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EB Inc.，p. 607;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