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老师是最早引领我们接近学术的人。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启发我们去思考，也愿意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无私分享给我们。他经常发表文章，有时在上课时给我们讲，有时也以其他方式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读。一次晚自习辅导答疑，他来到自习室巡阅。大家静静地在教室看书，他转了一圈，见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就走了出去。门刚关上，突然又返身进来，站在门口大声地说：“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文杂志》第四期，你们去看!”话音一落就关门又出去了。教室一阵骚动，大家窃窃私语地模仿他的语言和动作。突然，他又推门进来，站在门口举着右手大声说：“不对，是第三期!”然后又转身关门走了。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哈哈，这就是典型的傅正乾风格。毕业后，虽然我没有继续现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但傅老师仍关注着我的进步。有一天，我俩在图书馆旁的路上迎面相遇，简短的问候便各自离去。走了一段，突然听到背后一句大声的西安话：“陆三强，你的文章，老师读了，写得很好!就这么写。”我回身一看，傅老师站在远处，手高高举过头顶向我招着。望着远处傅老师伟岸的身材和他特有的手势，我心里暖暖的。原来是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同期也刊载了我的一篇文章，他想起了便及时给我以肯定和鼓励。

　　傅老师不像有些教师对作家作品有所偏好，他能平等地对待任何风格流派的作家，对每一位都充满感情。讲鲁迅时深入浅出，耐心细致;讲郭沫若时激情澎湃，生动形象。既不褒鲁抑郭，也绝不扬郭贬鲁，不因个人喜好而有所偏废。他能进入一种“无我之境”，讲着讲着就沉浸在了作家作品之中，而同学们在其感染下也沉醉在了他那生动形象的讲述中。他研究郭沫若、讲郭沫若、写郭沫若，对郭沫若充满感情。有一次赴京参加郭沫若学术研讨会，会后参观了郭沫若故居，回来激动不已。上课时大讲会议盛况及他的发言如何受到代表们的关注。当然，这些都在我们意料之中。让大家吃惊的是他盛赞郭沫若故居宏伟壮观，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激动地对我们好有一比：“郭沫若的办公室跟联合教室一样大!”联合教室是学校的大礼堂，即现在雁塔校区的“积学堂”。我们的开学典礼就在此召开，后来也在这里听报告上过些大课。大家听得瞠目结舌，感慨万千。以至于几十年都没忘，一直记着这句话。有次出差北京，忽然就想起当年傅老师的惊叹，冲动之下来到了前海西街十八号。震惊和感慨亦如当年!郭沫若故居占地七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二千二百多平方米，办公室确实气派。此地原是清代和珅的王府花园，和珅被抄，花园遂废。后来成为恭亲王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时，恭亲王后代把此地卖给达仁堂乐家药铺作为宅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先是蒙古国驻华使馆馆舍，后来孙夫人宋庆龄也住过。郭沫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十五年。

　　傅老师正直而有良知，关注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他讲课时能联系当下，针砭时弊。谈到社会风气时，给我们讲了一个他经历的被以貌取人的故事。当年下放陕南劳动，一次回西安，当地老乡请他帮忙买药。他长时间在农村劳动，脸晒得黢黑、胡子拉碴，衣着朴素，头戴一顶破草帽，一到西安就直奔药店，进得门来却不招营业员待见，爱搭不理。老师窝了一肚子气，就先回家了。“我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上呢子褂，领着我两女儿、穿着花裙子。当我们再次去药店，才一进门，就见刚才那位营业员面带笑容热情地迎上来说：‘同志，你要买什么药!’”傅老师边说边表演，画面感极强，把那种前倨后恭、看人下菜的丑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傅老师做人严肃认真，讲课做学问一丝不苟，但日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爱抽烟，上课时开玩笑地说：“讲课的时候，要抽‘大前门’，提神;写文章，要抽‘金丝猴’，不能顶火，打断思路;平常嘛，‘大雁塔’，乱熏呢。”下课了，班上抽烟的同学就会上前递上一支好烟，让他休息休息、提提神，一会儿还能讲得更来劲儿!他有一次课上豪迈地说：“我当年，一顿是两份羊肉、八个饦饦。吃完以后，我步行八十里，回蓝田了。”那气概着实令我等佩服。留校后，我和现在文学院的高益荣教授去吴家坟尝试了一下。我俩自认为饭量很大，俩人要了两份羊肉、八个饦饦，吃倒是吃完了，可下午饭直接免了。在傅老师面前，学问不行，吃饭也甘拜下风。傅老师这饭量，打下了身体好的基础，也如此才能讲课声如洪钟，阶梯教室直接不用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