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经为美材，以子史为英华，旁取骚人墨客之辞润泽之。犹以为未也，挟之以刚大之气，行之乎忠信之涂。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缓，道不可缓。如是者积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笔端矣。赋大礼则丽而法，传死节则胆而劲，铭记则高古粹美，奏议则切直忠厚。至于感今怀昔，登高望远，忧思愉快，及摹写戏笑，一皆寓之于诗文。大篇短章，充溢箱箧。嗣子昌祖，惧夫散轶而无传也，厘为三十卷，属某为之序。

　　昔叶少蕴尝问公：刘贡父精于汉史;以其谓杜诗“功曹非复汉萧何”为误用事。信乎?公曰：《高纪》萧何为主吏计。孟康注，功曹也。王定国犹知之，诗史岂误哉?少蕴叹服。公之于学，可谓不苟矣。官太学时，实代秦丞相，而直道正辞，亦摈弗用。晚守鄱阳，洪忠宣适获罪于秦，无敢过其居者，公独修舍盖故事，坐是罢郡。方势利之门大开，既不闯焉，又从而回之，其气何如哉!故因论公文章渊源，而以一事实之，庶几来者有考焉。

　　公讳洋，字元渤、宣和末登甲科。绍兴初，以右史赞善尝命直徽猷阁，历典三郡，所至有异等效云。淳熙元年十月一日。

　　皇朝文鉴序

　　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国家一有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则公卿大夫下至于士民，皆能立列其义，绂饰而彰大之，载于书，咏于诗，略可考已。后世家异政，人殊俗，刚大之不充，而委靡之习胜，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说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穷也，譬之荡舟于陆，终日驰驱无以致远，搏土为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岂独学者之罪哉，上之教容有未至焉尔。

　　时不否，则不泰，道不晦，则不显。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谈者羞称杨墨。是以二百年间，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经，藻饰治具，而小者犹足以吟咏情性，自名一家。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虽体制互异，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

　　皇帝陛下，天纵将圣如夫子，焕乎文章如帝尧;万机余暇，犹玩意于众作。谓篇帙繁多，难于遍览，思择有补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诏著作郎吕祖谦，发三馆四库之所藏，裒搢绅故家之所录，断自中兴以前，汇次来上。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为一百五十卷。规模先后，多本圣心。承诏于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于六年之正月，赐名《皇朝文鉴》，而命臣为之序。

　　臣待罪翰墨，才识驽下，固无以推原作者，阐绎隆指。抑尝窃读大雅之诗，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朴”官人也，《旱麓》受祖也，辞虽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为言。盖“鱼跃于渊”，气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贯之也。况夫云汉昭于上，岂弟施于下，济济多士，其有不观感而化者乎?是则祖宗启之，陛下继焉，乐文王之寿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禄，人才将至于不可胜用，岂止乎能文而已!臣虽不肖，尚当执笔以颂作成之效云。臣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