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流览手机上的“孔夫子旧书网”，偶然看到一则在旧书网上售卖朱碧波一幅画的信息，经认真比较鉴别，我认定是朱碧波的原作，于是毫不犹豫地花了二百多元下单，买了下来。

　　这幅画，从下单到对方邮寄，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下单一个多星期后，未收到发货信息，于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留言，询问此事，次日，一微信号为“金工苹果”的加了我的微信，此人是该画的收藏者，在接下来几天的微信私聊中，他开始以各种理由搪塞，企图不给我发货，我据理力争，动之以情，晓知以理，并明确告知对方如拒绝发货，将向其所在地的江西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维权中心投诉，也许是他惧于法律，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他，最终他才向我发货邮寄。

　　朱碧波，湖南汝城县卢阳镇津江村人，在汝城，很多年来他名不见经传，很少人知其名，只有熟读党史的人才知道，这位汝城籍的朱碧波却是一位数十年在文艺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下半叶曾担任中共汝城县委书记的资深老革命，是汝城的骄傲。

　　正因为如此，买回这幅画，也是我由来已久的景仰这位老革命和老艺术家有关。根据画的落款，这幅画是朱碧波暮年的作品，是朱碧波于辛末年(1991年)他80岁时，赠送给时任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广廷的一幅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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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碧波，原名朱琦，1911年生于汝城津江村一大户人家，1936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拜刘海粟、张大千为师，上海美专毕业后，回到故乡汝城开展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同范旦宇、朱秋等人在现汝城县城文塔旁的中大街开办了一间“星光书店”，组织星光读书会，创办《星光半月刊》，地下党以星光书店为落脚点，以《星光半月刊》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的思想，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壮大了革命队伍，并介绍了一批爱国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就有朱子奇(汝城卢阳镇津江村人，建国后官至副部级)、我的大姨叶明珠(汝城卢阳镇锦堂叶家村人，1942年牺牲于陕北绥德)、胡代炜(马桥乡石泉村人，建国后曾任郴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和省文化厅副厅长等职)等人，经朱碧波、朱秋和朱申介绍奔赴延安。1938年冬，重组了遭破坏后的汝城县委，此后，朱碧波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地下党中共汝城县委书记。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国民党公开撕下国共合作的伪装，汝城乃至整个南中国处于白色恐bu之中，星光书店被当局查封，为保存党的力量，躲过敌人的搜捕，他们钻过密林，藏过山洞，湘南特委将汝城县委一些已暴露身份的人员先后疏散和转移，离开汝城。其间，朱申(汝城井坡大村人)、朱秋(汝城县城津江村人)等前往延安，范旦宇(土桥宽量村人)投笔从戎到蔡廷楷第26集团军司令部工作，1944年在汝城被捕后被害。其中何大群(濠头乡濠头村人，建国后曾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正厅级，享受副省级待遇)、朱上炯(汝城井坡大村人，离休前任省药材站副经理，正处级，2007年逝世，享年85岁)、朱碧波等8人分别转移到宜章县栗源区三个乡的中心小学担任教师。

　　1941年后，朱碧波又辗转来到了江西吉安，以教师职业为掩护，隐名埋姓，在一所小学里任教。在这期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48年年底，人民解放运动摧枯拉朽，各地党组织蓬勃发展，时为吉安石阳第一中心小学教师的朱碧波被发展入党，1949年1月，中共吉安特支的胡沙为朱碧波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据吉安县2019年7月16日发布的《70年前的今天，我们解放了》一文)。建国后，朱碧波调任吉安师范学院工作，直至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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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里，朱碧波由于科班出身，并曾师从刘海粟和张大千，长期耕耘于国画泼墨画的钻研、教学和创作，具有很高的造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谓泼墨画，即在中国画特定的宣纸和水墨互相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艺术效果，泼墨技法是利用水墨在生宣纸上自然流淌渗化的性能，形成画面的大结构，再用笔整理补充成完整的作品。“以墨泼纸素，脚就手抹，随其形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朽，俯视不见其墨之迹。”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长古元先生，是我国近代久负盛名的版画大师，与我大姨夫朱子奇1938年同年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也是我大姨叶明珠烈士1938年在延安陕北公学时的同学，1990年12月应朱子奇之邀，在参观了朱碧波画展后，古元给朱子奇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了朱碧波画作的风格和水平。古元在信中写道：

　　朱子奇同志：欣赏了朱碧波同志的国画大作，甚感亲切。碧波同志的作品，寄寓着他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对革命先烈和先辈的深情，对人民群众和山川草木的深情。我看画注重意境，注重社会的效益。艺术的作用是要引起读者的思想感情的共鸣的。诚然，艺术的意境有高尚的低下的之分，进步的与倒退的，高尚的与庸俗的之别。近些年来，我国画坛上出现一些荒诞离奇之作，这是由于有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渗透进来的“新潮”艺术，他们的作品反映着虚无、颓废、seqing、残暴等情节，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艺术，是和我们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立的。碧波同志的作品我相信会对观众引起良好的反映，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预祝朱碧波同志画展美满成功。

