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有把余留的陈谷悄悄碾成米的,一边是珍珠般宝贵的米粒,可以熬粥,另一边是碾下来的糠皮,裹一点面粉做成饼。也有挎着柳条篮子去田埂路边挖荠菜挖马兰头的。更有把目光盯着天上的鸟河里的鱼的,透出一股掘地三尺的狠劲。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分红薯的日子,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了。村路上热闹得像赶庙会,欢天喜地。
每家分五十斤红薯。
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
于是全家煮红薯吃。
奇怪的是,没有大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了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
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
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
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到了院子中央,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
大哥的眼睛在他揭开筐盖时亮了亮。
啥好东西?
嘘——
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
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
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了,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
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
这是不是偷?我问。
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红薯的香味从锅里飘溢出来,我们三个根都喜笑颜开。
很快我们把三个红薯分配进了自己的肚子。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杜家的油漆大门吱嘎一关,我们立刻兴奋得像三只花果山上的小猴。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一星期前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在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的红薯?
大哥后来说,不管它,还是管好我们的肚子要紧。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平常至极,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的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长。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我惊讶地看见从前的那堵矮墙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月亮门。杜老六在自家院子的菜地里锄草。我第一次通过门而不是矮墙进入了院子的内部。
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李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
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
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
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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