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6日，我正在乡下小住。忽然接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姚总编的电话，说，今年是咱们山西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希望老编辑们写点回忆性的纪念文章。你是咱们人民社的老编辑，又是名作家，请你一定写一篇。而且最好三两天能交稿，要出纪念文集，时间紧。

　　我曾经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做过十年文艺编辑，按说这事义不容辞，只是姚总编要求的时间太急，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与姚总编缘悭一面，总编亲自打电话来约稿，又不好拒绝。一时犯难，便冒出个快捷的想法，姚总编欣然答应。于是放下电话，静坐沉思片刻，脑海立刻浮现出当年文艺编辑室诸同仁之音容笑貌，便每人来了一首戏说诗，一鼓作气成此十五首《打油诗戏说文编室老同事》。

　　既然是社庆60周年，首先得来一首严肃一点的贺诗：

　　中华薪火赖文传，晋版图书辟大观。

　　囊括古今中外事，弘扬上下五千年。

　　《贺山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

　　然后就无论职位高下，想到谁就给谁来一首。首先想到的是外号“怪舌”“口若悬河”而又嘴馋贪吃的仁健兄。“同事二十载，相交五十年”。我们既是文编室的同事，又是“文革”中的同事战友，文章写得好，一手创办了大型文艺评论刊物《名作欣赏》，颇有影响。嘴馋贪吃，见了海卜卜就流哈喇子，那种自我得意的“吃姿”也不甚雅观。我们俩一块进京组稿，到东来顺吃涮羊肉(我好像是头一回开此口福)，他几乎把我的那份也吃了，结果第二天半个脸就发酵了。我俩经常斗嘴，他急了就取笑揭我的短：“再怎么我也不会连大米饭也蒸不熟!”我也会拿他以介绍对象为名哄同室同事买烧鸡吃、替同事写情书(我也曾代笔)，换取同事的油泼面吃，等等趣事，予以还击。到“中央学习班”，我俩，还有王智才，经常起了床不爱叠被子，叠了也总是乱堆一起，所以在军代表眼里是“最邋遢”的三个“家伙”。

　　还有一件最值得自我欣慰的事：我还越权一手包揽送了他一个“山西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此非笑话，他至今还享受着山西省劳模待遇。这事说起来有点滑稽：那年出版社办公室突然通知文艺编辑室要马上评选一个省劳动模范，可是编辑室的领导和包括张仁健在内的主要编辑都去了北京，室里就留下我和常德顺，上面还要得急。于是我和常德顺就说，咱们评选——我选张仁健，理由一二三。常德顺说，同意!我说，全体通过。便将“推选结果”告诉办公室袁川武同志。可是空口无凭，还得上报张仁健模范事迹材料。这事也不难，我来代笔。替他写了模范事迹材料还不成，还得文艺编室领导签字。那时的领导已经由关守要主任“禅位”于罗继长。怎么办?总不能白白浪费了一个省劳模名额!还得我担罪名，于是就胆大妄为，当了一次“冒牌主任”，代替罗继长主任签了字：同意!我敢于这么做，是因为自信以当时文艺编辑室的“空气”，没有人敢公开不同意张仁健当劳模。想着这些过往烟云，于是就吟出四句打油诗：

　　北大才子笔头健，口若悬河皆文章。

　　一手创刊赏名作，三寸不烂舌头香。

　　《张仁健》

　　接着想到谢中一老兄。谢中一老兄是个真正的大好人，在我学习写作之初，他即在省群众艺术馆做《文化周刊》编辑，直到调来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编辑，几十年如一日，编辑图书无以计数，对文艺事业与出版事业作了大量益及千秋的工作。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真正的大好人，却一直没有评上编辑系列的正编审职称。不过知其人者，为其不平惋惜之余，也会觉得只要“挟权者”打个招呼、递个眼色，不给他评正高职称也“合情合理”。谢中一老兄是由人民解放军转业下来的文艺干部，一向为人正直不阿，有点湖南“骡子”的犟劲。有一个关于他的近似笑话的真事：出版局一位领导为了表示对大寨的忠诚，特意组织编写一套歌颂大寨的丛书，就带领各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深入大寨采访，谢老兄荣幸被选作领导随员。有一天，不知什么事，那位局领导要谢中一给个什么人打个电话，按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应当引以为幸事。可是我们这位谢老兄却回答了一句：“你自己不会打(电话)，叫我替你打!?”

