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 居

　　楼上住着一家三口，一对夫妻，一个儿子。他们常常不分昼夜地争吵，互相嘶吼。听起来，父亲是被孤立的一方，令人同情，但他每次爆发出的那种几欲使楼板倒塌的吼叫，也让我对他心生厌恶。

　　这一年断断续续的争吵里，让我大概了解到这个中年男人无奈的生活轮廓：他没有了工作(不知道原因，只听到某次他大哭“为了你们我把工作都丢了”)，他觉得自己可怜，连扫街的都不如;他骂儿子是白眼狼，叫他滚;他骂妻子，说自己辛辛苦苦，每天忙碌，却没被当人看。

　　儿子是个少年，用稚气的声音怼父亲，跟着大吼，大叫，大哭。不同的是，这个少年常常在吼过哭过后不久，就自弹自唱起来——僵硬地唱着，一边僵硬地拍吉他，显然他的声音和手法都没有受过训练，但歌声里又带着少年人天然地荷尔蒙涌动的些许欢愉。这样的时刻总让隔着一层楼板的我感到痛苦，好像我知道他的片刻欢愉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悲哀现实,又逃不出悲哀现实似的。

　　今天中午，他们又大吵了一架，桌子椅子摔得砰砰作响。我气馁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注视着白色楼板背后这群没有图像的人，我为他们难过——这可是大年初一啊!我想要写一张纸条，半夜去反贴在他们门上(反贴是为了避免经过的其他邻居看到内容)。我想写：“这个世界既然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它只能是最好的世界。我们每个人既然只有唯一的一次人生，它只能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好人生。祝您们相爱，春节快乐!邻居敬上。”

　　我当然不会真的去贴这么一个纸条，虽然我确实想这么对他们说。但我何必去困扰他们呢——反正他们已经吵到了我，无论他们知情或不知情，这已是无法更改和弥补的事实了。并且，这个纸条可能只会使他们惊骇，比如，他们本不知道有邻居听到了自家的争吵，因而每天出入小区时得以保持了体面的身份想象，我怎么能去戳破他们门内的不堪人生呢?

　　我试图进一步理解他们：或许，这样的剧烈争吵是他们互相表达重要性的方式?我不能轻易以狭隘的“正常人强迫症”去要求别人。也或许，邻居一家根本不为这些吵架焦虑，是我自己在这些情境中被激发了焦虑，因为它们展演了我过去某些创伤性记忆所留下的恐惧……又或许，他们如此猛烈、痛苦地争吵，反而将彼此的生命深深地捆绑到一起，即使那是一种同归于尽，但他们勇敢无畏。换成我，我做得到吗?

　　表面上，我不屑于做这种“愚蠢”的事，但我的无意识深处恐怕是十分害怕这种“愚蠢”的。害怕失控，害怕被吞噬，我深爱自己，心里没有那么多留给他人的空隙。如果有谁把我拖入这样的生活泥沼，我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掉头就跑。这么看，我倒像是一个后现代病人，而他们是英雄。

　　此时，邻居一家在我头顶上吃饭，大声说话，热热闹闹。他们是谁，我没有见过，即使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他们的争吵和硬盘中的电影一样，对我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也和电影一样，让我互文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窗 外

　　搬家后，我还未装窗帘，深夜入睡前，能看着窗外路灯里的树，它们无论何时都拥有最合适的忽明忽暗，在微风中微妙地变幻：被路灯照亮的部分，是暖黄覆盖了本绿;没有照到的，则是深浅不一的暗绿、墨绿。夜真好，就像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窗外的树是即兴的画布。早上醒来，如果醒得早，能看着晨曦如何笼罩着茫茫绿叶，叶缝里闪烁着无数钻石一般的光辉;如果醒得晚，看到的便是近午的阳光在树上跳耀，而每一片叶子都变得透明。总的来说，它们在日暮晨昏里都显得喜悦有加，神采奕奕。

