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日，我走进杭州国货路4号一幢爬着绿植的小楼，成为杭州日报副刊部一名实习记者，那年我二十四岁。之前，我在复旦大学读作家班，出了第一本诗集《听任夜莺》。上作家班期间，我在上海《生活周刊》实习，回杭参加过两次杭报考试。

　　20世纪90年代初，杭报《西湖》副刊不失为文青向往之地，能在副刊上发表诗文，是一件光荣的事儿。我在副刊上，也发表过几首诗歌，责编是项冰如，我以为是一位女士，到副刊部工作后，才知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男编辑。

　　那会儿副刊不缺编辑，缺的是记者，因为副刊正改版，提倡以副刊的手法写新闻。我的任务就是写副刊头条，不是单纯的新闻稿，文体不同，篇幅也较长。党报的副刊稿，不好写，既要中肯，也要有可读性、权威性。那个七月流火的夏天，我和另一位实习记者，写洪水，写高温，写交警，跑急诊室、妇产科、消费者协会，写“特丽雅”皮鞋，写华联商厦，忙得前脚打后脑勺，累得中暑挂盐水。我这人天生反骨，在家中是长女，也能吃苦。高中时，父母把我送农村借读，给班级学农田插秧、抬粪桶，我一样没落下，也没有城里女孩子的娇气。我想，粪桶我都抬过，写稿子怕啥，打小我语文就好。记得当时，副刊部有位编辑，个不高，爱跳舞，总是昂着头的样子，我们管他叫师傅。师傅领着我们采写通宵舞会、歌厅驻唱歌手，说，好记者得深入一线，跳舞K歌也是必修课。因此，等到跳完舞，K完歌，回家再熬夜写稿，实在是困得不行。高强度的工作，并没让我打退堂鼓，一篇篇稿子相继出炉，汗水换来了收获。1993年1月1日元旦，我正式成为副刊部一员。

　　《下午版》创刊后，我负责跑文学、美术线，除了给文化新闻部供稿，继续给副刊部供稿，办公地点搬到马路对面二楼，一个大开间，楼下是印刷厂、浴室，一群年轻人在印刷机声与油墨味中忙得热火朝天。20世纪90年代初，报纸少，记者也少，当记者虽吃香，但也蛮辛苦的。一来需笔头勤，稿子不过夜，当天采访，当天写稿，讲求一个时效。二来责任心也得强。有次，头儿派我去采访一台外地来杭州上演的木偶剧，看完演出，我像一只急着下蛋的母鸡，蹬着自行车赶往报社发稿。次日，稿子见报了，头儿把我叫去，问，昨天戏没看完?我说，看完了啊。头儿问，看到领导上台跟演员握手了么?我一愣，想，握手有啥好看的。头儿语重心长道，领导上台跟演员握了手，就得写上，因为握没握手规格不一样。我一听，感到真是不明觉厉。

　　那会儿，没电脑，没手机，兜里揣个BP机，算时髦了。写稿主要靠手，采访主要靠腿，异地采访么，主要靠传真。记得采访“1993深圳首届全国文稿拍卖”，那是我第一次异地采访。临近拍卖，情况突变，只许当地几家媒体入场，我在组委会人员帮助下，冒充礼仪小姐混入会场，采访到第一手资料，连夜写稿至通宵。次日一早，赶去邮局发传真，门还没开，南方的太阳已明晃晃照耀着大地。等到发完传真，想赶紧补个觉，编辑电话又追来，说传真纸上的字看不清楚，电话里再逐字逐句进行核对。

　　当记者也有风险。一次我奉命暗访“西湖一日游”，假扮外地人，在城站坐上一辆旅游大巴，跟了一整天，发现不少宰客现象，有损杭州声誉。稿子见报后，个别旅行社和灵隐一带的茶叶小贩，电话打到编辑部，扬言要打写这篇稿子的记者，编辑转告了我，我提心吊胆了好些天。

　　我在副刊部也做过“编辑”——编长篇连载，这个工作，是一位老编辑叫我做的，我做了有一年多：挑选适合党报刊载的书刊，进行缩写，一周三期。1992年冬，我偶然读到余华发在《收获》第6期上的《活着》，很激动，报告了编辑。编辑看了，也很激动，报告了头儿。头儿批准后，让我给《收获》编辑部打电话征求在报纸上连载的意见，连载结束稿费径寄杂志社转作者。

　　然后，我用一把半锈的张小泉剪刀、一瓶胶水、一支红蓝圆珠笔，开始了我光荣的“编辑生涯”，我干的纯属手工活儿：把小说从杂志上连根剪下，按每篇八百字左右进行缩写，再把缩写好的页面，用胶水黏在发稿单上，同时取上一个小标题。比如，“老人和老牛”“有了有庆”“抽干了有庆的血”“送掉凤霞”“想死，就怎么也活不了”等等，不一而足。许多地方，我不得不对余华的小说，给予不留情面地“斧正”，并且用红色圆珠笔，进行大胆“润色”，我在小说上又涂又抹，又勾又画，有的整段画上个大叉，给予删除。这项工作，我干得有板有眼，我相信《收获》的编辑都没我这么认真。然而，《活着》也不好编，一是余华的文字，很洗练，像河底的卵石，给我的“润色”增加了难度。二是故事太惨，而我泪点又低，读之难免泪目。常常是编的时候，泪一次目。校的时候，泪一次目。见报时，再泪一次目。以至于编辑部的人还以为我那会儿失恋了呢。

