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雪花梨树砍倒的那个下午，村庄落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棵在我家门口长了一辈子的梨树，它轰然倒地的一刻，我知道，几个时代也随着梨树的消失，而灰飞烟灭。

　　梨树喂养过我的年少时光，也用一棵宽大的枝杈，挂过几只竹筐，筐里晾晒着萝卜缨，咸鱼，蕨菜，以及谷子，玉米。我曾经在梨树上捉过麻雀，掏过鸟蛋。也逮过蝉，蝉太聒噪，一个一个夏天，都在它的鸣叫声中，依次离开。蝉落到我们手里，一声不吭，闭紧嘴巴。我用蝉，去乡药店换几张纸票，买一支漂亮的蝴蝶结，扎在头上。我不清楚蝉哪里可以入药，那些诊所，药房收购价还不低。我对蝉有着一种愤恨，它住在高高的梨树上，隐匿的很深。不仔细辨认，根本找不到。后来，有一回，母亲将收集到的蝉蜕羽化时脱落的皮壳,也就是蝉蜕,烘干擀碎，就着黄酒服下。给我疏散风热,利咽开音,透疹止痒,明目退翳,效果显著。我觉得愧疚，蝉在无形之中救过我的命。我该有感恩之心，那以后，我没有再逮蝉，它在梨树上如何狂躁，喧嚣。我内心毫无波澜，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蝉是大地之上，最美丽的歌者。哪一天上午，或者黄昏，听不到蝉鸣，村庄好像没了灵魂。

　　雪花梨，脆，甜，多汁。许多年里，雪花梨树站在门口，枝繁叶茂，花开一树，引来一群一群的蜜蜂，红蜻蜓。炎热的节气，也是一处驿站。左邻右居，放下锄头，摘了斗笠，端着饭碗，凑一起吃中午，晚饭。午后，女人男人坐在树荫里，谈论东西，父亲钉了一只四方木板，两头拴好粗麻绳，绳子在梨树上系结实，孩子们轮流荡秋千。当然，每次荡秋千，是要经过父亲允许。父亲呢，就守在梨树旁，看着我们玩。他担心秋千过重会损坏梨树，寸步不离紧紧盯着。

　　父亲给梨树松土，施农家粪，干旱时，挑井水浇灌。梨树也是有情有义，铆足劲儿开花，结一树果实。村子里很多家栽过雪花梨，活着活着都枯萎了，唯有父亲的雪花梨树朝气蓬勃，向父亲报恩似的，家穷，雪花梨八月初开摘，父亲自己上树，胸前挂着母亲缝制的布兜，手里握着一根竹竿，竹竿套着一个小眼的尼龙网，梨树杈高，够不着，就递上尼龙网，胳膊往上一顶，一摇，一拉，一拽。梨稳稳地落在网里，手臂能摘到的，父亲小心翼翼摘下，轻轻搁在布兜。母亲和我们在树下等着，我负责用干净的报纸，一个一个包好雪花梨，码在竹筐里。怕雪花梨破皮，没有卖相。

　　一棵雪花梨，丰产时，达到三百多斤。父亲把雪花梨筐绑在自行车架上，左一筐，右一筐。大清早，咬几口黄面饼子，咔吧咔吧嚼一根大葱，抹抹嘴，车把晃荡着一杆秤，推着步行八里路，去乡里蹲市场，交一元摊位费，那阵儿，乡上有家二千人的缫丝厂，职工们经常到市场购物，父亲的雪花梨筐一落地，就有人围上来，父亲唯唯诺诺说，“您尝尝吧，俺家的雪花梨，俺一个个摘的，没让落地。”

　　那人穿着天蓝色工作服，褂子上印着缫丝厂三个字儿，父亲对国家职工有着特殊的好感，认为他们做人比农民高一等。那人还算讲究，在吧唧吧唧尝了雪花梨后，眉飞色舞说，“嗯，嗯，确实好吃，多少钱?我来五斤!”父亲不了解市场行情，紧张的搓着手，不知如何要价。那人说，“这样吧，大哥，南果梨在咱这卖八角钱，你这雪花梨一元怎样?”

