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金盾文学奖。曾受邀担任了《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1949—2019)》纪实文学卷副主编。2019年11月曾被中国作协创联部评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先进个人。

　　2020年12月31日，西安阳光灿烂，却因为寒流来袭，一整天都在零度之下，感受不到阳光应有的温度。

　　两天前，我把办公室窗外一盆茉莉花端回屋里，让它在窗台上晒太阳。这盆花养了好些年，总在生病，夏天已经很少开花。网上查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它，换一株重养。本来，这盆枝叶已经枯死一半的茉莉我也已经放弃在窗外，却没想到，它却顶住了入冬以来的寒冷，在不曾浇水、也无雨雪的情况下，那不曾枯死的另一半仍坚强地活着。只不过，本该绿着的叶子，黄了些。于是，看了天气预报后，我动了恻隐之心。哪怕开春还是要换掉它，我也要让它多活一阵儿。

　　年终岁末，盯着这盆不景气的茉莉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还是我这起维权官司。今天，是我可以提起上诉的最后一天。但是，我却放弃了这一权利。

　　遭遇李鬼

　　事情发生在2019年的春天。

　　一天，有朋友告诉我，在喜玛拉雅上听到有个名叫“九哥有声小说”的节目，在播一个《垄断爱情的悲剧》，很像是我写的《杀妻之后十一年》。上网一搜，果然有这档音频节目。节目分两部分，加一起，正好完整地讲述了我写过的那个案例。但是，人家已经洗过稿了。所谓洗稿，就是把别人的稿子用自己的话添油加醋重说一遍，再把里面的人物改个名字之类。《垄断爱情的悲剧》里，这个“九哥”就把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的名字都给改了一下。我写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卢浩文，这是嫌疑人的真名。现在，纪实报道提到犯罪嫌疑人，都要求用化名。而20年前，没有这规定。九哥把“卢浩文”改成了“卢文浩”;受害人姓陈没变，但名字改为“陈梅”。我觉得，这种洗稿很可笑。难道，把白嘉轩改为“白轩嘉”，《白鹿原》的作者就可以换成另一个人吗?

　　采写《杀妻之后十一年》这篇纪实，是在1999年初夏。这一年，西安市正在修建西二环。现在地铁一号线开远门站B出口的位置，原先是西安高压开关厂招待所所在地。因为西二环施工，招待所要拆迁。可是，有个长包房的客人却长时间联系不上。迫不得已，到4月15日，招待所不能再拖，只好强行开门。没想到，房间放着的一只碗柜，恶臭扑鼻。打开一看，卢浩文杀妻藏尸的秘密就此被曝光了。

　　我在看守所见到卢浩文，是在案件侦破后不久。他剃着光头，烟瘾很大，一边给我讲述，一边一根接一根抽着我带去的香烟。许多年后，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采访结束时，曾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现在，即使放他出去，他都不会出去。因为他没法面对外面那些认识他的人，特别是无法面对他的亲人。一提到他的女儿，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哗在流。

　　能进入看守所，采访包括命案死囚在内的各种押员，是我作为公安记者的一个特殊条件。这一点，一般媒体记者是做不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我对卢浩文的采访，也就成了独家采访。这事儿，也就是在前些年。现如今，因为监管场所管理更加严格、规范，不经过特别批准，已经没人可以到看守所里采访押员了。所以，这案子当年能采访到卢浩文本人，实属幸运，这样的纪实也因此很有价值。

　　电影《罗生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化自己的倾向，甚至连死者的鬼魂都不例外。卢浩文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明知自己难逃一死，但卢浩文还是希望给外面的人留下一个尽量美好的形象。毕竟，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思维缜密。如果仅仅听信他的一面之辞，稿子写出来，肯定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因此，为了深度解读这起案件背后的人性挣扎，除了采访办案民警，阅读讯问笔录，我还采访了受害人的家属、卢浩文的同事等多人。这样的采访，如果放在现在，同样很难完成。特别是受害人家属，多半不会愿意再面对记者，触碰如此伤心的一段往事。1999年7月25日，我写的纪实稿件《杀妻之后十一年》，刊发在《人民公安》半月刊第14期上。2005年，我的部分案例结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西安大案》一书，就收录了这篇一万字的稿子。