　　树上常常有小雀，它们快而敏捷，在树与树之间不停地画出无形的弧线——无形这个说法不准确，它们的翅膀扇起的空气与微尘，一定构成了某些轨迹，就像我们看蓝天上飞机划出的痕迹那样，只是鸟儿们的轨迹太过微小，我难以用眼睛去发觉。还有鸽子，肥而笨拙——有几只肥得就像母鸡，它们带着一种良善的呆滞，在树杈上一站半小时之久。有时候，鸽子们也在树上交媾。据我看到的，它们的交媾并不总是那么顺利，时常出现临时被女鸽子从背上赶走的不走运的男鸽子，这不免让受拒绝的一方有点悻悻然，但随即它就能心无芥蒂地展翅飞向另一个树杈，这样的若无其事也让我钦佩。人类总有那么多情绪和情感，相比之下不过是一堆无中生有的自寻烦恼，我们却难以割舍地将它们称为“文化”。

　　鸽子是楼下的邻居大爷养的，我至今不清楚他究竟养了多少只。他行动不便，走路比鸽子还要缓慢，在院子里放着一只轮椅和一辆有前后座的电动四轮车。我不得不感激他的行为犹如慈善者：辛辛苦苦喂养了鸽子，而鸽子成为我窗前的风景。

　　大爷除了养鸽子，还圈起了一块看起来属于公共的绿地，在里面摆了一圈圈盆花，其中最显眼的那盆，是红艳艳的开了好几朵大花的红掌，和精神抖擞的由紫红渐变到白色的几枝睡莲。它们被养在同一个大瓷盆里，永远被浇得湿漉漉的，新鲜而又清新。终于在多看了几次之后，我发现它们都是假花——我惊叹于大爷将假花当作真花养护的精神，或者说，将假花养成了真花的可贵的不屈不挠。

　　大爷的花园里当然还是真花多些，比如有两盆高大的鸡蛋花，长得比它们自身在亚热带故乡的情况还要好，每天都开出一些新鲜的花朵——就像勤劳的母鸡群，每天都生出几个新蛋。

　　阳台被我整理成一个小书房，有落地暖灯，有绒布沙发。常常地，我坐在矮几的软垫上，背靠着墙上的瓷砖，脚踩着深蓝色天鹅绒的圆凳子——它们在脚上的触感真是轻柔得令人迷恋，就像一个爱人的拥抱，算了，我还是断然舍弃这样的联结较好——仰头看向窗外的树和树上的鸽子们。

　　阳 台

　　阳台上的矮几有一米多长，铺着厚实而洁白的桌布，它像是阳台的青花地毯开出的一朵大百合花。我的手边放着两本书——最近我会一直读这两本书：VolgmarSigusch的《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构想》，和米沃什的《猎人的一年》。相对而言，我更爱前者，Volgmar这样的学者是令人景仰的。而米沃什，作为一个诗人，我热爱他的作品《礼物》(Gift)带给我的心理疗养。有趣的是，德语里，Gift这个词的意思是“毒药”，是的，我同意礼物常常是一种毒药，尤其是那些你永远无法狠心丢弃的礼物，留着它却又是饮鸩止渴。

　　《礼物》这首诗里写了这么几句：“这世上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艳羡/曾经的一切苦难，我都已释然……“虽然我最爱的诗人并不是米沃什，而是保罗·策兰，但米沃什的这首诗歌，或者说这私人化的生活感悟，对于我个人具有深沉的意义——但是，唉，所谓“感悟”、所谓“意义”，也不过是一剂暂时的麻药罢了，要不然，我就不必隔段时间就在心里默念这些诗句了。

　　深夜睡前，我常坐在阳台的夜光里，对着窗外沉默而巨大的树影，我能做的，是不知不觉地抽完一支又一支烟。

　　也许你会觉得，在这样的空间和氛围里，如果有背景音乐，它应该是缓慢而沉静的，但并不是。我这几天反复听的是一个单曲《TheEqualizer》，它的旋律是这样的：极端无情、不管不顾,钢刀一般地为自己的目标前进。你想着：好吧，请更自私一点，更快一点，更彻底一点，毁掉我这个脆弱的人，作为你赢家的勋章。但它又故意挟裹着细微的纠结，秘密地埋伏着没有尽头的缠绵，像设计在黄泉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温泉，诱惑着你不能自控地跳进去，寻求哪怕只是自我欺骗的片刻温暖，去沉浸临终的最后几秒里“世界对我多么善意”的幻觉和假象。