　　不过，据说“放话”不能给谢中一评上正高职称的并非这位局领导。为了评职称中的明显不公正，谢老兄上下反映，不知跑了多少趟省里、北京。北京主管部门也表示同情，并出具公函，要下面重评。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下面根本不理那个茬儿。求告无门，谢老兄不知怎么就看重我，找我帮忙替他向某领导递“材料”。我真的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替谢老兄向上反映了，帮他递了“材料”，还写了信。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我才愚顽顿化，明白自己人微言轻，自不量力!

　　想着耄耋之年的谢老兄的为人处事，便来了四句：

　　好书编辑愈千卷，连个职称也不沾。

　　世事不公谁与论，湖南骡子犟而憨。

　　《谢兄中一》

　　接着想到罗继长。罗继长也曾经是我在省文化局戏研室工作时的同事。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熟悉，在他趁大家“造反”之机，由朔县马厂(下放劳动改造)跑回省城，呼吁调回省文化局时，还是我帮助把他“办”回来的。后来，他调到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几年后我也被出版社一位领导从省文教办硬“要”到出版社做文艺编辑，鬼使神差，我们坐到一个办公室。罗继长当编辑确实有过人之处，他善于动脑子提选题，勤于帮助领导开阔思路，乐于领着文艺编辑室主任到各省市去组稿。领潮流，谋大事，退了休还不甘作罢，听说还找什么领导要拍电视剧《东京大审判》，等等，为常人所不及。不过，好像老天不佑，命气不佳，设想宏伟，成事无几，以致心劳气损，最后将身体也累垮了。足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万万不可心气过高，奢求过大。赠以四句：

　　运转时来胆气壮，能冲敢闯腿更长。

　　岂甘墨守编书匠，无奈天公不赞襄。

　　《罗继长》

　　文艺编辑室最先有两员女将，一员常德顺，因其工作热心泼辣，风风火火，总爱说一句“真要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漳河春，还是她和周文同志先找我联系，由林友光同志责编出版的)，大家就善意叫她“真要命”;一员田宝琴，田宝琴也有一句口头禅“活见鬼”，不偏不倚，大伙也奉送雅号“活见鬼”。这两员女将性格迥异，一个泼辣如火，正直敢为，工作不让须眉;一个文弱如林黛玉，貌似弱不禁风，内心刚烈不阿，但命运不济，事多乖舛，真有点“林妹妹”的味道。两人都非常能干，学识丰厚，读的书多，自然见地不凡，在文艺编辑室各把一方，编辑出版了许多好书。所以各赠一首：

　　心直口快不饶人，话不留情心有情。

　　勤勤恳恳常德顺，忙忙碌碌真要命。

　　《常德顺》

　　天生一个林妹妹，中西文学宁让谁。

　　饱学未必能饱用，心强命乖活见鬼。

　　《田宝琴》

　　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文艺编辑室尽出些个性鲜明的角色。大家习惯呼之“林老板”的林友光，又是一个个性突出、不入时俗的人物。你说他为人持重吧，有时他激动起来“小广话”震得楼堂嗡嗡响;你说他“好说话”吧，但凡他要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你说他对你冷淡吧，他事事会替你想到;你说他对哪个人特好吧，实在挑不出他对谁不好。所以，我就给他来了四句大白话诗：

　　不慌不忙“林老板”，不阿不囿不张扬。

　　不疏不近处同事，不易不赊有主张。

　　《林友光》

　　想到梁骏同志，心中不无深深痛惜。梁骏是文艺编辑室的资深老编辑，后来做到希望出版社总编，不幸英年早逝。一起共事时，大伙经常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良骏者，好马也”，管他叫“好马”。梁骏为人非常谨慎，看似乐于争论，一到关键问题就只是满面堆笑，不着一词。记得有一年我编的《郑成功》一书被评选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读的图书，到南京去领奖，就是梁骏兄带队。记不得当时他是否已被提拔重用。想了四句，以寄缅怀之情：

