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湛蓝,草木葱茏,但是并不炎热。其实立秋多日了,早晚已能感知到秋日渐凉的意思。人们把立秋到秋分这段时间称为“长夏”,但是,我感知到了秋。人到三十,犹如节令立秋。回头是春夏,往后是秋冬。昨日繁花似锦,明天霜华满地。
处于“长夏”的我,在高楼林立的深圳,白天带着便当挤在通往南山的地铁上,开始一天的忙碌;晚上踏着暮色,步履匆匆回家拥抱我的小孩。她还那么小,是春天里团团簇簇的花丛中最娇嫩的那一朵,初升的太阳把粉红给了她,她张开双手就能摸到阳光温暖的触角。拥抱她,我告诉自己向前走,莫回头。可是我,还是回头看了看,看看这些年那条走的最多的路——红星路。
有位前辈曾对我说,“红星路101号”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目。多少次我写下这个题目,却不敢虚构一个字。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红星路反反复复走了无数遍,这里的人和事都是我熟悉的,倾注了我很多的情感,似乎虚构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对我十年青春岁月的不负责任。
红星路,红绿灯多,一路走过来,十字路口蜘蛛网一般交叉。酒店也多,一排一排大大小小的酒店,每天都可以看到婚车,不是停在这家门口就是停在那家门口。有发廊,里面坐着一排排穿着素白裙子的女人,笑得暧昧不清。有菜市场,那是我下班后最常去的地方,每天和一些大婶一起讨价还价,她们以为我还是个学生,经常笑问我:“是母亲给的钱不够吗?这么爱讲价。”有书店咖啡店,里面的人最让人舒服。有服装店、窗帘店、手机店、饰品店、早餐店、水果店、中介公司、装修公司……有别墅区、高档小区、农民房……
红星路新新旧旧,店前面一排看着高端大气,后面却是脏乱差。就像进城的村妇换上了新衣服,还来不及洗掉脚上的泥土,就被推到人面前。我一边艳羡城里的新鲜,一边抗拒这份脏乱不堪。这复杂的心路历程让我对这个城市的情感有些飘忽不定: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这样的情感延伸到我的工作中。在外人看来,我有了一份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报社,表面的我告别了透着苦寒的黄土,可那根深蒂固的乡土记忆从未在我心中消亡。每次路过长势茂盛的草地,我就会想要是把我家的老黄牛牵来吃草,一定能吃好饱;看到戴着帽子进进出出的时尚达人,我就会很焦虑,因为我的祖母告诉过我,戴帽子进屋老鼠会变多;下雨天我会猛地跳起来想去找接漏雨的脸盆;吃自助餐我总是一开始就用地瓜香芋把自己的肚子喂得鼓鼓胀胀……
颠沛流离的出租屋生活
是的,我的工作看起来体面,可是工作之初,薪资微薄,不包吃不包住。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的开销、还债、供弟弟读书……一点点加剧了我的贫困。于是我喜欢“贪便宜”,喜欢租住房租低的屋子。在那有些灰暗与破败的出租屋里,我常常枕着梦想入眠。
梦想遥不可及,现实冷如寒冬。说到底,我是一个在人间烟火中行走的世俗女子。怕穷,怕那种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的日子;怕苦,怕沉重的负担下那被眼泪模糊的前路;怕黑,怕四周都安静,星星都隐藏了踪迹,盼不到天明……多少次,我在这里感受着爱与恨、忧伤与感动、卑微与倔强。
那些年,我有过无数次搬家的经历。从红星东路搬到红星西路,从大同路搬到建设大道,从四伙记搬到昌盛街,从金钩湾搬到火车站……市区离家乡不远,不用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可我总有一种在家门口流浪的挫败感。搬家的理由五花八门,那一幕幕常常像电影回放般,不经意地在我脑海里掠过。
那次是在大同路,那是一条美食街,一楼二楼做饮食,我租住在六楼,房子很旧,没有电梯,后面开个通道让租客上去。楼下厨房散发着一股又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每天都踩着油腻腻的过道上楼。屋子里总是有很多蟑螂,睡前拿“神奇药笔”在地上一画,第二天就有四五十只大大小小的蟑螂尸体散落在各个地方,触目惊心,有的还在扑腾着翅膀垂死挣扎。更恐怖的是有一次在冲凉房,一只硕大的老鼠躲在煤气瓶后面,看到我进来吓得乱窜。我和老鼠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四目相对,相看两厌,渴望逃跑。它逃到门边又出不去,我又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与老鼠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没有办法,迅速打开门,老鼠和我比赛着逃了出去,而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记忆不经意间切换到红星路某酒店后面的民房,对门住着一个美艳的女人,每天画很浓的妆,脚踩高跟鞋,走路婀娜多姿。她总是很晚才回来,高跟鞋撞击地板的声音总是把我吵醒。有时候半夜三更会有醉汉对着她喊,她急急忙忙冲下楼,试图阻止这荒唐的举动。我蒙住头,被吵得心烦意乱。我们每次在楼道遇见,她总是对我仓促一笑,有些讨好。我来不及反应,她就又匆匆忙忙走在了前面,似乎很怕我会和她说些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可以好好地生活,谁又愿意这么落魄?
