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日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小学生穿着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博学笃行经世致用”八个字。一下子被这几个字吸引住了，并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后来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下，得出了这两句话的出处：“博学笃行”四字，源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是要广泛涉猎，构建广博的知识体系;笃行，是在学有所得之后，努力践履所学，做到知行合一;它回答的是“怎样做学问”。

　　“经世致用”则回答“学问为了什么”。经世，是治理世事，面向天下、国家、民生;致用，是尽其所用，让学问落到实践、制度、技术、人心上，产生实际效用。合起来就是要广泛学习、踏实实践，并将所学用于解决现实问题、造福社会;这既是一种治学态度，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我推测，这大概是某个国学培训机构发给学生的，因为“博学笃行”与“经世致用”并非出自同一本书、同一个人，甚至两句话的形成时代都隔了很久，而是后人整合出来的一种治学理念与人生宗旨。它把治学的方法、实践的态度和价值的归宿连成了一条链条：博学是基础，笃行是桥梁，经世致用是归宿。

　　二

　　不过我主要谈的还是“经世致用”这一词。这一思想在明清之际尤为突出，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意思是，文章若不关乎经典大义、不关乎当下社会实务，就不必去写、不必去研习。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也主张反对空谈心性，提倡实学，强调读书人不能关起门来坐而论道，而要关注社会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在那个国弱民贫、天崩地解的时代，这种主张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为什么做学问要经世致用?因为人不能只活在概念里。古人说“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说读书习武，是为了效力朝廷、求取功名，虽然这种思想有一定局限性，但从更高维度讲，实际上就是要报效国家，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没有经世致用的志向，那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尤其对生在帝王将相之家、从小立志做大事的人，更应把经世致用作为做学问的准则。一个皇帝或太子，若不学习和钻研治国本领，而一心写格律工整的诗词，或总鼓捣木匠活，或沉迷马球、斗鸡、赌博，结局往往不会太好。李煜词写得极好，却亡国被俘;宋徽宗书画、瘦金体皆精，却酿成靖康之耻;明熹宗朱由校酷爱木工，被称为“木匠皇帝”，却疏于朝政;唐僖宗喜欢马球、斗鸡、赌博，甚至自称可中“击球状元”，最终也难逃乱局。不是说艺术、木工、体育本身有罪，而是说角色错位：他们首先该做的是治国，却把精力放到了别处，这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相符的。

　　所以，经世致用是一种责任伦理。它要求人把自己的才学与时代问题连接起来，把个人志趣与公共担当融合起来。没有这种担当，学问容易变成自娱自乐，甚至变成空谈。

　　三

　　做学问要经世致用，这当然很好。但我也在想：人生学问，除了经世致用，是否还应该有一些“无用之用”?

　　试想若把经世致用推向极端，变成一切以功效衡量、一切以变现为标准，人生是否会变得干枯和无趣?而无用之用作为一种心灵的内在秩序，难道不是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吗?所以我们也必须谈谈“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出自《庄子·人间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讲无用之树因“不材”而免于砍伐，讲支离疏因残缺而保全性命。表面看，这是消极避世;深层看，它是在反抗一种单一的功利标准。所谓无用，并不是真的没有价值，而是不被权力、市场、功名立刻定义。

　　无用之用的学问是什么?它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解决不了温饱，考取不了功名，指挥不了军队，制定不了法律，不服务于权力，不解决民生，不指导实务。它纯粹关乎宇宙本原、个人心灵、审美趣味和抽象思辨。文学、绘画、音乐、体育、游戏，甚至一些看似“玩物”的小众爱好，都可能属于此列。

