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文革”一开始，她和父亲就把被禁的书籍，用麻袋装着，背到松树林烧掉了。她回忆说，除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还有巴金、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

　　父亲在我们小镇，按时下人的说法，是个另类。他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念诗，喜欢在大地干农活时，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锄头或镐头下扛回家。他被工宣队赶出学校后，竟然到塔河林业局找党委书记说理，人家不待见，他就坐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控诉，说是党委决策失误，工人阶级只会毁掉学校，撤掉他是错误的，早晚有一天还得用他这样的人。

　　父亲去粮库后，和那儿的装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学会了打情骂俏。我们小镇有一个叫田荣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脸，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没心没肺的，整天跟鹅似的嘎嘎乐，男人见了她，都爱抱她一下取个乐子。父亲落魄后，有一次喝多了，见着田荣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着热情洋溢地摇尾巴，路人见之，无不大笑，气得我直想剁掉父亲的手和狗的尾巴。父亲在粮库时，常揣着一兜黄豆回家，给我们炒豆子。我们说这是偷，他辩驳说粮库的人都这么干，他不拿，别人会瞧不起。而母亲参与“六大股”杀牛时，他也支持，是他深夜把牛肉担回家的，说是老牛成了废物，不能为生产队创造剩余价值了，该杀。只是杀牛时，属牛的他躲得远远的。

　　父亲懂得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别人聊什么，他都能接上茬。小镇人嫉妒他什么都能插上话吧，送他个“迟大白唬”的外号。我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初一时，有一天课间操，我去水房接水喝，一个男生在我背后叫了声“迟大白唬”，我怒火中烧，扔下茶缸，操起炉旁的一截松木杆，打算教训这个男生。他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长跑得快，我就把松木杆当标枪一样投掷过去。虽然没命中目标，但把他吓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场，下一节课都未敢上。从此后他见着我，躲躲闪闪的，再不敢当我的面，喊父亲的绰号了。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着拉着，眼睛就会湿了。他写毛笔字，也是写着写着，就要吟诵他喜欢的诗词。而他喝酒喝到兴处，会用筷子敲碗，唱起歌来。我们姊妹三个，他最喜爱的是我。每到春节，他为邻里写对子，我会帮着他把《春联集全》的书打开，裁剪红纸，铺展开来，让他挥毫。待墨迹干后，再将它们一幅幅折叠好。除了做他的“书童”，我还在他的鼓励下编春联，供他挑选。有一年我家的仓房贴的就是我创作的春联，我把父亲的小名“满仓”编了进去。父亲写完后，我点着条幅，怪里怪气地叫了声“满仓”，他才反应过来，又喜又气地举着饱蘸墨汁的毛笔朝我扑来，要给我画鬼脸。

　　七十年代末，父亲平反，又回永安学校做校长了。几年的粮库劳动，再加上恋酒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盅时，手抖得厉害，酒常会溢出，不得不改用大号的暖壶盖做酒盏，这样就洒不了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歌了，他歌声的翅膀在岁月的狂风中，无知无觉地折断了。他身上唯一没变化的，是对工作的执着。除了睡觉，他就长在学校，哪怕是礼拜天。他有时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在电视上看见宋庆龄，他就换台，说是她要是早早跟着孙中山死去就好了。说到毛主席，他则一声长叹，说英明的他最不该娶个戏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说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惜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还常说要是不结婚多好，光棍一条，就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做个出家人，青灯古刹旁，碧水青山中，远离政治运动，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干干净净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别歌》，是他除了曹子建的《洛神赋》之外，最喜欢的词了。父亲一唠叨他的和尚梦，母亲就抢白他，说李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样抛妻弃子，遁入空门呀。父亲连说那可不行，老婆孩子没人照应，他不落忍。母亲说，就冲你恋酒的分上，这辈子也别想当和尚了!

　　父亲过度酗酒，年仅四十九岁就过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开音乐会，轻灵的雪花如音符一样飞扬。怕他在那一世会冻着，我们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形影不在了，可灵魂依然活跃，我们常常能从清晨起床的母亲嘴里，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穿着中山装去城里开会了，父亲拉小提琴把鸟儿引来了，父亲找了模样俊俏的女人给他做饭了等等。母亲幽幽诉说着，好像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