　　我不知道九哥是谁，也无从打听。但是，我认为，未经审核把关播发这样的作品，喜玛拉雅平台无疑是失职的。3月份，我发现平台上在播《垄断爱情的悲剧》，点击量已经达到了3万多。音频播出时，已经带着包括云南翡翠在内的三种广告。这说明，九哥和喜玛拉雅是在利用我的作品谋取商业利益了。

　　我决定打一场官司，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

　　对簿公堂

　　我的起诉申请，是在2019年10月8日提交给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之所以过了半年才起诉，是因为我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比如，我需要把《垄断爱情的悲剧》全部音频一个字、一个字地录成文字。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讯飞语记之类的软件可以替我做这件事。之后，我还得弄一张对照表，详细罗列《垄断爱情的悲剧》与《杀妻之后十一年》的雷同之处。当然，我还要找到合适的诉讼代理人，按人家的指点做这些工作。

　　因为不知道九哥是谁，我起诉的，只能是喜玛拉雅平台。这个时候，知识产权法庭刚刚搬到灞桥区港务大道1号。国庆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大早，位于北二环的市中院立案的人挺多。好容易排队轮到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和代理人，案子应该到知识产权法庭那边去立。怕耽搁时间，出门赶快打了辆车，赶往港务大道1号。到了知识产权法庭，登记、过安检，上到二楼办公区门外。一个刚才排我前头的律师，又一次紧赶几步，排在了我们前面。一聊，他一个人就要立十几起案子。侵权的案子怎么这么多呢?这要等到啥时候呀!可是，里面工作人员出来，一听我们来立案，马上说：谁让你们跑这儿来立案的?原来，他们刚刚搬过来，还不具备立案条件。市中院那边负责立案的法官理解有误，我们还得杀回北二环。

　　下午，好容易把案子立上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法院第一次发来特快专递，是告知我们，喜玛拉雅认为，他们公司在上海，这起案子应当到上海去起诉。我的代理人认为，这是无理要求，法院肯定会驳回的。后来，法院果然驳回了喜玛拉雅的请求;再后来，喜玛拉雅又说，案子的管辖应该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而不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也给我寄过一次特快专递，告知我，已经驳回了喜玛拉雅的要求。也就是说，案子仍由西安市知识产权法庭来审理。

　　接下来，就到了2020年。疫情暴发，我这案子也和许多案子一样，开庭时间遥遥无期。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有限，而案子好像多到没个数。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这期间，我发现，《垄断爱情的悲剧》百度上虽然还能查到目录，但音频资料已经被删除了。所幸，我们给法院提交的证据里，不仅有完整的音频，还拍了视频。视频里，我身穿警服，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我点击鼠标，进入喜玛拉雅“九哥有声小说”界面;再点击《垄断爱情的悲剧》，就传出一名男子讲述这个故事的声音。从这个长镜头里，节目附带的广告，也能从显示器上一眼看到。

　　到了11月中旬，收到了法院的快递，告知我们将于当月某日开庭审理。这时候，喜玛拉雅的诉讼代理人通过我一个同事捎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调解。

　　我的《西安大案》也有音频在喜玛拉雅平台播放。制作这个节目的，就是我这位同事。同事是位业余的演播爱好者，《西安大案》就是他的试水作品。因为不收费，这部作品现在点击率已经达到了648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杀妻之后十一年》。同事有信息在喜玛拉雅平台备案，所以，喜玛拉雅的诉讼代理人才通过他联系到我。

　　请教我的代理人，他的意见是：可以接受和解。

　　私下和解，无非就是商量赔偿金的问题。我请教过我的一位法官朋友。他告诉我，和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不同，中国的法律是填补损失性赔偿。比如，你说对方给你造成了什么损失，你需要举证，比如，得拿得出发票来。那么，这种侵权官司，我能拿得出什么发票呢?在此期间，有人对我的这部作品感兴趣，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意向。但是，当人家知道有个跟我作品长相酷似的“行者孙”“者行孙”，也在世间行走，人家还会相信我是“孙行者”吗?还会跟我合作吗?可是，这种损失，我怎么证明?法官朋友给我的建议就是：能调解，尽量调解，别等着法院判决。因为判决不见得能赔你多少钱。

　　尽管同事把我的电话告知了对方，但对方却没有再和我本人联系。

　　因为喜玛拉雅律师的原因，法官将开庭的时间延迟到了11月27日。此时，上海的疫情又有反复，法官决定，让喜玛拉雅的代理人通过网络出庭。

　　开庭这天，天气阴冷。尽管书记员打开了法庭里的中央空调，空调也发出很大的轰鸣声，但坐在原告席上，穿着皮夹克的我还是觉得挺冷，连围巾都不曾摘下过。被告席上方，视频里是个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女律师。空调不给力，网络更加不给力。听她说话，相当费劲。有时，大家都得从她的口型猜测她说了什么，尽管她中途还换了个自认为网络信号可能更好一点的地方。

