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街在清理旧房屋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麻袋陈年的尸骨。这地方准备盖起一栋十四层的大楼，地脚要打好几丈深，工人们刚刚破土就碰到这事，案子立即报到公安局。

　　过了不到二十分，刑警队长祝建昌就带了三个人赶到现场。早已恭候在此保护现场的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人员，简略介绍了一下情况之后，祝建昌便同助手对现场进行严密细致的勘查。

　　麻袋早已腐烂，内中的死尸也只是一堆污糟的骨头了。祝建昌要来了个塑料袋，装起尸骨以及破碎的麻袋片子。虽已年头久远，腐尸味还是挺冲人的。骨头有一大、一小两人头颅，他初步判定这麻袋里装的是两具尸骨。检视骨头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破碎的灰黑石块，起先以为是骨头，但形状不像，用镊子刮，里面是白色的，像石灰或是石膏，他犹豫了片刻，和碎麻袋片一起用另一个塑料袋，把它们装了起来。

　　当祝队长站在现场和派出所的同志说了一阵话时，施工队的头头走过来说：“长官，我们可以开工了吧?”

　　对那不怀好意的称呼，祝建昌不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急什么。”他取来皮尺，在工地丈量起来，要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同志确定一下，埋骨的基地属于哪一间旧屋，并把左邻右舍几间屋都粗略画了出来。屋基属铁路街34号。

　　这里虽说叫铁路街，但七年前，火车站迁到东郊去后，这条铁路就起掉了，1980年后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三四年的时间，这里就高楼林立。当年那条铁路的影子都没有了，但这条和铁路并行的街道的名字还照旧用着。

　　检验结果很快就送到祝建昌手上，麻袋里装的是两具女尸，大的二十六至三十岁，小的六至七岁，都是A型血。在小的头颅骨上发现钝器所伤裂痕，其余均按关节部位肢解装入麻袋的。死亡时间距今十五年至十七年。

　　祝建昌很快就查明，在这十七年中，先后有四户人家在铁路街34号住过。34号是一栋旧式平房，即东西两个厢房，中间一个堂屋，后头是厨房。这是一栋供出租的私房，房主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至今还活着，一直生活在本市她女儿家里。

　　“这回拆屋，才发给我三千块钱安家费，同志，你评评有这样的道理吗?”老太太很福气，精神很好，一点也不像七十多岁的人，“说我这栋屋已经收到过上万块钱房租，哪个给了我上万块钱呀?先头几多年我都只收十六块，七五年起收二十块，八〇年才收到二十四块，那一条街上租房没有我这样便宜的。喔喔，你问房客。刚搬走的是化纤厂的两个职工，都是半边户。一个叫左丽萍，男人在外省地质队;一个叫王淑英，男人是广西边防上的军官。这两户之前，是一家姓张的，就是现在市里头电力局张局长，女的是教育局的干部，当时他们一家七口住在这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小张的妈妈。他家是七八年搬来的。张家之前?记得那男的是冶金设计院的，好像姓马，大概是七〇年搬来的。这之前?是我自己和杨大夫合住。”

　　“那姓马的搬到哪去了?”祝建昌急切地问。

　　“出省了，好像是浙江。”

　　看来，这个“好像姓马”的是最为可疑的人物了。祝建昌当即赶到冶金设计院，果然查出一位姓马的在1970年调往浙江。于是，他带着助手小吴连夜乘火车到浙江，找到了那位老马。

　　两人分头找老马家的人——他岳母、妻子、儿子、女儿一一面谈，包括老马的那个小儿子，他们家住在铁路街34号时他才三岁。结果一丝一毫的疑点也没找到，老马热情健谈，神情自然大方，当问及铁路街故居的情况时，他一点也没露出什么异样的神色。看着老马那张平静自若的脸。祝建昌简直有些失望，但猜想到底不能当事实来看待。

　　电力局长叫张伟，确在34号住过，调查也毫无收获。对化纤厂左、王两人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疑点。似乎他们都不可能拖带别处的尸骨到这里来埋。

　　祝建昌又去找房东老太太，看能不能了解到什么新线索。

　　老太太又对给少了拆迁费发了通牢骚，要求祝队长帮帮忙：“你是警官，说话管用，去找城建、房管部门说说情，他们不会不答应。”祝建昌只好答应下来。

　　老太太又把张局长和老马颠三倒四说了一大堆。

　　“老马搬来之前你自己在那里住吗?”

