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比在周五一早，就给晓红写来了简短回信，说丹桂可以在当天下午两点到办公室来谈谈，并让丹桂直接跟她联系。丹桂立即给戴比写了一封电邮，小心地描写出自己不长不短的来路——中国，广西，武宣，万里求学的旅程。她在信中告诉戴比，她在中国“文革”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其间的种种困惑，让她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丹桂将“浓厚”这个词删去又敲出，再删去，最后还是决定必须由它来修饰她的志向。但她没有告诉戴比，她度过童年的武宣县对这“浓厚”的生成贡献过什么。她更没有告诉戴比，父亲是在她三岁那年吞下过量安眠药，沉入穿流县城而过的黔江自杀身亡——其时，距武宣“文革”中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吃人事件已有六年光景。

　　丹桂不知道父亲经历过什么——按母亲的说法，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分配来广西的大学生，时任武宣县革委文教办年轻干事的父亲，除了童年被仓皇出逃台湾的父母留在福州深巷里，与孤寡的祖母靠糊纸盒度日时经历过的那些无依日月，再不曾有过更大创痛。母亲每每说到这里，总要叹息，然后说，你要做一个开朗的人，不能像你的爸爸那样钻牛角尖，最后连命都搭上了。丹桂越往大长，越难以接受母亲如此潦草的说法。如果不是难愈的重创，一个男人，在他未及三十的黄金年华里，怎么可能抛下三岁幼女和年轻妻子，自没于时光的苦海深处?父亲创口的瘀血汇入黔江，百回千转之后，在她十二岁那年灌入她的心底。她从此也成了一个有着创伤的人。深重的创伤。或许，接近戴比·斯特林，她就有了走出那个黑巷的可能?

　　晓红在领丹桂去往戴比办公室的路上告诉她说，我比你年长好多，看过那么多的事情，晓得人最要紧的是看顾自己的心志。美国人讲那是“内心呼唤”。当它一旦发声，人最好不要错过它，不然会成为终生遗憾。人生很短暂，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应该尽量不要让它变成遗憾。至少要试一试，对吧?见丹桂不响，晓红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说，不要紧张。心理学专业的资助可不好拿，再说你还不是本专业的，就当是去碰碰运气。丹桂点头。晓红又说，戴比的学术能力和公关能力都非常强，有那种天生的明星气质。我真是很难赶上的。她如今刚到华大，一切正在起步，手里有研究经费，又很需要学生。而且她的专业方向真的很有意思，你如果能进去，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见丹桂听得表情凝重起来，晓红笑了笑，又说，见面谈话时，自然就好了。她们见过多少世面的呀，很少会误读的。

　　丹桂来到办公室门口时，戴比刚从课堂里出来。戴比个子很高。架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一双大眼睛有种特别的清亮，一头深栗色短发，在额前高高地用发胶固定出挑染过的短短一丛，晃着一对雀蓝印第安图纹的长坠耳环，胸前夸张的硕大银件饰物上有着同色调的珠饰，薄薄的嘴唇上涂着带荧光的浅色口红，熨得极为妥帖的纯白棉质长袖衫，一条纯湖蓝的薄棉质长裙，从一双布面麻编底的高跟拖鞋下露出刷成银灰蓝色的脚趾。丹桂多年来习惯了素颜素面的理科女教授，一下撞上戴比，忍不住有点分神。丹桂在戴比这儿，看不到半点跟“创伤”有联系的痕迹，令她先前的些许紧张，和对自己选择的不确定所产生的焦虑，一下松懈下来。

　　戴比示意她坐下。丹桂医学本科，脑神经和留美生物化学硕士的学历背景似乎让戴比很感兴趣，她开始问丹桂一些基础神经科的问题。可还未说上几句，电话就响了。戴比拿起电话，在简短急促的两三句对话间，脸上的表情就冻住了。丹桂屏着气迎上戴比冰凉的眼神，恍惚间看它在镜片上映出了一对白亮的“伤”，急忙甩了甩脑袋。戴比放下电话，起身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急速地说，很抱歉，我必须得走。我在华大医学院看诊的一个病人出了紧急状况，有自杀企图，我必须马上赶过去。丹桂立刻站起身，说，你快去。戴比领着丹桂一路急步出来，连电梯都来不及等，一边急步下楼，一边说，晓红是我很看重的同行，她对你的评价很高，我对你的背景也很感兴趣，可惜就这样给打断了，真是很抱歉，噢，晓红说过你明天就要离开西雅图的。我会尽量争取在你走前能和你再见一下。丹桂说，你快忙去，我的事不急。戴比说，好，你等我跟你联系!没等丹桂回答，她就几乎是小跑着冲往停车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