　　古元 1990年12月2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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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也不久，我是在父母亲去世后，整理朱子奇寄给我父母亲的信中，才开始知道朱碧波其人其画的。朱子奇信中第一次提到朱碧波名字，是在1981年5月，他在信中说：“我是1937年参加湖南学生寒假抗日服务团，朱琦叔当时对我表示，组织认为我的言行好，称赞我勇于挺身而出，去找胡凤璋fan动头头讲抗日道理，并在这场说理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朱琦等鼓励我去长沙找徐老特立同志，我于1938年3月4日到达延安，我写了信给江西的朱琦叔，请他回忆一下。……”

　　第二次提到朱碧波，是朱子奇1989年8月写的《我的简历》中提到的：“1937年底，经朱琦、朱秋介绍，在长沙找到徐特立老，秘密去延安参加革命……”。第三次是1989年10月，朱碧波回故乡汝城办画展，朱子奇因故未能参加，请父母亲向朱琦转达他的歉意，信中写道：“收到朱琦叔来电，称他回乡开画展，等我返故乡欢聚，我即复电祝他画展成功。他的拨彩画是高水平的，得到画家们的称赞，晚年回故乡展出很有意义，值得庆贺。去不成湖南了，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欢聚机会，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到时返汝城，朱琦叔也早已回吉安了，仍弥补不了这遗憾。请一定转告琦叔，给予谅解。……”。

　　1989年11月10日，朱子奇在参加了湖南省文艺座谈会后，这是他参加革命51年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汝城，恰好朱碧波画展尚未结束未回到吉安，两位老人再度相聚，朱碧波年长朱子奇九岁，同乡同村同祖同宗，按辈份是叔侄关系，按资历，朱碧波是朱子奇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们有友情、亲情、乡情和战友情，在汝城这一个多星期里，他们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次欢聚。11月16日，在原县委办公楼前，朱子奇、朱碧波及胡代炜会见了县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并合影留念。

　　到了1992年，朱碧波已82岁高龄了，他毕生的一些作品原想赠送给朱子奇，但朱子奇不同意，建议他献给故乡汝城作永久展览。当年元月，汝城县县长李查荣、常务副县长何森林赴北京参加井冈山片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到朱子奇家中看望他，朱子奇向两位县领导转达了朱碧波捐画的想法。朱子奇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关于碧波叔想将所有作品生前赠给我们，我认为不妥，那些画很有价值，我已推荐在中央美术刊物上选用发表，著名画家古元等都认为是一流的作品。我建议献给故乡汝城，我已写信给碧波叔，也向这次来的县领导谈了，他们当面表示赞成，并说将会派人吉安看望碧波叔。朱碧波是一位老战士，恐怕故乡还没有这样一位有功的战士兼画家的。他介绍我去延安，也有功，他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经受风雨考验，希望你酌定后与县领导商定。”

　　时间到了1993年11月，朱碧波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这时他已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的最后心愿是把他所有的作品捐献给故乡，与上次跟县领导打招呼，已时隔近二年，尚未得到落实，时间等不起。朱子奇带着焦虑迫切的心情再次给县领导写了一封信，并嘱父亲转交。1993年11月5日，朱子奇给父亲的来信中说：“将附后的一封给县领导的信转交给县长，请他们指定适当干部，查清后处理为妥，时间愈快愈好，以免他们将朱碧波叔的一批珍贵原画处理了，这样是很不妥的，本人和许多老同志和画家都不赞成。也请你从旁帮助处理好，直接与江西省吉安师范朱碧波同志联系商量解决(吉安市人民医院三病房25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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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朱碧波的作品，我不知下文，何去何从，我一直无从得知。直到近三十年后，才解开我心中的谜底。去年底，一次朋友聚会，谈起县烈士陵园迁葬烈士墓，党史专家徐宝来先生问我，我那牺牲80年的大姨叶明珠烈士为何没留下一张像片，我说起朱子奇给我父母亲信中曾提到过，朱碧波曾为烈士画过一张画像，经我多方寻找，但不知流落何处?县档案馆何向阳馆长当即给了我一个惊喜，他告诉我，县档案馆收藏有朱碧波四十多件作品，我想，这应该是1993年朱碧波去世前捐献的那批作品，终于叶落归根了。我拜托何馆长查找那张画像，过后二天，经何馆长查找，最终也没有找到那张画像。

　　近日，我来到县档案馆，在何馆长带领下，当我走进档案保管室，打开那档案柜，看到那尘封数十年的一幅幅精美的珍贵作品，让我震惊。这是一位老革命的毕生心血，这是一位老艺术家留世的无价之宝，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也是朱碧波和朱子奇两位老人对故乡的挚爱，最伟大的奉献。我以虔诚之心小心翼翼地铺开画作，拍下了一张张照片，现附于文后，让我们一起欣赏，让我们一起表达对朱碧波先生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