　　好马识途知任重，良骏谨慎殊途通。

　　常有高见惊同室，每逢论争总从容。

　　《梁骏》

　　张成德是从部队转业来到文艺编辑室的。“文革”后期，大学生到部队接受再教育，他们山西大学一批毕业生都当兵到了63军。大学生，又是修文，文章自然写得好，特别是写文艺理论文章，使他成为小有名气的评论家。当兵三年，又经过炼狱重生，自然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都有非同一般的认识与寄望。所以一调入文艺编辑室就坐在我对面的张成德编辑，在大家的潜意识中成为罗某的竞争对手。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个槽里拴不下两条叫驴。最后，罗继长荣升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成德也不逊色，做了山西省出版局副局长，再后来又晋升为山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吃正厅级饷。有诗为证：

　　半路杀入文编室，自是才高敢请缨。

　　后来居上君真健，终究弹冠做正厅。

　　《张成德》

　　文艺编辑室还有三位各领风骚的人物，都是后来调入的。一位李健，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又考取姚奠中先生的研究生，文学功夫特别是古典文学功夫自占上风。一位是李建华，女，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诗人，在文学界特别是诗人圈内小有名气。还有一位，调来更靠后一些，叫梁申威，男性，能诗，好酒，当过铁路工人，也是以诗名世，以名明志。每人各送一首打油：

　　修业名校北师大，大儒门下又读研。

　　屈居小庙文编室，风风火火不亚男。

　　《李健》

　　文编队伍日壮哉，学者诗人接踵来。

　　夫子门前人济济，喜看新书源源排。

　　《李建华》

　　好酒能诗也善吹，才情侠气各半杯。

　　只因误做编书匠，今生今世难申威。

　　《梁申威》

　　文艺编辑室有一位大伙公认的“好老汉”，即关守要主任。关主任按年龄其实也就五十余岁，可是相老，行止慢慢悠悠，讲话慢慢腾腾，又爱抽烟，熏得五指都是黄黄的，显得有几分老气横秋。所以有时大家管他叫“关老”。回首文编室往事同仁，首先会想到关守要主任。因为我想多说几句关于关头的话，又因为对长者不可“戏说打油”，特别用心斟酌写了一首七律，是故就放在后边压卷。

　　想到关守要主任，我内心便泛起漠漠的歉疚。我在文艺编辑室十年时间，没有同什么人红过脸，但曾经有过“三气”“关头”之大不敬，成为一些同事当作笑料讲我的笑话。

　　关守要主任，编辑室的同事都习惯称其“关头”。所谓“一气”关头，是因为罗继长与林友光同志入党问题。关守要主任工作中主要依靠罗继长或者说“言听计从”，这是不争的事实。便是偶尔亲自出马到外地组稿也往往只带罗等一两人。据文艺编辑室内部传笑，一次”关头”带罗到南方某地出差，罗继长身着呢料大衣，头发梳得油光可鉴，大腹便便，一下车对方就把他当作“领导”，抢着为其提包引路，陪着“领导”前边走。把个“关头”撇在后边，只好换位且充“领导”的随员。如此等等。那年出版社党组织要发展党员，文艺编辑室有两个发展对象，一个是罗继长，一个是林友光。可是“关头”坚持要先发展罗继长入党，林友光往后搁一搁;我与常德顺坚持罗、林两个同时发展入党。文艺编辑室党小组只有关守要主任、常德顺和我三个中共党员，意见不合，“二比一”，开了几次党小组会，双方都不松口。常德顺是个死认真，我也有点玩世不恭，就这么点“小权”，不用白不用，故意别劲，惹得关主任有气没法出，一脸胡茬都在抽动。发展罗先入党显然并非关头个人的意见，还有上面的“意思”，常德顺本来对某些领导就有意见，越是这样，我俩越不让步，心想买一个带一个也得把林友光“带”进去。最后“关头”只好让步，党小组全体通过同意接收罗、林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分配我与常德顺做罗的入党介绍人，“关头”做林的介绍人，落得个皆大欢喜。

　　所谓“二气”关头，是搞什么清查运动。社里整的重点对象是总编刘延清，一些人派性作祟，认为我是刘延清调来的，“文革”中又是一派，还是个小头目，就布置让我交代问题。其实刘延清人挺好，见谁也笑嘻嘻的，我与刘延清只是在省文教办公室时见过几面，他见了我总是要喊一声“作家”，然后开几句玩笑;到了出版社见面也很少。