夜很黑,一点一点吃掉窗户。我的房门被敲了半个钟头,那咚咚的声响像铁锤,一下一下地落在我身上。我在恐惧中落下泪来。对门的女人终于开了门,破口大骂:“神经病啊,哪个门都记不清楚。没事了啊……”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是冲着屋里瑟瑟发抖的我说的。第二天出门,她坐在门口的楼道上,等我。素衣长裙,长发披肩,笑得温婉,像个圣洁的女生。
“那个……昨晚很对不起。”
“嗯,没事了。”
“要不,你搬走吧?这里太乱了。”
“哪天生活好些了,不要做这个吧?”
她说“好”,眼睛红了。我搬走以后,再也没见过她。
刹那间,记忆将我带回火车站旁靠近金钩湾的地方,听说那里曾有个火葬场。每次路过火葬场旧址,我都有一种背后凉飕飕的错觉。路灯、树木、广告牌、霓虹灯……影影绰绰,在我丰富的想象中迷离又恐怖。
这里也很乱,半夜三更可以听到有人唱歌。有时,楼下一些人拿着大刀追着砍,我站在破旧的玻璃窗前,恐惧地看着他们,不敢去上班。直到警车响起,人群散去,我忍着恶心与惧怕,从一滩又一滩腥臭的血泊中跨过。
有一次,老家有个小侄女被开水烫伤,我去医院看她,晚上八点回来,门被撬开,屋里一团乱,唯一值钱的电脑被盗。还有十几本手写的日记本,因为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里,也被盗。想不通的是,我的菜刀被放在床上,这把横在床上的刀让我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中。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中的场景特别清晰,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周围的风和蚊帐在轻轻摇动,甚至可以听见楼下汽车的声音。我感觉有人拿着刀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掐我的脖子。我拼命想要醒来,就是醒不来。一番挣扎后,醒来时筋疲力尽。我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边焦急,一边安慰。
第二天 中午十二点,母亲一个人在出租房的楼下蹲着,等我。她穿着土气的衣服,畏畏缩缩地蹲在小巷子里,着急地看着来往的人。母亲小时候眼睛被蜜蜂蜇坏了,看不清,但是她对声音特别敏感。听见我的脚步声,她马上开心地往我走来的方向看,喊了我一声。
我能想象到她找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多艰难,便忍不住对她一阵嚷嚷:“谁让你来的啊?你看不清,一个人过来干吗?来了又不给我打电话。”
“找份工不容易,你刚上班没多久,不想打扰你。”
我鼻子一酸,忍住眼泪。
“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母亲说着说着,要哭出来的样子。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是该心疼她还是难过自己这么大了还老是让她操心。
母亲迷信,觉得我做噩梦是因为被某个“鬼”跟上了(后来我查阅资料,这是由于压力过大导致的一种睡眠瘫痪症状),给我带了桃核、狗牙,还有一个铜制的小铃铛,说这些都可以辟邪。桃核和狗牙放在枕头里,小铃铛随身带,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
后来所有噩梦醒来的夜晚,我再也没有告诉过母亲,她终于比较放心了。
一个单亲女孩的愿望
“那个你采访过的小女孩,和她妈妈前几天来了我们家。”母亲打电话说。
“嗯,我知道,那天她们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有时间回来。你们聊了多久?”
