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虽然叫县衙门，但在私人谈话中间，即便县长自己，却也把它叫做标准“灵房”。因为这只是一排长五间的房屋，除掉柱头和檩子是道地的木料，其余都是用竹子扎成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围栏着牛眼睛篾笆。白天还好，夜里最讨厌了，山风从四面的山头上兜灌下来，每每吹破篾笆上的糊纸，于是老爷们就不能不尽量把头缩进被窝里去，蜷做一团，做出那种乡下人叫做“狗撞对”的睡眠姿式。

　　县长到省城公干去了。他自己宣布的目的是替难民请赈，实际上是活动政费的。他已经走了两个月，起初还时常给同僚来信，告诉他们一些接洽上的烦难，最近却少有信来了。他是军官出身，又住过半年县政训练班，所以当接到委任时，一看是重灾区，便很热情地表示他要苦干一下。但一走进这残破的城市，又立刻灰心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马上冷了半截”，因为他“连做梦也没梦到会这样糟”!

　　现在，留在衙门里的只有第一科科长和第三科科长，以及代理县长职务的秘书。秘书名叫贺熙，是个年近四十的汉子，面孔白净，毛孔却极粗大。他当过小学教员，后来又在招安军队里混过很长时间。本是有烟癖的，但早已只吞服一两颗烟泡子“吊瘾”了。他的动作活泼，脸孔很会表情，简直是“要哭有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夸他是一个老“跑滩匠”，见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场面。

　　代理县长这时正在誊写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长也在埋着头写，别一个却还摊在床上;这个原本健旺的老人，已经拖出毛病来了。他紧裹在被窝里，只留一张黄而打皱的大脸露在被子外面，头上缠着一条“祝君早安”的毛巾。他在唠唠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满意县长。他早年曾经做过一两次县衙门的收发，是个肝火极旺的人。

　　“简直是糊涂虫!”老科长忽然愤激地说，微微欠身起来，“糊涂虫还晓得爬一下!才接到委任状我就对他讲过：把政费靠稳呵!本来地方就很苦寒，——你们看这个昏蛋!”

　　老科长突地唉声叹气起来，重新躺下去了。跟着来的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他觉得这一次的出门太失策了，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长没有答理他，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几颗面疱。便在清闲的时候，他也只会挤着面疱里的油脂消遣。

　　代理县长丢开公事，到底把脸转过来了，他用笔杆搔着鼻翼，笑道：

　　“他是太相信苦干了呀!”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老科长原是严肃而认真的，这使他更加生气起来，拍着床单吼道：

　　“苦干个屁!这骗得过我么?一来就清查这门款子，那门款子，看出没有指望，就溜了!”

　　代理县长没有回答，仅只从鼻孔里嗤嗤地笑了两声。屋子里立刻沉静了，时钟滴答地细语着，墩在火盆上的水罐发出幽微的声响。这时是早晨九点钟。为要赶忙把告示张贴出去，他们一起床就动手工作，所以屋子里还弄得乱七八糟的。地上散布着口痰，谷草和火柴头，被盖毯子耸做一团。代理县长甚至连脸也没有洗。而末了，他终于誊写好自己担任下的几份，大大地伸个懒腰，掷下笔站起来了。

　　“天底下哪有那样多认得真的事啊!”他用叹气一般的声调说，两只手按着头发往后一拢，“我这个人就这样：没关系!到哪匹山唱哪个山歌。”

　　他就这样懒懒地自言自语着，一面校对着写好的告示，搔着头和肩膀，好像刚从灰堆里洗过澡来的鸡婆一样。这当中没有谁插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只有三个黄铜钮扣，棉外套的领子高耸在肩头上。他随后走到火盆边去，拿食指在水罐里搅搅，探探温度，于是动手洗起脸来。

　　他忙着从床架上扯下一条毛巾，于是自负地叹息道：

　　“这种烂账日子我倒过得多呵!”

　　他的洗脸是有一种特别的派头的。要滚烫的水洗，洗的时候把脸全部浸进水里，拿手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息里呼呶，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尽量塞进鼻孔里去，不住地转动。“别的都不要紧，”他常常这样愉快地说，“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