　　关头一向唯上，便主持文艺编辑室全体人马，每天下午停止办公，专门开我的会。我自认为自己从“文革”开始以来，行也坦坦，坐也坦坦，无“代”可“交”，决不示弱。”关头向社里交不了账，气得挠头瞪眼，最后让我到大办公室隔壁的小办公室去考虑问题，写出书面交代，留下的人马研究如何向我发起“攻坚”战斗。我也的确有点“不像话”，我住在省政府宿舍，上下班蹬自行车，每天午休不成，隔壁小办公室是《名作欣赏》编辑部，正好有一张床，我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直到他们研究出对我的“攻坚对策”，来叫我上会，发现我睡得正香(其实我故意装睡)，关头气得拧眉努嘴，半天吐出四个字：太不像话!后来不知怎么这件事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所谓“三气”关头，就有点恶作剧了。记不得是哪年哪月，全国上下突然风传周恩来总理“遗言”。我的一个老同学认识陈永贵的一位女秘书，从女秘书那里搞到一份，就传给我。我拿到文艺编辑室，大家都争着看。文艺编辑室分里外两室，外面的房间大，挤着我们八九个人，里面是关主任的办公室。坐在里面的关主任听说我拿到周总理遗言，也心上痒痒，就找我要去看。其实所谓的总理遗言，此时社里早已盛传。不久掀起一场追查政治谣言——周总理遗言运动。有一天，关守要主任突然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欲言又止，欲止又叹气。犹豫半天，才说，你看这事，唉!咱说不说吧，可人家上边要查。你看……唉!我心里已经知道他要问什么事，就装不明白，想逗一逗老汉。好一阵子，他才终于说出：东满!是这么一回事，你那个总理遗言是从哪里来的?

　　这事本来很简单，我如实讲给他就行了。可是那时我一是对这种“清查”非常反感;二是又想故意逗逗这位唯上是从的关老汉，就突然一变脸，反问道：什么总理遗言?我没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一下子把关老汉弄了个挺脖子愣眼。

　　一连几天，关主任独自关门在小屋里走来走去，唉声叹气，出来进去都不抬头。编辑部的同事们也心照不宣，知道“关头”正为哪档子事发愁，也故作正经。大约过了一周时间，张仁健突然拉住我，哈哈笑说，你他妈快给老汉说了吧!你叫“关头”两头受气，看把老汉愁得，下了班就在家里长吁短叹，饭也吃不下，来向我诉苦。张仁健与“关头”住的是左右邻居，讲的是实情。我也哈哈一乐，这场恶作剧也该到此收场。于是推开“关头”的门进去。正坐在椅子上发呆的“关头”，一见我进来，马上回过头来，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近前一步，笑说，老关!我告诉你吧!我拿来的那个所谓总理遗言，是我的同学王某某从陈永贵的一个女秘书那里抄的。话还未了，关头忽地立起身来，满面笑容，连声不迭且有点语无伦次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了!造谣，又不是咱们造谣……”一边说着，一边伸起双手，从上到下，给我拍打身上的灰尘。“这事咱本来不说也就没事，可人家有人就给说出去了，人家……人家办公室硬要追查，硬要叫咱……咳!”我说，“老关!谁说出去也不妨，全中国都在传，不会有啥事的。”

　　一时间，我被“关头”的举动感动，竟忘记向关头道个歉，说一句对不起。明知“关头”唯上是听，因为我的玩世不恭，害得老汉几天寝食难安，事后想想，真不该这样。

　　此后，罗某私下对我说，那件事是梁某说的。梁某私下也对我说，那件事是罗某说的。我一概回答，谁说的也无妨，我又不怕丢了什么，更不希望得到什么。我在文艺编辑室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谁对不起我。

　　其实，这话也不完全是真正的内心表白。我在文艺编辑室还真有点小小的不平之气。

　　我是1974年调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文艺图书编辑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并州路，我住在省政府后面的坊山府宿舍，骑自行车上下班，蹬快一点也得半个多小时，若遇风雨冰雪天，那就更说不准了;加之我是一边当编辑，一边坚持业余创作，常常每天熬夜写点东西，早上爬不起来，难免上班迟到几分钟，下班早走几分钟。开始，“关头”说一句两句“早点来”“按时上下班”，我还没怎么在意。后来，居然开会时吞吞吐吐点我的名，批评我迟到早退。再后来我就渐渐发现有点怪味：文艺编辑室七八个人，迟到早退的绝非我一个，几乎人人都有，怎么就批评我一个?这个被我认为善解人意的好老汉关主任怎么就不想一想我住多远，你们住多远!有时我早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看稿子，你们住在出版社大院宿舍的一些人才慢慢悠悠进来，有的嘴里还在咀嚼;下班时间不到，有的同志就回家做饭看火，可你对谁都不批评，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双眼袋浮肿的眼睛怎么好像就盯着我一个?

