这不是过年吗，给您拜个年，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车编辑说，拜年也不行。说着，连推带搡把我往外赶，边赶边说，你要是不把东西拿走，今后就永远不用你的稿子。

　　我一听，害怕了。来拜年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多登篇稿子嘛!如果放下东西换来的是不用我的稿子，那……嗨——没办法，我只好把“礼物”又原封不动地装进了挎包。

　　有了车编辑的指点，加之后来参加团里和上级举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经富有经验的同志指导，再写起稿子来“命中率”就高了。特别是1978年，配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我写的稿子先后被军内外报刊、电台采用19篇，平均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篇稿件被采用，且质量较高。如“投弹训练不宜一味求远”的读者来信，被军区《前卫报》在一版右上角报眼位置加编者按发表，在全区部队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围绕“手榴弹投掷是越远越好还是注重投准”的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大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是：坚持科学练兵，不搞形式主义，在投准上下功夫，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向了深入。与此同时，我以团党委的名义撰写的三篇关于搞好装备管理的经验材料，也被军委工程兵《人民工兵》杂志刊用。

　　这一年，我一人见报的数量占全团总见报数量的一半。

　　这一年7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年底，我立了三等功，第二年初被提升为干部。

　　……

　　退休后，我学着别人也写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类作品，不料竟被《逸飞中文网》和《时代文学》《齐鲁晚报》等媒体平台连连采用。每当战友、老乡、同事等夸我勤奋时，我嘴上不说，心里总是恣得一个楞一个楞的。读了宋春晖老师的作品和对他作品及本人的介绍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今后，我要虚心向宋春晖老师学习，做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写出更多更好一点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