　　这个单曲和我的烟一起，建造了最近生活中的精神结构，是对自己的肢解(是一个虐)，又是对自己的安慰(也许是一种瘾，说到底也是一个虐)。它让人一阵一阵地痛(虽然又让人暂时释放了另一些痛)。而窗外这些最好看的树、鸟、夜，手边这些最喜爱的书和烟，就像一个完美的墓葬。我的确觉得这样的死去，可以是无憾的(至少在那一刻里可以)，但我同时知道自己还不能真的去死，因为还有一些事是我应该去完成的。在许多领域，我是一个负债的人。

　　鸽 子

　　早晨有两种鸟叫。一种是鸽子的咕咕声。鸽子大概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种鸟了，懒得考证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为“和平”的大使，使得全球几十亿人，没有几个人不知道“鸽子”这个飞禽的存在。而欧洲美洲的各个大小广场上漫步的鸽子们，半个世纪以来借着马格南图片社这种巨鳄新闻机构的传播，进入了亚非拉人民的眼和心，成了大家对欧美两洲的固有想象之一。也因此，几年前有一位知名演员的一条微博被推上头条，说他早上坐飞机去巴黎喂鸽子，在长椅上发发呆就转身坐飞机回香港去。瞧，喂的是鸽子，而不是别的什么鸟，即使“红嘴鸥”之类听起来更加小众或可能更有品位一些，但“去巴黎喂鸽子”，这里面凸显的两个关键词“巴黎”和“鸽子”，背后的换喻和隐喻是无可替代的。

　　我对鸽子的叫声没有特别的偏爱，中性，平凡(甚至是平庸)，但听久了，就像食堂的白粥或馒头，反而觉得是生活里一个切实而诚恳的存在。它们此起彼伏地咕咕一整天，填充了我住所的每一个角落，也构成了我触碰的无处不在的一个“物”，总的来说，它们的咕咕声环绕着我，每时每刻。

　　记到这里，我想起一首少年时的歌曲，叫《飞吧鸽子》。许多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起它的旋律，就像老人们通常的说法那样：“我们当年的那些XX(此处是“歌曲”)比现在好多了。”忘了哪年的有一天，我们全班去“工人文化宫”大礼堂看唱歌比赛，给班上一个参赛的女生当后援。相比人们对“歌手长相”的要求，大概可以说，她长得像一只平凡的小灰鸽子，但是她的歌声可绝对不是咕咕声。那天她穿上舞台的蓬蓬小白裙让她从灰鸽子成了白鸽子(仍是鸽子，但我没有贬义，我好喜欢她)，她唱的就是《飞吧鸽子》：“鸽子啊在蓝天上翱翔，飞吧飞吧我心爱的鸽子，风雨里你从不迷航……”我在台下几百人之一的座位上听得如痴如醉，把手都拍红了，我想她必须是第一名，但最后，她只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一个披着长头发、脖子上结着黑缎带、穿得玲珑有致的高年级女生用一首当红流行歌曲夺走了。

　　这么多年里，我有时候想到这位女生，尽管我们同班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交流，我甚至记得她上课走神时的惆怅，和一次偶然(被我看见)的泪水。以及，有一个男生为她痴狂，两人带着留给我的一大堆不解之谜，没有任何解释地双双不再出现，而他们的离开，甚至没有人谈论。

　　我也已经忘记这个女生的名字，这只小母鸽子，有着那样天籁的声音。

　　早晨另一种鼓噪的鸟叫，来自小雀们，难以准确地描述它们叫出来的是“叽叽”还是“喳喳”——果然叽叽喳喳这个词用来形容麻雀是无上的智慧，因为我根本想不出别的词来。

　　麻雀的叫声当然也是平凡无奇的，可以说与我住在不同的地方相比起来，这里是最为平凡无奇的一处鸟叫地——在柏林，窗外的橡树上有夜莺;在南台湾的观音山，阳台前连绵的群山上不但有震动人心的巨鹰盘旋，更有日夜不休的无数婉转鸟鸣;在我曾短暂住过的一个山中，醒来有黄鹂鸣水杉。

　　在这个居所里，我愿意平凡无奇地和窗外平凡无奇的鸟们一起，展开平凡无奇的每一天。

　　阳 台

　　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清晨还未完全睡够就醒来，通常是我在枕上等待下一波睡意的这期间，爬起来到阳台上写点什么。