　　更可笑的是，关头的确以身作则，按时按点(有时也迟到早退)就掩门坐在他的小办公室。可是，过不了一会儿，里面就会有响动，时而如大浪由远而近，呼啸而来，时而如雷霆万钧，轰隆作响，时而又如有人在发动“东方红拖拉机”，鼾声大作。“扰民”过甚了，大家就拿关头的“发动机”“真可怕”说笑，有的还会走向小门口窥视，欣赏关头的不雅睡姿。只见关头依旧坐在办公桌前，身子倒在椅背上，脑袋歪在肩膀上，手里还拿着书稿，呼呼香睡。如此等等。久而久之，我潜意识中就积储了一点点不平。不平归不平，但我从未与关头红过脸，即便他批评时也不还口，总是努力把领导的批评当作长者对晚辈的爱护。而且，在我内心总也忘不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漳河春》就是从这位好老人手上推出来的，充满感激感恩之情。

　　一边编书，一边创作，一边不断挨“小批评”，是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三个“一边”。不过也怪，我在文艺编辑室责编了多少种图书，已不记得，也不曾统计过。然而就是这个在领导眼里总爱“迟到早退”的编辑，责编的图书还时有好评，或者省内获奖，或者省外获奖，或者拿全国性的奖项，真为他长了一些光彩。那时，当编辑责任重在发现、培养、扶植文学作者，(不像现在重在给出版社赚多少钱)，我是业余作者，更懂得业余创作之甘苦辛酸，所以每天想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人才，推荐作品。但凡有望修改，可荐成功之来稿，我们便用心力助一改再改，并从工作、生活等方面想方设法帮助作者解决一些具体困难。比如，我责编的《郑成功》(上下两卷)获得全国中学生评选我最爱读的十部优秀图书奖，原是我从自投稿中发现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的作者是三位(当时来说)“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有的连工作也没有，有的有工作单位，但由于写作影响上班，单位要除名。我跑到天津，硬是向作者单位的领导“说好话求情”，替他请了写作假。然后又同三位作者钻在并州饭店的地下室，一遍又一遍讨论对书稿的修改方案，几易其稿，几多周折，直到三审通过，正式付梓，出版发行。我责编的长篇叙事诗《月魂》(作者钟声扬)先在国内诗歌界获奖，继而又获得世界诗歌界评选的什么奖。此书的作者钟声扬(惜乎英年早逝)，仄居山西最北边的边塞小邑朔州(那时还未建市)，名不见经传。此人感情丰富，精力充沛，有点侠义之气，一读他的诗稿，我就被其洋溢的激情与题材所吸引;再看其人，大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之诗人豪放浪漫气质。也许因为他激情难收，诗稿写得很长，抒发感情之文字虽好，但时有游离主题过远之嫌，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下狠手替他砍去许多文字。我责编的长篇小说《爱与恨》(作者崔巍、钮宇大)获得全省优秀图书奖。为了这部图书的出版，亲自跑到晋东南地委找时任主要领导批示，替作者崔巍向原单位请创作假;为两位作者协调关系;同两位作者一起住在大山深处的小窑洞，商量修改方案，并亲自动手对书稿做了不少删节调整。我责编的古典文学作品新译《聊斋志异》获得优秀图书奖。作者李世钧和申修福是县里的文艺工作者，学历平平，开始以为他们的古文功底浅薄，给关头汇报了，关头不怎么看重。后来看了部分译稿，再向关头汇报，并请他看了一部分(其实关头看古文也有点吃力)，才勉强答应，正式列入当年选题计划。为了组稿，在政治空气还未回暖的时候，我拜访过还在长治某农村下放劳动的作家丁玲，丁玲先生的开朗、坦率与健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她的日记中曾有记载)。有人向我推荐老剧作家吴祖光的一部诗稿，吴祖光是著名剧作家、导演，但同时也是“摘帽右派”，我毅然赴京上门向吴祖光先生约稿并取到了他的《枕下集》诗稿。《枕下集》，顾名思义，那些旧体诗作都是吴祖光先生在被管制时藏在枕下的即兴之作，规谏讽刺之作比比。但它却无异于一面小小的时代镜子，折射着一个历史时代的人情、生活风貌。这样的书稿，又是旧体诗(那时山西人民出版社还未出版过一本当代人写的旧体诗集)，在历史前进的脚步还不明朗时间段，要编辑出版是要担政治风险的。但我还是力荐并作为责任编辑使这本《枕下集》问世。这本36开的诗集出版之后，在当时名流学界颇有点影响。一些教授学者认为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思想解放，有战略眼光，纷纷来稿来信。如此等等。