　　“是我自己住，住东边房。西边租给二附院的杨大夫，一个很善的人，书呆子。可怜哪，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人家老实人逼得死，到这里来抄过他几回家。那些不得好死的，就在这屋里，有好几回把杨大夫打得死。可怜哪，他爱人和那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只能站在旁边大哭。我气不过，上去拉下一回，骂了那些人几句，一个不得好死的短命鬼还打了我一个耳刮子，把我关在东边房里不准出来。杨大夫打得惨叫，那母女俩哭得人心发酸。我听不得那声气。”

　　“杨大夫和他妻子女儿那时多大年纪?”

　　“他爱人二十八岁，小女孩七岁，刚刚报了名要上学。他本人?三十几吧。”

　　“他家就这三口人?”

　　二十八，女，七岁，女，大夫?肢解?祝队长突然心都跳出来了。

　　“就这三个，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都在二附院当大夫。女的姓甘，甘大夫，小女孩叫晶晶，几乖的一个女孩子哟。”

　　“他们到哪去了?后来又搬到哪住去了?”

　　“你听我慢慢讲啊。那些不得好死的短命鬼老是跑到我屋里来打人，我又喜欢多嘴多舌，我女儿不放心，把我接到她这里来住，免得多事遭人家打。我来这里没几多时，二附院那些造反派找到这里来，问我杨大夫到哪去了。我说，我不晓得，我这一向没在那里住。你们把人家杨大夫打跑了，你们凭什么来问我?”

　　“那些来打他的造反派都是他们医院的人吗?”

　　“只怕是吧，别人打他做什么?他们后来又来问了我几回，我才晓得，杨大夫一家三口都逃跑了。他们还找到福建，杨大夫老家去寻过，到湖北甘大夫老家去找过，一个人影也没有。那时候乱得不成样子，造反派也是这一派那一派几多派事，今天这派当道，明天是那派，这派保那个，那派打哪个，闹得乌烟瘴气。我原先猜想，肯定是哪一派把他一家人谋害了，那时候，杀死几个人不当一码事，无人细管。”

　　“那些造反派是哪里的?是医学院的红卫兵吗?”

　　“好像都是他们医院的人。我不晓得那么多。”

　　祝队长请技术处再看看尸骨，发现肢解得果然专业，显然是懂医的人干的。因为有别的急件要办，局里吩咐祝建昌，把34号的案子先放下。可是，事情刚刚有了个头绪，他心里实在放不下，两具陈年的尸骨和一个下落不明的杨大夫在他的头脑里打转转。于是，他忙里偷闲去访问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院党委书记亲自接待了他。邵书记当年和杨大夫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前年当了科主任，去年又提拔当了院党委书记。

　　“我当年也是批斗对象，我的罪名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杨大夫的罪名是白专道路。杨大夫的事，我们院查过很多次，始终没有下落。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院把这事作为大案，花了蛮大的力气查，到他们老家都去调查过，也没有个结果。有人提议，他们属于非正常失踪死亡，是被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应当由院里为他们开一个追悼会。但院里考虑到没找到他们死亡的确证，追悼会也不好开。杨大夫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因此他挨的打最多，吃的苦最大，原因就在于他不向任何一派靠拢。可是，劳动起来他一点也不偷懒。记得我们当时每天都要去挖防空洞，就是修人防洞。有时他被打后又生病了，我就对他说：你那么傻，不会去开几天病假?他说：‘修人防对我们医生来说虽然是分外事，但到底是为了人民的事，这年头就这件分外事是值得为之卖命的，干死了也甘心。’当然啰，现在看来搞人防这事值不值得又另当别论，我主要是讲，杨大夫是个有主见有骨气的人。他的妻子小甘也是个很贤惠的女同志。”

　　祝队长查阅了杨大夫的档案：杨克勤，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华东医学院，1964年加入共产党;甘素芳，1940年生，1965年毕业于本省医学院。

　　祝队长向邵书记介绍了铁路街34号尸骨情况。现在可以初步断定这是甘素芳和她的女儿，他们一家肯定是被害了。但是，杨克勤的尸骨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呢?两人研究决定，故意把这事在全院张扬，再注意搜集反映，看能否取得线索。

　　“铁路街挖出尸骨的事，我们院也略听到传说了，但不知道同杨大夫有关。您有什么事需要我们院里做的，我们尽力而为。”

　　祝队长在医院人事档案室找到了杨、甘的一寸照，回到局里要求技术处尽快找专家画出头骨复原相，以便确认了女尸是否是甘素芳。

　　祝建昌又挤时间访问了曾经居住在铁路街34号的左邻右舍，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他再次去拜访房东老太太。

