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一座因邻近孔子故里曲阜而略具声名的城市，不久前做出一个惊天决定：投资300亿元人民币，筹建一座方圆300平方公里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民声刹时鼎沸，众议随之哗然。

　　依我之见，导致众议哗然的真正原因，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有关方面犯了“在商言政”的错误。

　　一、在商，你就言商

　　虽然，300亿元不是个小数目，300平方公里也不是块小面积，圣马力诺才61平方公里，图卢瓦和瑙鲁分别只有26和21平方公里，更别提不足2平方公里的摩纳哥以及只有颐和园六分之一大小的梵蒂冈公国了。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民间已经出现千亿富翁了，政府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考虑间接投入的话，累计投入费用据说已达三千多亿元人民币之巨;而与960万国土面积相比，300平方公里亦显得区区不足道，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众声非因300亿而鼎沸，众议非因300平方公里而哗然。一个明显的对照是，传闻浙江横店拟斥资200亿元重建圆明园，就只引起有限的争议，且争议内容还是局部的、可控的。比如，是否侵犯北京圆明园的知识产权，即是争议之一。考虑到圆明园与“中华文化城”不是一个可以并列的概念，后者要宽泛得多，所以单纯从投资规模上讲，200亿元重建圆明园较之300亿元兴建中华文化城，手笔其实要大得多。但是，它只引起有限的争议。

　　所以，原因在另一面。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中华文化标志城和横店圆明园一样，只是一个纯商业行为，那么，在它建成并向公众开放之前，除了济宁百姓及部分山东民众，其他地区的人士未必对它很感兴趣。该项目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日后的市场运作及商场运气，投资人只要得到地方政府的立项许可，并通过规划审批、签订土地批租合同，就可以得到开发建设项目的资格。至于那个项目今后能否获得开发商四处宣扬的文化意义，则只能到时再说。在项目策划阶段，该意义纯属充饥画饼，如我这类旁观者，充其量只会将其视为一张楼盘效果图。不过政府，当然，除了履行正当的监管职能，也就与它摆脱干系了。西人有言：“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赋予生意以文化含义，固然不失为一种经营之道，但它并不能改变生意的本质。因此，将中华文化标志城视为一种类似当年深圳兴建的“世界之窗”，只是规模更大，应该算一种合理的预设。

　　结合这个预设，再来领略相关决策者的种种说辞，一股怪味就扑面而来了。

　　让人惊讶的是，虽然提到了300亿的投资规模(一说还远远不够)，中华文化标志城竟然不是一个商业项目。说得准确些，相关决策者借助一派宏大说辞，已经把该项目原本不言而喻的商业动机，强行蒸发掉了。

　　何谓“中华文化标志城”?且听山东省长道来：“目标是规划建设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

　　为达此庄严目的，他接着阐述了该“创意规划的重点”，即：“以孔孟故里为依托，充分考虑泰山文化背景，精心保护和利用现有历史文化遗存，规划新建体现中华文化的物化载体，展示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展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领域丰富多彩、璀璨夺目的文明成果，展示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画卷。”

　　领略至此，再要把“中华文化标志城”视为一个商业项目，我好像也不好意思了，省长先生甚至可能将此视为侮辱：如此攸关“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千秋伟业，焉能再以寻常旅游景点视之?再则，如果只是一个寻常景点，又焉劳省长先生亲自诠解?

　　好在，作为个人，我并没有根据某人的行政级别来衡量其文化素养的爱好，在如何阐述“中华民族核心精神理念”等领域，省长之尊在我眼里并不享有特权。引起我对该话题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为该项目做的华丽策划。仅据我在报刊及互联网上见到的摘引，我不得不说，葛教授为该项目付出的智慧，实在包含着太多不必要的狡黠，如果我对此仅仅表示失望，那只能说明我的克制。

　　是的，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权威介绍，是经由《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发布的。让人别扭的是，葛教授一面以某种“在商言商”的口气表示，自己与该项目的关系，只是接受一个工作订单，他形象地将其概括成“命题作文”，亦即“将交办方当初始终讲不明白的一个原则的东西，落实到具体”。另一面呢，他却向交办方呈递出一份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褪尽商业色彩的高调规划，该规划倘若不借助国家公权力的强势介入，势必寸步难行。

　　他以一种与学术无关的勇气，将该项目一步登天地定位成“文化副都”，而下面这段话，也是他用不无得色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化副都’的概念是想了好久我才想出来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只能造一个出来，所以这样的东西要么靠宗教信仰形成，要么靠行政命令推动。”由于“靠宗教信仰形成”已然没有可能，所以，葛教授的方案便只剩下“靠行政命令推动”这华山一条路了。果然，他与之相关的建议，都围绕这个目的进行，他强调，为了保证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至高性和独一无二性，排除其他省市的跟风仿效，该工程必须得到国家授权，并被定位成“国级”。“如果说它不是政府指定的，”他说，“肯定你建一个我也建一个，你建100个，我建200个。”所以，在他的战略规划里，借助国家授权非但不可或缺，还是重中之重。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天才地、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个“文化副都”的创意，就因为济宁“东方圣城网”曾如此宣称：“中华文化标志城”要“引领政治经济文化走向”。