　　一上来，对于我们提供的证据，女律师就“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提供的音频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而原告提供的视频，是手机拍摄;而手机并没有经过清洁化处理。也就是说，她认为，我们提供的视频，有可能是手机里储存的内容，而非即时拍摄的画面。那么喜玛拉雅平台有没有播放过九哥的《垄断爱情的悲剧》呢?女律师断然否定：“没有!”

　　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当下，我的诉讼代理人就用手机百度到了“九哥有声小说”《垄断爱情的悲剧》的内容，出示给法官看。当然，音频内容已经被喜玛拉雅删掉。“起诉之前，原告有没有和喜玛拉雅交涉过这件事?”审判长问我们。我据实回答：“没有!”如果我先跟喜玛拉雅交涉了，他们肯定会像现在这样，一删了之。那样，我们还能够留存下这些证据吗?

　　事实上，根据诉讼代理人的建议，我曾经去过公证处，试图对《垄断爱情的悲剧》音频资料进行公证。但是，莲湖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告知，目前，他们还没有开展对音频证据进行公证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进一步证实这一音频的客观存在。

　　“法律哪一条规定，所有证据都需要公证?”我的诉讼代理人这样回答对方律师对证据的质疑。

　　一地鸡毛

　　法院的快递又一次到来时，我已经休干部假，和妻子一起，带老人到外地旅游去了。快递寄来的，是喜玛拉雅诉讼代理人提供的证据。同事替我取了快递，我让拍照发给我看。发来的，却只是目录：“内容太多了，有一百多页呢。真的要一张张拍照发吗?”我就叮嘱这位同事，赶紧替我转交给我的诉讼代理人。

　　喜玛拉雅提供的第一项证据，就是“九哥有声小说”的用户信息。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终于承认，喜玛拉雅平台确实发布过《垄断爱情的悲剧》这部音频作品。那么，当庭撒谎，欺骗法官，就不承担法律责任了吗?后来，我的法官朋友替我解读：就是因为不承担责任，律师们一上来，都是一概否定。然后，原告拿出证据来，再承认。拿出多少，承认多少。

　　第二部分证据，是网上搜来的、关于卢浩文杀妻案的各种报道。看到这些资料，我也是脑洞大开。原来，7月底《人民公安》杂志刊出我的报道之后，当年8月份，就有一个自称卢浩文同学的人，在网上发布关于这起案件的文字。关于案件的细节描写，基本上都是从我那篇稿子里扒拉下来的。试想，即使他真是卢浩文的同学，案发之前，卢浩文会告诉他自己杀妻藏尸之事吗?案发之后，他有机会和卢浩文再交流这件事吗?就像喜玛拉雅诉讼代理人所说，这些年来，网上关于这起案子的内容就没断过线儿。2019年6月26日，有个署名“笔墨史书”的帖子还以《杀妻案，“珍藏”妻子十一年》为题，也在描述此案。文中，犯罪嫌疑人还是名叫卢浩文。据喜玛拉雅诉讼代理人考证，在一点资讯网站中，“显示系一点号作者原创。”女律师声称，关于卢浩文的案子，网上版本较多，“可以轻易取得与原告的权利作品内容不一致”的版本。因此，九哥即使涉嫌抄袭，那他抄的，也不见得是我的作品。

　　接下来，对方提供的证据，就是撇清自己的责任了。女律师声称，被告只是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页显著位置，已经公开了联系方式，明示权利人发送权利通知的方式;在用户使用协议上，已经用加黑字体提醒用户，只能上传版权拥有者允许上传的声音文件，不得侵犯第三方的著作权。因此，被告作为网络提供者，仅提供网络服务，对于用户行为“既不明知也不应知”，主观上并无过错，因此不应当构成侵权。

　　拿到喜玛拉雅提供的证据之后，我的诉讼代理人立即替我出具了十项质证意见。主要观点如下：即使网上有别的抄袭作品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喜玛拉雅与九哥侵权行为可以免责的理由。这是因为，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是全方位的，互联网也不例外，不能容忍侵权人辗转抄袭侵犯他人著作权，不允许有法外之地。