　　有人会问：文学、艺术、体育怎么会无用?若一个人写出如《红楼梦》一样的小说，画出像凡·高似的作品，创作出贝多芬般的音乐，跑得比博尔特还快，那当然有大用，甚至产生巨大经济价值。但更多普通人对文学、艺术、体育的爱好，只是停留在“好玩”的阶段。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写了许多文章，发表不了，也上不了台面，却就是喜欢写，甚至自费出书;一个钢琴业余爱好者，能参加比赛、上台表演，但不以此为业;一个人下棋成瘾，一天不来两盘就难受;还有人斗蛐蛐、集邮、玩口技木偶、做手工、打游戏;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大名堂。外人看来，这有什么意思——都是些无用的东西。

　　可当事人沉浸其中时，产生的是愉悦，是专注，是忘我。无用之用的实质，是一个“趣”字。它不向外求功名，而向内求安顿。如果说经世致用是外求，那么无用之用便是内省。它是一种治愈。

　　《岩栖幽事》里说：“带雨有时种竹，关门无事锄花。”这有什么实际功效?不能增产，不能强国，不能升官。但它让人的心从浮躁中慢下来，从功利中退出来。鲁迅先生的文章，若只问“有什么用”，似乎也不能直接变成粮食、枪炮，但它疗救精神，唤醒人心，这恰恰是看似无用的大用。

　　生活中，我们若把每一件事都放进目的论的秤上称量，读书要问能不能赚钱，交友要问有没有资源，爱好要问能不能变现，那么生命就被压缩成一场交易。夫妻生活若只讲钱、性、趣，而少了情义、体谅与共同成长，也会变得贫乏。人常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从何而来?往往来自那些无用的阅读、无用的游历、无用的爱好、无用的沉思。

　　四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经世致用是“形而下”的器用之学，讲究实操、制度、技术、民生;无用之用是“形而上”的道体之学，关乎心灵、审美、终极追问。魏晋时期，名士们聚在一起清谈“有无”“本末”，不解决任何具体社会矛盾，看似“闲谈误国”，但它触及了人类理性的边界，是哲学和科学的种子。

　　西方也一样。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古希腊人研究几何、天文、哲学，许多在当时并无实用价值，那些人也被世人斥之为不务正业之人。可后来，圆锥曲线用于行星轨道测量，电磁感应从“新生的婴儿”变成电力时代的基础，抽象数学成为计算机科学的根基。若只问当下有用，人类可能永远停留在磨石斧、种粮食的阶段。无用之用，常常是大用的预备。

　　当然，反过来，若无经世致用，无用之用也可能沦为逃避与空谈。一个人可以种竹锄花，但不能因此不顾家国;可以清谈玄理，但不能以此推卸责任。经世致用是骨架，无用之用是血肉;经世致用是树干，无用之用是枝叶花果。没有骨架，人站不起来;没有血肉，人只是机器。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附;没有枝叶，树干也失去生机。

　　那件印着“博学笃行经世致用”的文化衫，让我想到教育的两难。从目前来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分数、是升学、是就业，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我们也需要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素养，因为艺术与致用的专业并不相悖——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功绩广为人知，而且他也是一位相当投入的业余画家，甚至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达芬奇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解剖学、流体力学与工程等方面也卓有成就。若只强调经世致用，只问分数、职业、收入，不问心灵、审美、意义，孩子可能被训练成精致的工具人;若只谈无用之用，又可能脱离现实，变成空泛的浪漫。真正的教育，应让人既能博学笃行、经世致用，也能留一方天地种竹锄花、看云听雨。

　　人生亦然。我们需要经世致用，去承担职业、家庭、社会的责任;也需要无用之用，去安顿内心、滋养趣味、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有用让我们活下去，无用让我们活得像人。经世致用是对世界的回答，无用之用是对自己的回答。二者不是敌人，而是彼此成全。还有另一层，就是说如果有志向、有条件去经世致用，那么便要尽着全力去做经世致用的事;如果缺乏这方面才情和志向，则可以选择做一些无用之用;不过一个优秀的人既要修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也要学会无用之用的东西，这样才能做到古人说的“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

　　愿我们既有能力面对现实，也有余裕仰望星空;既能在世事中尽其所用，也能在心灵深处保留一片无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