　　老太太东拉西扯到底说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情况：“他们一家什么时候走掉的，我当时也不晓得。以后也没有他们的音讯。不过后来呢，我屋里过去几家52号住的禾生，有一回告诉我，他去安徽星湖煤矿买煤，碰到杨大夫，他走上前跟杨大夫打招呼。杨大夫先是应了几句，后来又说他不姓杨，转身就走了。禾生说，他没看错，确实是他。禾生又向别人打听，人家告诉他那人不姓杨，姓廖。禾生说，他没看错，又一想，人家改姓换名躲到这里，怕是有什么事，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就没再去找杨大夫，也不再打听他的事。”

　　“好吧，我去找那个禾生谈谈。”

　　“找不着了。他前年得癌病死了。禾生是个信得过的人，从来不说白话。”

　　“杨大夫失踪之后，他们家的那些东西，衣服呀，书籍呀，总还有点家具吧?”

　　“喔?，他哪有什么家具，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什么几只机呀，几十条腿呀，那时候居家过日子没有这么多讲究。杨大夫住进我屋里，床和一张桌子一个橱都是我的，住几多年，也没添什么家具。他一家不见了之后，老马搬进来住，我把他家的东西全收起来，打成包，放在那屋的阁楼上。是我亲手收起的。两床被袱，几十套新旧都有的衣服，有一男一女两套毛料衣服值些钱，再就是两大纸皮箱子书，我都给塞在那阁楼上。老平房屋的阁楼你晓得不?住不得人，只放得些东西。做饭用的锅盆碗盏都由我做主给老马用了，老马一家子刚搬来时，是空双手进来的。老马搬走，那套杂物又留给了张局长。那时的张局长跟我一样穷，现今阔气了，前些时，他叫我去他家做客，进门还要换他家的鞋子，进门一看，地上、桌上、墙上都摆得是机子。”

　　“杨大夫的那些东西弄到哪去了?”

　　“拆屋的时候我也没去看，旧屋料卖给河西边一家农民，才给我八百块钱。”

　　问清了河西那家农户，祝队长去找到了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声称。在他去拆屋的时候，即没见到半个布包包，也没见到什么纸皮箱子。祝建昌再往前头的住户查问，化纤厂的左丽萍红着脸承认，两个被包和两纸皮箱书她是见着了的，她反复解释说，那些衣被全烂得不成样子，好点的都做了小孩的尿片子，扎了拖把，烂得不能用的全卖了。那些书大都拿来引了火。

　　“剩下的都在这里了。”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装药品用的发霉了的纸皮箱。

　　祝建昌打开一看，内边只有十来本书。使他大喜过望的是，还有一个相册，翻开一看，里边大致地记录了杨、甘夫妇从结婚到生孩子，孩子长到五六岁的生活历史。

　　他仔细地研究了这本相册，充分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杨克勤很精神，虽说是书生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甘素芳楚楚动人，天生丽质却又有一种稳重内向的神态;小女孩就像宣传画和年历片上的孩子一样天真可爱。

　　此案被搁置了三个多月。祝队长才得以分身出来。请准局里同意，带了助手小吴赶往安徽星湖煤矿调查。一路上，他们对这个案子作了各种各样的假设。造反派残害杨大夫一家，把母女俩就地埋了，而把杨弄到别处去销尸;杨脱身逃跑了;但如果是遭残害，杨逃脱的可能性不大，要不，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会重新露面。另一假设，某人或几个人对甘素芳心怀不轨，在别的什么地方谋杀了杨，再回过头来收拾甘;再一假设：妻女被残害后，杨精神失常，四处流浪……他们对每一种假设都演绎了一个个完整的细节。但他们对晶晶头颅上有伤痕而甘反而无伤痕感到不解，编了种种细节都难成立。他们希望杨还活着，精神失常也好，只要找到了他，即使是他的尸骨，就等于找到了打开这个案子的钥匙。

　　星湖煤矿从来没有过一个叫杨克勤的人。当他们初步打听的时候，得到这么样的一个答复，祝建昌一点也不奇怪。但当他拿出杨克勤的照片让星湖的同志认时，有几个老职工认为，很像是回采三区的廖念晶。这就是了!他们立即着手了解这个廖念晶。