　　被告怠于审核“九哥”宋某杰上传的《垄断爱情的悲剧》，有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放任其平台成为著作权侵权的平台;被告在接到原告诉状后才删除链接，不能弥补侵权已发生的事实;被告利用“九哥”上传的《垄断爱情的悲剧》有声作品销售云南翡翠等，非法获利属实，因此，其侵权责任不应免除。

　　在喜玛拉雅提供的证据中，有“九哥”宋某杰的用户信息。原来，宋某杰出生于1982年，黑龙江肇东市五站镇某村某屯人。他于2017年10月29日注册成为喜玛拉雅的用户，已上传音频2232条，已经成为了喜玛拉雅的“巅峰会员”。可以说，他就是个以上传音频谋利为生的人。

　　12月14日，我的诉讼代理人让我去知识产权法庭递交了质证意见，以及追加宋某杰为共同被告的申请。

　　刊发《杀妻之后十一年》那一期的《人民公安》杂志，我原先收藏的有。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把自己发表的作品保存着的。可是，2007年，因为孩子上了中学，我搬过一次家。是从大房子搬到新买的一处小些的二手房。东西放不下，就把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装进麻袋，放到长安区我一朋友开的小工厂里。他那儿有仓库，地方大，也安全。可是没想到，前些年，朋友厂里还是遭了贼，一些东西被偷;再后来，朋友突然脑溢血，失语，手也不能写。一段时间后，撒手归西。此时，他的工厂已经关了好几年，存放在他那儿的所有东西，一样也找不回来了。

　　我委托《人民公安》一位要好的编辑，专门到资料库里找到了1999年第14期杂志，拍照发给了我。12月15日，我到街上将照片彩色打印，发快递寄给了知识产权法庭的一位书记员。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12月14日，我递交《质证意见》和《追加共同被告申请》的当天，法院已经作出了宣判。结果出乎意料，法院竟然驳回了我的诉讼申请。

　　不再上诉

　　我的诉讼代理人是在15日获知，我们这起官司已经判决。究竟是怎么判的，因为没见到判决书，他还不清楚。我给审判长办公室拔打了一个电话问询，人家对我挺客气，说判决书已经寄出。万一没收到，可以去找他，他给我补一份。审判长提醒了我作为原告应有的权利，如果不服判决，可以在15天内提起上诉。

　　法院的特快专递还是寄到我单位的。单位的收发以前是位退休返聘的老同志，跟我很熟。每有我的信件，或者汇款单，老同志都会专门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下楼去取。见面，还少不了要跟我开几句玩笑。现在，老同志退休了，新来的人不大熟，就是公事公办了。上次法院更改开庭时间，也是发了传票通知过的。可是人家的特快专递，是我同事二十多天后从一堆过期报纸中找到的。幸好，我事先和法官通过电话，知道了开庭时间，没误事儿。这回，判决书下来时，我还在休假中，赶紧委托同事再给我盯着。同事取来这个快递，按我的要求，打开后，拍照发给我，我才知道，我败诉了。

　　判决书一共五页，内容不少。对于是否侵权问题，法院认定如下：

　　“原告《杀妻之后十一年》文字作品与被告网站中的音频内容相比，虽然在杀人原因、男女主人公的相恋、上学及工作等内容上基本相同，可以得出二者讲述的是同一事情，但《杀妻之后十一年》文字作品与音频内容各有侧重，并非完全一致。纪实文学本身就是反映客观发生过的事情，不同作者基于同一事情创作不同的作品，可以形成相互独立的著作权。故本院认为被告网站内的音频《垄断爱情的悲剧》并不构成对原告《杀妻之后十一年》文字作品著作权的侵犯，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九哥有声小说”中，一个重要版块，就是《中国大案录》。全国各地稀奇古怪的案子，九哥播讲了不少。别的案子，他从什么渠道获取的资讯，暂且不论;这里，单说我写的这起案子。1999年，作为人民公安报陕西记者站记者，我采写《杀妻之后十一年》时，“九哥”宋某杰还是黑龙江农村一个17岁的少年。既然法院认可我是这篇文字稿件的著作权人，那么宋某杰关于卢浩文案的讲述，信息从何而来?还不构成侵权吗?