　　《活着》从1993年6月中旬起，在《杭州日报》上连载了近两个月，共三十期，读者反馈长篇连载版“好看起来了”，我感到很自豪，觉得特得意，好像《活着》是我写的似的。几年后当我采访碰到余华，忘了问他稿费有没有收到，也没提当初如何辛苦地将《活着》搬上《杭州日报》连载的事儿，我担心余华若是知道当年我那么粗暴地对待他的小说，没准会揍我。尽管如此，我依然想说，是余华的《活着》让我痛痛快快地当了一回副刊编辑。

　　当了副刊记者，因生性腼腆，碰到采访名家，心里时常打着鼓，不知如何开口提问。记得一次，我采访扮演“祝英台”的一位著名越剧演员，精神矍铄，红光满面，想到她还在为越剧事业奔走，十分感动，便敬重地问，您有七十多了吧?不料她脸色一变，责怪道，侬迭个小姑娘，问女士年龄是勿礼貌的!吓得我之后再也不敢打探女士年龄了。碰到不爱说话的主，我还得想法撬开他们的嘴。记得在湖州南浔采访莫言，这位当时在总参政治部服役的军人，刚从上海风尘仆仆赶到，他穿一身灰白棉袄，原本就没什么表情的脸，板着。《江南》杂志编辑谢鲁渤向莫言介绍了我，莫言抬手指了指前方，说，抽水马桶好像坏了。果然，我们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不间断水声。我想，莫老师这是把我当服务员了，但也不好发作。我立即打电话找来服务员，修好了抽水马桶，莫言不再莫言，采访也就顺当了。后来，莫言为《下午版》写足球稿，将长篇新作《四十一炮》独家授予《每日商报》连载，我想，这跟我当年为他修好抽水马桶是分不开的。若是碰到韩美林那样侃侃而谈的采访对象，则是一种福气，韩老师性情中人，说到兴头上取出日记本，大声诵读刚写下的人生感悟。那些句子，简直比诗人还诗人，比哲学家还哲学家，做记者的只要奋笔疾书，记下那些闪光金句就行了。

　　新闻工作之余，我并未放弃我的文学梦，坚持写诗写散文。一天下班，编辑给我看一张审稿单，只见上面写着“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几字，“编委”栏内签着一个“冯”，这是我写乡村生活的一篇散文，那位编委叫冯振德。后来冯总英年早逝，令人痛心。我写了一篇文章《所有的人几乎心碎》，发在杭报副刊上，作为对冯总的纪念。

　　随着报业的发展，我在集团很多采编岗位工作过：每日商报、休闲杂志、E时代周报、都市消费、都市周报……我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也分管过副刊，邀请名人名家开设专栏、举办雅集。随着时光的流逝，写作也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应该说，我是受益于曾经当副刊记者的经历的，让我接触到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为人为文，他们身上那种谦逊、诚恳、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对文学的敬畏之心，让我铭记并深受教益。

　　记得在三联书店采访汪曾祺先生，汪老给我题了字，得知我写诗，鼓励我不要急，生活会自然赐予。记得与谢冕先生相识于“西湖诗船”诗歌大赛，对我的诗歌创作多年来一直给予关心和鼓励。记得采访黄源先生90华诞，谈起过去，黄老对理想充满坚定的语气，依然振聋发聩。记得报道夏衍先生骨灰撒放仪式，在南星桥码头坐上“玉皇号”，录音机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夏公生前喜爱的亨德尔的广板Largo，轻快而悠扬，这位钱塘江的儿子，生前立下遗嘱，将骨灰撒在钱塘江，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得在西湖国宾馆采访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得知陈老就是《绿野仙踪》译者，我说我小学五年级时，用零花钱给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就是《绿野仙踪》并深深迷恋这个故事，八十六岁高龄的陈老脸上，露出孩童般纯真的笑。记得冀汸先生住院期间，接受浙报资深记者刘慧采访时，拿着我的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首》说，“只要有诗的日子，我总是开心无比”。记得采访为鲁迅小说《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创作大量木刻插图的艺术家赵延年，他说他的画是给普通人看的，无论怎样的人生境遇，都从未停止让手中的大平刀在木板上演奏“真正的人民艺术”所发出的快乐之音。记得莫言先生得知我上过作家班，说马尔克斯、海明威都当过记者，鼓励我不要放弃写作。记得和《文学报》徐春萍一起，在笕桥机场陪余华一起接史铁生，“轮椅作家”史铁生说，最初他以为写作是一种职业，又以为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他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我也自然记得中国记协书记处王冬梅书记、中国记协国内部殷陆君主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范咏戈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王琴珍常务副秘书长等，代表“娘家人”参加了我的诗集分享会……这一切的一切，既是我与副刊的缘份，更是我与文学的缘份。

　　一转眼，在报社工作近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我走过了许多路，见识了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也出了几本书。不久前，在报社内部平台，看到曾经写下的几十万文字，看到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版面和报道，不免感叹光阴之迅捷，收获之沉甸。报人与作家，其实有着诸多契合，二者都是一种人生历练，都是面对世间万象的书写，都是对人性的剖析，这两个身份，如同一鸟两翼成就了我。我愿说，这更像是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