　　矿里的同志介绍：廖是计日工，即非正式职工，也就是黑户，干一天算一天工钱。本矿井下工一向不足，尤其是在大造反的年头之后，大量使用这种计日工才得以完成采煤任务。因此，廖念晶在这里是无档案可查的。但对他的一般生活、劳动情况可以收集很多。他是1968年八九月份来的，不爱和人交往，很少讲话，干活挺卖劲，领班的都喜欢要他。了解他们的来历?这样的计日工太多，他本人爱讲就讲，不愿讲，矿里也没有能力一个个去查。登记的时候，他们自己瞎编一个，成分、出身、籍贯等等大都不可靠。廖念晶后来经别人说合，娶了本矿一个寡妇，也是黑户，一年后生了个女孩。一家子过得很不错，他很喜欢、很疼爱那个女孩子。苦命人逢苦命人，那女人一次车祸死了。廖念晶一下子蔫了，要不是那个女孩子，他大概是活不下去的。有，有忧郁症的症候，但是他精神还是正常的。他从来不太爱说话，大家以为他秉性就是那样子。从登记册上看得出来，他是1976年1月离开这里的。去哪里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也没有人知道。刚才说过，黑户在这里是十分自由的，来去自由，我们不管了，管不了去管他干什么。

　　星湖之行是令人振奋也是令人失望的，刚得到点有价值的线索又断了，虽然基本上可以认定杨克勤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但又去向不明，因而眼下还不能确定他现在是否活在人世。祝建昌和小吴以杨克勤在星湖生活过作为前提，进一步分析了他离开的动机，以便推测他的去向。第一个原因是：禾生去矿上认出了他，这使他失去了安全感，这同房东老太所说禾生去矿上的时间相符;第二个原因，妻子因车祸丧身，使他经受了再次的沉重打击，又想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去哪里了呢?像他这样的黑户，只能去那些可以藏污纳垢的去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回到医院里去呢?开头几年又成了家把他牵住了，1976年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但到底不像1968年那样无法无天了，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为什么仍不回医院去要求平反申冤呢?当然这一切的动机都要考虑到也许他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因而不能按普通的逻辑去行事。

　　要么，廖念晶压根就不是杨克勤。可是，凭公安人员身上也许存在着的第六感官，祝队长坚信廖就是杨。同时，他记起了一个重要的疏忽，现场的那些石灰块，技术处的报告没有提到。死尸下放石灰干什么?防腐?凶手有这么讲人道?而当时他觉得那不是一般的石灰块，形状有些特别，因此他把它们收集起来不单是为了取得血迹。

　　他到技术处化验科要出了那袋子石灰块，化验科的人很不高兴，他们从陈旧的血迹中分离出A型血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

　　他把那些石灰块一块块摊开，很快他就十分兴奋地意识到了什么，激动的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了起来。他很快就得出了这不是普通石灰的结论：是石膏的碎块，染了很多污浊物，在血污和泥土的掩盖下，看不出多少白色。他去找来一瓶万能胶，将石膏块一块块细心地对接上，虽然短缺了许多部位，但依然看得出来，这是一尊当年家家户户都有的石膏像。

　　石膏像的发现使案子变得更加使人迷惑不解，因此也更加激起了祝建昌要彻底侦破此案的兴趣。

　　技术处送来了头骨复原相，对照查找到的相册，证实了尸骨是甘素芳母女俩的。现在必须尽快查实杨克勤是否活着，或者死在何处。二附院的查找工作毫无收获。

　　祝建昌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心到甘素芳老家走一趟。他本想先去杨克勤家乡的，但从医院保存的档案得知，杨是孤儿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近亲。

　　小吴对破案也没多大信心了，但能到外面走走，名山大川看看，也就乐意跟着祝建昌跑一跑。

　　甘素芳的父母都已去世，他们找到了甘素芳的一个弟弟。“我姐姐在外面成家之后，同家里的联系就很少了，一两个月有一封信，每当过年寄点钱来，当然，我爸妈去世就不再寄钱来，偶尔来一封信。父母一死，兄弟姐妹之间就等于断了血脉，人哪，就那么回事，分开两地也有好处，同在一处少不得也有打架的。分开住总还会记挂着。那一年，几个带红袖章的人来找她，把我们吓得要命，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后来她们从一个什么煤矿的邮局寄过两回钱来。我爸妈是七四年那年同一年死的，老人家死后，她们再没寄过钱来。也不晓得为什么，几次寄钱都不是他们的名字，但是不会有别人给我们寄钱。把个名字也改来改去，读多了书的人总是要怪些……”

