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蔣梦麟先生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蒋梦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家里人把他送进了家塾中学习，在家塾中，最先读的是《三字经》，对于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来说，确实有些枯燥，于是，蒋梦麟开始反感这个学习环境了，进而反感书本、反感先生。他恨透了家塾中的生活，便有一天，趁先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跑回了家。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很感意外，便问他：“你怎么跑回家来了?”他回答说：“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母亲听罢，又问他：“你不怕先生吗?”他回答说：“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那一天，母亲没有把他送回学校。第二天早上醒来，经过奶妈的一番劝说，他才同意回学校去。擅自逃学跑回家，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处罚呢?严厉的先生会怎样责骂他呢?蒋梦麟就这样一路想着、忐忑不安地回到家塾。但让蒋梦麟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在椅子上坐好之后，先生却什么也没有问他，装作不知道他曾经逃过学一样，一如既往地开始讲课。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像他真的没有逃过课一样。

　　笔者小时候也曾经有过逃学的经历，被家长送回到课堂上时，得到的自然是老师一顿严厉的批评或劈头盖脸的骂。因此我就很羡慕蒋梦麟，羡慕他在逃课之后，遇到的是那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先生。对于逃课这件事，蒋梦麟的先生选择了“不问”，这不仅仅是一种智慧的处理方法，其实也饱含著对蒋梦麟的尊重。

　　在非常历史时期，思想家顾准身心饱受摧残，患了绝症。在临终之前，他非常渴望见一见自己的儿女们，但儿女们为了和他划清界限，都不肯来看他。顾准就这样带着对儿女们的牵挂和遗憾离开了人世。顾准有个姓徐的好朋友，徐家的三女儿和顾准的小女儿顾秀林是小学时代的同班好友，顾秀林经常到徐家玩，出入徐家像出入自己家一样。文革结束以后，顾秀林要到徐家去看望徐先生，徐先生的女儿徐干便想：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爸爸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她呢?显然，徐干担心徐先生会质问顾秀林为什么在顾准临终前狠心不去看望自己的爸爸……然而，顾秀林来到徐家以后，徐干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对于那件事(不去看望父亲)，徐先生并没有提起，而是选择了“不问”：“爸爸对她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临别时还鼓励她：风雨已经过去，要努力，要向前看!”

　　徐先生的“不问”，同样是一种安慰和尊重，诚如事后他向儿女们解释的那样：“文革期间很多事情都被颠倒是非了，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承受着太大的政治压力，一时难辨曲直啊。顾准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他一定希望我能好好地待他的孩子们。”

　　在交往中，对于某些事，问，当然是一种关心;但选择“不问”，也是一种处世艺术。不问，不代表着不关心，而是代表了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