　　今天是一个阴天，没有光影变化的窗外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平凡无奇但也温柔动人的世界。鸽子在邻居爷爷的枣树上一如既往地飞上飞下，或者蹲坐在累累的枣子从中。它们似乎比平时还要活跃不少。枣子明显又大了，皮上泛起的已不是绯红，而是枣红——令人终于明白了枣红色究竟是一种什么色彩，它是女人们最怕的晒斑，但放到枣子身上，就显得生动美丽。

　　我忘记了昨夜的梦，似乎在睡梦中，我都困扰于对工作的思考和焦虑。我的倦怠究竟是一种习惯性的浅尝辄止，导致我在任何领域都永远达不到一流，还是它确实不适合我，我不应该在不合适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倦怠是如此真切，我毫不怀疑。但为何倦怠，以及该坚持还是该放弃，在这两者上，我所谓的思考就不免带上了个人欲望的色彩，各种不同的欲望纷纷出现，都劝说着我的内心，构成不同的暗示，都看似合情合理——我很难分辨哪一种分析更靠近理性。

　　这大概就是特纳说的，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因选择而产生的困难，选择意味着一种自由，但也意味着和不自由相比，必须不停地做出选择，而选择逼使一个人不停地拷问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几乎等同于“我是谁”和“我要去哪里”的千古难题，时时刻刻地摆在现代人的桌上。

　　是的，如果我今天吃不起饭，住不起屋，也就顾不上什么尊严，只能老老实实地工作下去，一心一意地为成为一个稳定的研究者而“努力奋斗”，无论这个领域是不是真正的热爱。但因为我无衣食之忧，又不幸地似乎有一点创作和文化研究上的追求，而且的确也受到了应有的学院训练，让我不免对自己有了一些期许，或可以说追求，也或可以说是对自我的某种自恋，想要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这意义，多半也是虚幻的结果。如果非要举个例子的话，也许就是我认为这些大麻比目前正在抽的大麻(这个工作)能更令我愉悦——愉悦这个词跳出来，就是欲望在引诱，我深知它的不稳定性，欲望会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里，附身在不同的事件上，诱发你的症状，让你厌倦某事，让你在另外的某事上重新点燃欲望，然后循环，一次次周而复始。实际上它的内核结构一直是一致的，而你却认不出它来，总能被它迷惑，觉得它的每一次出现都那么接近真理，那么诚恳，那么理由充足，它痛彻心扉地循循诱导让你失去思考能力(以为自己在思考)，温顺地跟着它走，去做出盲目的决定。

　　我相信一个人的人生路的确存在着某种“正确”，这条小路通常被荒草掩埋，而一个人对自己的天分和天职究竟能够了解多少?盲目跟从欲望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延拓，偏离那条相对正确的路。

　　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喜爱窗外结果的枣树，如此喜爱对面楼旁开花的珍珠梅，结果、开花，使得这些植物和平时不同，它产生了变化，而且通常的美的、有意思的变化。比如珍珠梅的花那么精妙，结构完美无瑕，枣子每一颗都像宝石，一日比一日大一些、红一些，它们让树本身发出光芒。而你永远不知道这些花什么时候会凋谢、枣子什么时候会掉落，也不知道明年的枣子会生出多少，明年的花会怎样开起来。它们不变中充满了变化，活力，它们让我平静，愉悦，让我的视线有了可投注的地方，让我在这段暂时没有变化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

　　直起腰来

　　卧室的窗2.2米宽，共有三扇白边大玻璃。坐在窗前的绿绒布扶手沙发上，抬头，目光从白桌布上划过，投向窗外，远近六棵大树如此恰好地编织出的一片完整而茂密的林子。它们真美啊，有小柿子树、枣树、杨树，也有的我仍然不知名字。

　　它们闪烁在阳光中的绿，由雪地一般洁白而宽阔的白桌布作为前景衬托，就像夏日仍冰雪未消的安静湖面上，出现的一片投影，一个梦境。

　　总让我想到米沃什的诗句：“直起腰来，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相比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中直接的“悠然”，我喜欢这“直起腰来”。生命里所有触动我们的一切，这些礼物一般的念想、感受、领悟、天启，都需要我们从劳作中“直起腰来”才能看见，才有资格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