　　一部书稿的成功，往往会成就一位作家、诗人、学者、教授、理论家，等等。然而，那个默默无闻的责任编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责任编辑，只不过由原来的青丝小编辑“升华”为皓首老编辑罢了。从大量的来稿中筛选、审读、推荐，到正式列入选题，列入当年出版计划，再一审、二审，到终审通过，作为为他人作嫁衣的责任编辑，可谓编书为己任，甘苦寸心知。我是过来人，甘苦我自知。此不一一赘述。

　　我责编的图书，有的评了奖我都不知道，有的在我离开出版社之后，还被评上这奖那奖。因为我不大重视这种事，有的曾经记在小本子上，也曾收到过获奖证书，后来连小本子或获奖证书也找不到了，也懒得去找。所以，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楚那些奖项名目与牛年马月。但是，为了这些书稿的出版，为了帮助这些书稿的作者改善写作条件与尽快修改完善，我真诚地付出过无法计算的心力神劳。所以多少年之后，有的作者成了作家、诗人，有的作者从外地甚至从海外写信给我，称我是他的“大恩人”，没有我的力助，就没有他的今天。等等。十年编书匠，多少心劳苦。如果细说起来，我责编的每一部图书都有一段讲不完的真实故事。

　　在山西人民出版社担任文艺图书责任编辑的十年，也是我创作生涯比较旺盛的十年。继长篇小说《漳河春》之后，先后有短篇小说《柳大翠一家的故事》《夜走祭子岭》、中篇小说《点燃朝霞的人》、长篇小说《风流父子》，以及长诗《怀念周总理》(五言古风)《傅春华之歌》等多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在省内外如《山西文学》《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通俗文学选刊》等多种刊物上发表与转载。有的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广播连续剧或戏曲，在省内外多家电视台、电台连播，在剧团演出。由我自己改编、由山西电视台摄制的电视连续剧《风流父子》，在中央电视一台春节最佳时间连播，并获得电视剧“飞天奖”;还被改编为同名现代戏曲《风流父子》，由孝义市碗碗腔剧团搬上舞台，屡演不衰，并获得全国现代戏会演最佳现代戏特等奖等。由我自己改编、著名导演苏里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制的电影故事片《点燃朝霞的人》，获得山西省优秀文艺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所以，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做文艺编辑十年时间，有一首自述诗：“十载编书为己任，咬文嚼字审读忙。新蒲老柳共裁剪，乐为新娘理靓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山西人民出版社，对得起广大图书作者，对得起一直领导我的关守要主任。我用心写了一首《七律·缅怀关守要主任》：

　　孜孜不倦做文编，伏案操觚几许年。

　　每有好书梳额庆，时因错讹挠头蔫。

　　可亲可敬关夫子，亦孝亦忠老党员。

　　难得人生回头看，灵空山上人中仙。

　　遗憾的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召开建社六十周年社庆大会那天，因为一个同事公子的婚事，我未能参加社庆活动。听说社庆搞得很隆重，会上还将我的大照片与许多名家的大照片一起挂在大庭广众面前，以示奖誉;印在纪念文集中我的那几首戏说打油诗，虽然看似有点不够严肃，甚至对某公有几分失敬，但在众多纪念文章中显得别开新面，回首往事，状写老友，调侃戏说，意趣横生。特别是圈内的朋友，他们是“知情者”，读每首诗总能勾起许多往事，诗多内涵要比一般读者理解的丰富得多。不少读了那几首“戏说打油”诗的朋友，或者在电话中、或者来家串门，都会给予热情的赞许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