“她们买了很多水果过来,也聊了很久。我给小孩子包了个红包,她不拿。她说,‘奶奶,我过年再来领红包。’非常懂事的孩子。”我眼前浮现出那个穿着妈妈用旧衣服改做成漂亮裙子,站在我母亲面前,眨着大眼睛说话的小姑娘。
“她是很懂事的。她说将来我要是不能有小孩,她就做我的女儿。”母亲没有说话。
虽然那些日子我的生活颠沛流离,但庆幸的是,工作上渐渐有了机遇。《亲亲我的宝贝》栏目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少有人写稿,我只好“赤膊上阵”。采访那天,我约小女孩kiki和她妈妈一起吃饭,一起逛街。路过儿童乐园,她快乐地奔跑。kiki在自己喜欢的玩具前停下脚步,我便陪着她,在漂亮的橱窗前停留。我对她说:“姐姐送个小礼物给你好吗?”她眼睛亮了亮,又黯淡下来。“太贵了,我不要。”她的妈妈告诉我,kiki从来不会要求买玩具,买东西的时候也会讨价还价,很体贴。
聊起孩子父亲的时候,kiki的妈妈面露难色,一阵沉默。
结婚很多年,她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公公婆婆,三姑六婆,亲戚妯娌……各种奚落,各种不堪之语,各种指桑骂槐……他们离婚了。
现实总是充满峰回路转的意外之事,这远比小说更让人不知所措。办好离婚证后,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因为人瘦,不显怀,所以婆家不知。
“那为什么不找回孩子的爸爸呢?”
“那时候他们多难听的话都说,而且都离婚了,那些委屈不想再受了。”
“为什么不给孩子重新找个爸爸?”
“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找个对我们好的人哪里那么容易?条件好的要求高;条件不好的,也不想孩子跟着我受苦。”
小女孩一直默默地听着,突然对我说:“姐姐,我不会让妈妈吃苦的,等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跳舞,赚学费。”我没有说话,只是抱了抱她。
那年春节,我去kiki家看望她们母女俩。
出租房里没有电视,家具也很简易。房子的厅里铺着地毯,那是kiki练舞用的。厅的另外一半放着一张小桌子,旁边堆着一些杂物。小桌子就是餐桌。
kiki带我看她的房间,看她的备忘录,看她读的书,看她的心愿墙……满满一墙的心愿,用心形便利贴写好,贴着。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我要成为舞蹈老师。”
“我想找到我爸爸。”
“我想知道我爸爸有没有想我。”
那天夜里,我梦见在儿童公园,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在爸爸怀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看见我走过来,便跳到地上,朝我跑来,说:“姐姐,我们都会平安幸福的。”她的脸上挂着笑,那是安琪儿的微笑。
那些难忘的温情
只要咬牙坚持下来,转变就在前方等着。
那十年,我是在红星路101号六楼的办公格子间里度过的。有时会认为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无波无澜,死气沉沉。后来做了几年副刊编辑,那些努力向上的人,那些触人心弦的事,重新带给我无尽的动力。
我是在同事写的报道中认识江伟的,那时候他在宣传自己的第二本书《蝼蚁》。照片上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歪着头,戴着帽子,对着镜头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6年,17岁的江伟走在路上,不幸被歹徒砍成重伤,在医院整整昏迷了 81 天,不能行走,不能言语。后来虽然慢慢康复,但唯一能动的只有左手。他试着用左手拿东西,试着自己握着牙刷刷牙,使用电脑时,靠着一根小木棍去操作……他就这样完成了三部小说。
他只给我投过一篇稿子,排版格式和标点符号都很凌乱。我细心地帮他调整。他写道:“小鸟被关在笼子,鱼儿被困在鱼缸,它们和我一样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关着我的不是笼子,困住我的也不是鱼缸,让我失去了自由的罪魁祸首是可恶的伤病。”
如果不是那场飞来横祸,结婚生子对他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他成绩极好,美术书法尤为出色,曾获得“2002 年全国中小学生优秀美术书法大赛”特等奖。他说:“我小时候梦想当书法家,还有一个动漫梦,很遗憾,现在写不了,也画不了了,但我不会放弃。”生命中遇见好多艰难,但他从未放弃。