　　他们决定赶往福建杨克勤老家，当然，他们没有对甘素芳的弟弟说破他的姐姐早已不在人世了，待案子弄清楚后再通知他吧。

　　在闽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他们意外地找到了杨克勤!他们怎么样也想象不出来，他会是一副这么样的模样：佝偻着腰，使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更加显得皱皱巴巴，光着一双脚，裤脚筒挽到膝盖处，脚杆黝黑，干瘦的脚趾丫叉开着。他抑制不住地颤抖着双手，用报纸片卷喇叭筒烟。他把祝建昌给他的烟夹在右耳上。一双浑浊的眼呆滞地转动，眼角上积着黄黄的眼屎，满脸的皱纹不可遏止地颤动，泪水顺着那些纹沟艰难地往下爬。

　　“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我等待着这一天，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我以为不会有这一天了，去年带着孩子回到这里，等待终老。”

　　这难道就是那位高级医院的大夫?他还不到五十岁，看上去却像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四十多岁的大夫，正是年富力强之际，假如他的人生中没有那么一次波折，也许他已成为某项医科的专家了，也许他也像老邵那样担任了院长或是党委书记，也许他正作为一个教授带着研究生，也许……

　　“我愿意把一切都如实地告诉你们，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小晶，给客人倒茶。”

　　看来，她是在煤矿生的那个孩子，如今也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了。刚刚开始发育，虽然营养不是很好，倒也长得挺清秀。

　　“你们难以想象，这么些年来，我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煎熬中活过来的。你们只要看看我从头到脚还有一丝一毫的知识分子的味道吗?看看这个，你们就想象得到，我该是熬到了什么程度吧。好，让我慢慢来讲吧。要知道，当年，我一个孤儿，提着行李从这小山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的激动啊，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仿佛觉得身上长了翅膀，蓝天任我高飞。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利，建立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小家庭，夫妻恩爱，又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小女儿。真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啊!一场空前绝后的风暴来了，人民生活在整天晕头转向的政治漩涡中，莫须有的罪名吞食着难以数计的无辜的人们。人们不能理解相互之间的古怪行为，但人们又不由自主地互相整人。终于有一天，高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黑牌子挂在了我的脖子上，强迫劳动，挖人防工事。那时，正是‘忠字化’运动搞得最火热的时候。我的妻子，像别人一样每天做一遍早请示晚汇报，同时还要祈求早日把我解放出来。我的那个七岁的可爱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那个样子，当我们夫妻被人押走之后，她也跪地祷告，希望爸爸妈妈快点回家。有一天，就是出事的那一天，我扛着劳动的铁锹回家，进门一看，晶晶，我那可爱的女儿，站在房中发呆，脚边是满地破碎的石膏块，而摆在桌上很显眼的石膏像没有了。我一看就懵了，但我一时没能弄清楚，那石膏像是她失手碰落在地跌碎的呢?还是她祈求不灵生气而摔碎的?我没有来得及问，我只觉得热血直往脑子里涌，恐惧、愤怒、惊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使我，将手中的铁锹打过去。我已经失去理智，铁锹把一下就打中了我的晶晶的头，她当即倒下血流满地。此时我呆在房中丧失了意识，不知那样木然地站了有多久，素芳进来了。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她大叫着扑向女儿。她的叫声太大太可怕了，我立即上去捂住她的嘴，我怕邻居们听见叫声赶过来，那就一切全完了。可是，素芳疯了，我使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她制住。可是，制住她的时候，她已死在我的怀里了。”

　　杨克勤此时没有泣不成声，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一段故事，只是双手十分厉害地颤抖，一连划了几根火柴也没把烟点着。

　　“我把门插了起来，坐下来喘气，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到下半夜，才手忙脚乱地把她们母女的尸体分解了装入一个麻袋，埋在床底下，带上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远走他乡，四处流浪。当叫化子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后来，走到星湖煤矿，有了一个落脚的机会……”

　　他后面的讲述，祝建昌在调查中已基本了解，大致上没有什么出入，只是某些细节更具体一些。

　　他和小吴万万没有料到案情会是这样!他完全相信杨克勤的供述，但是结案为时过早，因为现场不复存在，也没有任何一件作案的证据掌握在手。问题是，他在想，这个案子还要不要搞下去，搞下去的话，如何取证呢?如果真能有证可取，要不要移交检察院起诉?法院将对杨克勤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呢?

　　他看着神态已经变得自然的杨克勤，在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主意。而杨克勤呢，虽然面对着审判，但是却卸下了一个压在心头多年的山一样重的包袱，那心，恐怕早已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