　　官司输了，我的心情当然不好。既然我还有权利上诉，我几乎立即做出决定，应当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把我的全套诉讼材料拿给那位法官朋友过目。看完材料，他说，他已经大概能猜到我为什么会被驳回的原因了：“问题就出在你追加共同被告的那份申请上了。”朋友说，法院对法官的考评，有一项结案率。个别疑难案件结不了案，情有可原。而我的案子，并非什么疑难案件。如果像我这样的案子都结不了案，这结案率还怎么达标呢?我的案子已经拖到了年底，这时候，我提出追加一个共同被告，而这位共同被告是一个连工作单位都没有的农民。你想想，这个宋某杰会老老实实呆在黑龙江老家的冰天雪地的屯子里，两三年里连续给喜玛拉雅上传两千多条音频节目吗?他这会儿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谜。在喜玛拉雅提供给法院的证据里，也并没有此人的手机号等信息。那么，如果追加他为共同被告，恐怕连法院的传票能否顺利送达，都是个问题。这样一来，这起案子今年还能顺利结案吗?如此一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成为法官最安全、也最省事儿的选项。

　　尽管如此，法官朋友还是主张我提起上诉。而且，他认为中院既然对我是《杀妻之后十一年》的著作权人是认可的，那么，到了省高院，改判也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我的代理人却认为，案子改判的可能性不大。他是个资深的法律人，也在侵权案子里，当过被告的代理人：“这种案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太大了，怎么说都有理。所以我认为，如果上诉，顶多只有一成的胜算。”

　　也和两位老友聊起过这件事。他们都不是法律人，只是从生活常识出发，替我出主意：“这就有个‘性价比’问题，关键看你这官司继续打下去值不值!”

　　之前，我打算上诉，当然也考虑过最坏的结果。能坏到哪儿去呢?中院驳回我的起诉，最多再到高院被驳回一次。不就是再交一千多元的手续费嘛。起码，我还保存有翻盘的可能。对吧?

　　“那你想没想过，赢下官司，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老友提醒我。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赢下官司了。从精神层面上，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可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能够获得什么补偿?中院开庭前，喜玛拉雅曾试探地问过赔偿费用的问题。但我在诉讼要求的基础上降了价，人家都没有回应。看来，这和人家的心理价位相差很远。现在，人家连到西安的差旅费都没花一分，法院就已经驳回了我的起诉。高院再开庭，人家还有什么必要和我寻求和解呢?再说，有了共同被告，喜玛拉雅恐怕更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宋某杰身上。那个没有任何公职的宋某杰，会在乎一起民事官司吗?就算法院判决，他不好好执行，法院拿他有什么办法?这二年，法院判决执行难，可是个普遍现象啊。更何况，前文已经说过，中国的法律对著作权的民事赔偿，是采取填补损失性赔偿的。我拿不出什么受损失的确切证据，就是法院判决，被告能赔我个什么呢?

　　这时候，就想起了李宗盛的《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以前，我对把“利”摆在中间的人，更多的是鄙视。从小到大，我学过的、关于“崇高”这类的大词儿，都是和“舍生取义”相关。而把利摆在中间，那不成了势利小人了吗?可是，到了自己头上，才知道，我不过也就是个凡夫俗子。因为对于我等升斗小民来说，所有的“利”，都来之不易，需要格外珍惜。我这劳民伤财，费了这么久的劲，就只为了出一口恶气吗?而且，在接下来的缠斗中，我又要咽下多少口恶气呢?我真的是要当那个只为讨个说法的秋菊吗?何况，就算我赢下了这场官司，宋某杰之外，网上还有那么多抄袭我的文字，我一个一个都去告他们吗?我劳得起这个神吗?

　　考虑再三，我告诉我的代理人，不必再写上诉状了。同时，我也发微信，告知了我法院那个哥们儿。之所以没有给他打电话，是怕他劝我两句，我又动摇了。

　　“啊?!那好吧。”哥们儿这样回复了我。

　　尾 声

　　其实，放弃上诉，对我来说，还是很纠结的。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转眼间，就到了2020年12月31日。就在我盯着那盆死不了的茉莉花发愣时，我那位老友转给我一条链接：

　　“民法典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第123条(五)有了侵犯著作权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朋友是因为郭敬明当天在网上承认抄袭了别人作品，由此得知，新的《民法典》即将实施的。他建议我转给我的代理人，看看对我的案子有没有什么帮助。我问过我的代理人，他告诉我，法院有“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新的《民法典》实施，对我的案子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不过，看到这个消息，还是挺高兴。不管怎么说，对于“九哥”这类文贼来说，这总不是什么好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