我是幸运的,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平凡小事,真实地发生着,琐碎却充满温情,打动了我这颗渐趋冷淡的心,给了我再次出发的精神动力。
我曾收到一篇写作者重病期间口述的文章。“时日无多,留个念想。”“ 有了妻子和子女们的悉心照顾,虽然无时无刻不被病痛折磨,但我觉得自己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哟,生活这么美好,我还要活下去。我绝不能倒下,我还要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出来时送孙女去学校;我还要在傍晚最后一抹夕阳下陪妻子散步……”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这让我想起《穆斯林的葬礼》里的一句话:“真羡慕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
文章发表几个月后,作者去世了,走得很安详。他感谢我帮他实现了最后的愿望。一个生命的无声谢幕。生活还是剥蚀掉了许多期待。
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人生。
后会有期,勿念
尊敬的领导:
值报社用人之际,不期辞职,实属不敬,深感愧疚!
……
余以凡才,承蒙殊遇。得以与诸位贤德共事,荣幸之至。
余历经十载,兢兢业业,竭力而为,以图报效。
今逢家事繁多,工作易分心,常添麻烦。思于此,惭惭然不知所措。思之再三,万般不舍,决意就此辞去,愿终生莫逆,他日江湖相见,如能效力,定将义不容辞。
……
凄凄切切,笔未落,泪双行。
就像谈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恋爱,最后不得不说分手。
坦白说,这么多年对报社不是没有过不满,比如因错别字挨批评,罚单贴到楼梯口的时候;比如一天来来回回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跑上跑下送样报的时候。可更多时候我是感恩的。
报社给了我许多机会去学习,去成长。
《东江》文学副刊复刊时,领导亲自带我去找作协的前辈,请他们给我指点。所有和文学相关的活动,领导批假时都非常开心。去采风、去参加文联活动、去培训、去参加省作代会……2016年和2017年,因为特殊情况,领导整整给我批了一年的假。
第一次出书,出版社只给十本样书,于是报社自费买了一百本送给大家。
曾经,我是一只铆足了劲渴望飞翔的燕子,也曾穿过茫茫人海,也曾淋湿翅膀,也曾跌落在地,却从没忘记坚持和努力。
现在,我有了我的小女孩,我爱她,胜过我自己。
在所有的十字路口,我闭上眼睛都会选择朝着她走去。
那天,女儿从凳子上跳下来,磕到桌子上,牙齿把下巴凿了个洞,我心疼不已。也就在那一天,我递交了辞职信。
母亲说:“你想陪在女儿身边,你就去吧。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以后离你远了,我会很不习惯。”
我知道我要奔赴的,却忽略了将要远离的。
我从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河源抽离出来,仓皇而逃。女儿成了我逃避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也在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我那么爱这座城市,却待不下去?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份工作,却留不下来?
离开之前,我悄悄地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办公桌上绿萝的叶子又长了几片,蓝色妖姬放了几个月,很快就要扔了。同事们还没有下班,依旧有说有笑。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不知道明天雨会不会停,天空会不会放晴。
时间的巨轮轰隆隆地碾过青春,碾过过往。偶尔,我也会路过红星路101号,路过皇庭大酒店,路过红姨早餐店,路过光明书店,路过茶山公园……想起那年荷风微摆时,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躲在破败的出租屋内亲笔写下未来。
十年,如昨天,亦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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