　　父亲嘿嘿笑，说，“那就这么着，你们不吃亏就中。”

　　那人朝着熙熙攘攘的人丛一吆喝，“嗨!又大又甜的雪花梨，价钱也合适，快来买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果然，那个人的一嗓子，召唤来一帮人，你三斤，他二斤，我一斤的，一顿把火，一筐雪花梨卖完了。

　　父亲左手死死捂着鼓囊囊的钱布袋，右手推着自行车出了农贸市场，父亲思考了一下，买了几只火烧，一把水果糖，这才骑上车子，往村子赶。

　　那些年，门口的雪花梨是家里的功臣，填补不少家用。有一年，一场暴风雨袭来，一个响雷滚过雪花梨树冠，轰隆隆一声炸响，我们在窗前看得清清楚楚，梨树冠被雷劈断了，抹了脖子。尚未成熟的青梨，落了一地，碎树枝青梨，惨不忍睹。

　　父亲扛着铁锨，从大田回来，目睹这一幕，双膝跪地，捧着一枚一枚受伤的梨，潸潸泪下。饥荒年月，一棵梨树救过一家人的命，谁敢遗忘?梨树不说话，却以行动回馈人类。

　　父亲跪了很久，雨过天晴，阳光普照大地，父亲起身，默默收拾起被折断的树枝，梨子，梨子扔给圈里的黑驴吃，树枝竖在篱笆墙上，晾干当柴禾烧。

　　母亲说，“砍了吧，雪花梨已有二十个年头。”

　　父亲叹了口气，“留着呗，又不吃草料。”

　　第二年，春风一来，门口的雪花梨树，不仅抽出万千嫩叶，还在被劈断的树身处，长出一根树杈，连同剩余的枝干，又笑吟吟的迎接尘世风雨雷电，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

　　去年，村里修水泥路，组长的意见，要父亲砍了门口梨树，父亲思虑再三，答应了。梨树老了，真的老了，我们住进滨海城十年，十年中，雪花梨不结梨了，虽然也开花，花依旧芳香四溢。就是一个梨不结，父亲唯恐它孤独，搬马扎来树底坐一坐，父亲看着老梨树，老梨树也看着父亲。他们看着看着就笑了，想着想着就哭了，父亲依在树上，晒着太阳，晒着晒着就睡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父亲守在梨树旁，瞅着孩子们在树上荡秋千。

　　梨树砍倒后，父亲留下最粗壮的一截树木，准备做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条长凳子。家里的老物什，和父亲一样，都一大把岁数了。父亲请人将修理好的木头放在院子里，等它风干，再抬进闲置的厦子里。

　　雪花梨住过的地方，父亲坚持不铺水泥路，在原来的位置，栽一棵杏树，树四周栽一些大葱，他想让绿色的植物，支撑他愈来愈苍老的人生。杏树越长越高，大葱也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我回来家，下车第一件事，就是蹲下来，拔一棵大葱，也不洗，泥歪歪的，往嘴塞，嘎吱嘎吱吃得那个过瘾!通常，母亲会走出厨房，手里捏着大馒头，嗔怪说，“葱辣，不就东西吃，小心你的胃!”我抓过馒头，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吃个够!杏树结杏子了，微风一吹，一丝丝清凉，扑面而来。

　　父亲呢?扛着一把镢头，从外面回来，看到我这幅模样，眸子满了慈祥，“吃吧，吃吧，再有一个月，歇马杏就熟了。”

　　这棵取代雪花梨的杏树，原来是父亲在集市，精心选购的歇马杏，产自我们当地一个旅游村，杏个头大，焦黄焦黄的肉，单个大的有半斤。汁多，甜，略带一点点酸。父亲现在喜欢坐在杏树底，抽一袋叶子烟，注视着他的村庄，一言不发，我明白，他的沉默与隐忍里，藏着对儿女的牵挂，对过往的缅怀，对一棵树的回顾，对一个一个离去的人事物，沉甸甸的思量。

　　大地上的植物，一批一批倒下，又长出。人何尝不是?但人住着住着，就走了，过了村子，过了河，过了菜地和山梁，到了远方。远方是什么?城市也好，另一个村庄也罢。离开村庄的人，一旦走了，就回不来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很难像从前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了，父亲，母亲还在，村庄丰盈，有一夕，老人睡在地下的房子，我们也就丢失了故乡。做不到植物们，生生世世坚守着村子，纵然房子里空无一人一物，草木繁花涛声依然，快乐，坚定的生长着。坦荡，安然的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