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喂牲口的老哑巴的下落。还记得有回我与邻居的女孩溜进马棚，坐在干草堆上互捉头发里的虱子，我起了顽皮，将捉到的虱子往马槽里扔，被老哑巴发现了。他瞪着眼睛，举起猪八戒扛着的那种九齿钉耙，将我们赶出马棚。在他眼里，所有的牲畜都是圣洁的。

　　有人说老哑巴去了山东，还活着;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我想老哑巴去了另一世，是回到故园了。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冬：父亲的和尚梦

　　我们家人忆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有趣往事，往往是在冬天那些昼短夜长的日子里。

　　父亲与冬天也确实有缘。他生于正月，死于腊月。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雪花来的，裹挟着朔风去的。他的命运，与寒流也就有着不解之缘。虽然说父亲性格明朗热烈，像团火焰。

　　祖母去世后，祖父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度日。父亲十多岁时，祖父将他送到哈尔滨读中学，指望着父亲将来出息了，将他们从帽儿山带出来。祖父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爷爷，那时在哈尔滨的兆麟公园看大门。父亲平时住校，周末回四爷爷家里。虽然父亲的生活费由祖父出，可有时候他入不敷出了，四爷爷就得添钱。四爷爷多子多女，生活拮据，常添也添不起。所以父亲读中学时，常因家长没能及时续上伙食费，而断炊挨饿。父亲说这样的窘况总是发生在月底，他提着饭盒去食堂打饭，轮到他时，伙夫会用勺子敲打着盆沿儿，高叫着：“迟泽凤，停伙了!”他只能羞愧地离开队伍，提着空饭盒走开。

　　父亲上中学时功课优异，音乐天赋尤其好。他是就读的中学里，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学生。然而，无论是祖父还是四爷爷，都不可能供他继续求学，上他梦想的音乐学院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哈尔滨的一家小型工具厂给职工教书。可是这份工作他并不称心，一九五六年，大兴安岭开发上马，年仅十九岁的他没有同家人商量，毅然报了名。当四爷爷得知父亲要去大兴安岭的消息时，他即将踏上北上的旅程了。四爷爷赶到火车站，找到父亲，泪涟涟地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还把身上的中山装脱下来送给他。父亲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没回到哈尔滨。他与四爷爷在火车站的告别，竟成永诀。

　　父亲来到天高地阔的大兴安岭，先是与几个朋友，在漠河乡办学，接着参加了放映队，给各个林场放映电影，丰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据说父亲做放映员的时候，热恋上了酒。冬天的时候，户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亲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坐在马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怀揣酒壶，走一程就得喝几口暖身子。而各个林场，总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队。有时候电影还没开演呢，父亲就被灌醉了。放映员醉了，银幕上的喜怒哀乐无法上演，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醒来。

　　结束了放映队的生活，父亲回到漠河做教师，有了终身相依的伴侣。母亲认识父亲的时候，才十七岁，是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因为是乡长的女儿，模样俊俏，嗓音甜美，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贫穷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英俊，开朗，有才。他的毛笔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都通，爱读书。他从哈尔滨来大兴安岭时，带来的唯一家当就是书。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婚礼由外祖母家筹办。父亲坐着马爬犁，把母亲接进了洞房。父亲最爱对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件笑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刚起来，听见灶房传来母亲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这个家庭主妇，因为点不着火，无法做饭，蹲在灶坑前抹眼泪呢。母亲也真是没白哭，从此以后，生火做早饭的永远是父亲。自我记事起，每个早晨，都会先听见门响，之后灶房“哗啦——”一声响(那是父亲从院子里抱来劈柴了)，接着是劈柴“噼啪噼啪”燃烧的声音，再接着是父亲哼小曲的声音(他喜欢一边做早饭一边唱着)，最后是父亲挨个屋子热情洋溢的叫嚷声：“起来啦，起来啦!”这说明早饭妥了。

　　父母婚后两个月，把帽儿山的二叔接来读书。父亲辅导他，考上了齐齐哈尔医学院，成为大兴安岭最早考上中等医学专科院校的学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从漠河乡移居到三合站，然后又到了十八站林业局，最终定居在永安。不管换多少地方，父亲的角色始终不变，一直是教书匠。只不过到永安以后，他做了校长。“文革”开始后，父母先后倒了霉。父亲去“五七”干校，母亲因为来自中苏边境的漠河，被划定为苏修特务。父亲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若是被拉出去批斗，我们在家就没人管了。母亲说有一回她挨完斗回家，一进屋，发现我独自在炕上睡得正香，可枕畔却盘着一条蛇!我们家在山脚下，那是夏天，窗户敞着，蛇就是这样爬进来的。母亲说她被吓得半死，以为蛇会咬我。可是这蛇绕着我爬了一圈，像是给自己画了个句号，溜出窗户了。多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还一脸惊恐。我笑着对母亲说，我属龙，蛇不好对同类下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