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招收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复试时请郭子直先生一起参加，叫我来记录。我就经历了一次次严肃的场面，比考我要惊心动魄多了。那些年，人们知识贫乏，可读的书也极少。一般大学毕业生多数也就读过流行的几部《中国通史》，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过是些死记硬背的教材段落而已。黄先生不同，他主张读原著或经典史学名著，如陈寅恪、吕思勉、顾颉刚等先生的专著，是那些由鲜活的人物和事件组合起来立体而可感知的真东西，对考生回答读过哪些史学名著时只知道几部通史，大为光火：这不能算史学名著!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说起，当年参加复试的同学，仍清晰记得黄先生大发雷霆。还说，我坐在旁边，一脸正经也装成很威严的样子。

　　黄先生一九八八年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头年十月上旬，黄先生出差不在，校统战部的老同志常福生让我写一份材料，说学校准备推荐黄先生做下一届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交给他时，老同志用陕西方言千叮咛万嘱咐：一定嫑告诉你黄先生，喔老汉脾气大，万一莫(没)弄上，可要到处噘(骂)人呢。事后我也就再没提过这事儿。到第二年寒假后，报上登了陕西省参加第七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名单，黄先生看到有他的名字，还问我是不是有重名的人，我才说肯定是他，并告诉他之前学校报过材料，是我写的。黄先生歪着脑袋抿着嘴又露出了“情报处长”的笑。

　　黄先生虽个子不高，但风度潇洒：戴一副黑边半框眼镜，表情祥和;胡子不多，但每天刮得干干净净;头发虽说不上浓密，但几乎没有白发，梳着整齐的偏分;冬天戴皮帽子，春秋时戴鸭舌帽，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就不戴帽子了;衣服清爽整洁，常穿中山装，后来喜欢穿西服打领带，冬季也穿蓝色中式对襟棉袄围羊毛围巾，晚年也穿羽绒服;皮鞋总是一尘不染，夏天是丁字凉皮鞋，颇有点上海老克勒的味道。先生的办公桌和家里的书桌也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书架上的书都码放得井然有序，位置固定，闭着眼睛都能取得到。从来不在书上乱写乱画，最多用铅笔做个记号或批注少许文字，也从不折页折角。现在的新书在近书脊处有压痕，便于翻开而使封面不折出裂纹。过去没有，先生看书时，要在接近书脊处拿尺子比着，用大头针轻划一道，还不能让针尖划破封面纸，翻开形成整齐的折痕再看。精致讲究，爱书如此，让我十分惊讶!给朋友送书签名，有时字的竖画写歪了，便用刀片刮去，再用大拇指甲把刮毛的纸磨平了重写。

　　黄先生记忆力超强，这可能有遗传。寿成师兄也记忆力极好，看书过目成诵，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也都多年不忘。黄先生一辈子酷爱读书、博闻强记。读得快，记得牢，知道得多。做学问从不抄卡片，史料全在心中，用时一翻就能找得到。最多在书中加个小纸条，以备不时之需。但不要以为先生只看正经学术书，文史资料、当代小说也照样看。所里订的报刊由他去取，就是先睹为快。他经常对我们说：晚上在枕头旁边放一本《史记》或者《通鉴》，睡不着时看嘛。你看，说得多轻松!《史记》《通鉴》这些书，我们用整块时间看都很困难，哪儿敢睡到床上看!一次先生感冒了，让我给他找本有趣的书回去休息，我取了一册台湾联经版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天先生来了就给我讲那本年谱上胡适的往事，头头是道。和我聊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苏州旧书肆上见到的善本古籍和碑帖，遇到的哪个师傅，可以细述每个书店的每一种书，包括书店来历、位置、经营特色以及书名、版本、品相、册数、价格乃至当时书店的陈列状况，仿佛就在眼前。有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遇到一条史料，不知何处去找。先生告诉她楼上资料室哪个架子上有本什么书，大致在哪部分。她上去不一会儿下来，竟然顺利查到了。这都是我的亲历，绝非神话!

　　黄先生晚年孤独、寂寞，他说无书可读、没人可以请教问题，也没有了歪着脑袋的“情报处长”之笑，眼神儿里流露出孤寂和无奈。他说：我老了，夜里睡不着，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现在的这些书和文章，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没有了。老朋友一个个走了，周绍良、启功先生相继去世，看书遇到问题也没人可以请教、没人可以聊天了。我建议他写点儿回忆录，把他经历的我们不知道的有趣的事写下来。他说写不动了，我说，那就口述，我每周来一次做记录。他头脑还很清楚，知道我在工作还很忙，难以做到。后来二强兄找了学生，带录音机去给他录过两次，也不了了之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像当年和你们聊天儿，说的你们大多能领悟，想不起来的人名地名，你们有时也能提醒。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实在说不下去啊。我请他再吟诵李商隐、白居易的诗，就像当年在办公室和我聊唐诗时吟唱的，低回婉转。越音抑扬顿挫，吴语浅吟低唱，似诗又像歌，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