　　二、文化，拒绝忽悠

　　有一种批评较为常见，就是通过把一项重大工程投资，与某种极易动容的现实苦难进行类比，以便借助两者间的巨大落差所形成的心理震撼，达到在道义上否定该项工程的目的。我从来不是此类批评的热衷者，如果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都必须与偏远山区读不起书的孩子进行比较，并间接导致寻常人士偶尔有些高消费行为都要萌生愧疚之情，这个社会也就难以进步了。在我看来，如果山东政府及葛剑雄先生的说法言之成理，只要投资300亿元就有望提升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及核心道德信仰，并附带使得中国人凭空多出一座“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以中国目前跻身世界前列的GDP总量，我甚至觉得：这件事绝对价廉物美。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件事是否确实这么美。换个问法就是：这件事是否确实不算忽悠?

　　通过审视葛剑雄教授的相关说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倒吸一口冷气。以葛教授曾经如此令人钦佩的专业素养而竟然给我们端出这样一派言论，我以为是难以原谅的。

　　为了确保山东济宁获得所谓国家级授权，同时杜绝其他省市的跟风，葛教授杜撰出这样一个陋见：他建议由国家立法规范当前的各类祭祀活动，声称，“凡以国家名义举行的纪念活动和纪念对象，必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由国务院实施，否则不得称为‘国家级’或‘国祭’。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级纪念活动不应称为‘祭祀’，也不应纪念未经历史研究确认的、传说中的人物。黄帝、炎帝、大禹等人物的纪念活动应由民间举办。”意图是露骨的，就是将那些可能对孔子的至尊地位在文化上(及商业上)构成挑战的历史、文化人物，以立法形式加以否定，以便在法律层面上确保自己的创意单独得到通过。为了区区一份“命题作文”不惜冒犯法律，如此气魄，已经大得连“气魄”二字都为之气短。

　　他试图修改的岂止是司法解释，还有全体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传统认知。众所周知，人神不分，神人混杂，原本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司马迁的《史记》也以此开篇。贬低那些具有神性的历史人物的文化价值，实际上也就贬低了我们文化本身。这一点，根据葛教授的知识素养，他原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何况，顺着他的逻辑，希腊人心目中的奥林匹斯山，也将被剥离掉大量文化价值，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等神癨的地位，也将大幅下降，让位于(比方说)对荷马、苏格拉底等人的颂赞。

　　为了成全他自以为得计的非凡创意，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必须先被剁上三刀，这到底算一种建设还是一种毁坏?

　　回头看他领导的课题组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贡献的具体设想，我恐怕还得再吸一口冷气。我查到的内容包括：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科技馆，百戏园等等。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想法具有多少创意性，无非是大包大揽，把中华好物荟聚一地。倘若皇帝老儿颁发御旨，也就是这么干了。所以，该创意的唯一特色，只是一种帝王式的贪婪。它可能取得的效果，除了制造一个让人在规模上联想到阿房宫、故宫、金字塔的超级旅游景点，很难再有别的了。该创意与山东省长强调的所谓“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等宏大设想，可说全无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活物的民族文化，从来不会、也从来不甘委身于一组僵硬建筑里。文化生存于时间之中，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的积淀，一座建筑所能具备的文化含义，是由历史自然赋予的，它不会听命于主事者的预想。我们今天面对秦俑和金字塔，伴生的心境决非秦始皇和埃及法老所预设的，尽管我们谁都明白，离开了始皇帝和法老，地球上也就不存在秦俑和金字塔。再以横店圆明园为例，横店人也许可以惟妙惟肖地复制圆明园，但复制者无法再现位于京城西南郊的那一派悲凉和沧桑;同理，无锡人可以建造三国城，但无锡人无法迫使游客对之生出凭吊之念、思古之情，我纵有三千苦泪，也不会睹假物而泫然。

　　后者，别说300亿，尾数再加两个0，都只是竹篮打水。而一个无从让人在情感上产生认同、充其量只会引诱别人咔嚓快门的地方，从其诞生之初，就与文化精魂绝缘。

　　横店人和无锡人都无可指责，他们本来就没有张皇其辞，幽缈其义，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建设一个影视基地而已。剩下的问题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者们，你们凭什么不老实!你们凭什么认为，只要投下足够多的钱，只要找到足够惑人的辞采，就可以使一册《庄子》相形见绌?就可以令黄帝陵黯然失色?就可以让敦煌经卷风光不再?就可以让性别都颇有争议的观音大士褪去光华?

　　一个以弘扬文化为宗旨的创意，兜了一大圈后，竟然会导致对中华文化的肆意贬低，世上真找不出比这更讽刺的事情了。如此作为，竟然还要借助政府公权力并劫持法律，世上真找不出比这更霸道的事情了。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重大文物保护必须设立缓冲带，保护文物与保护该文物所处环境的大致不变，同等重要。这道理说来也简单，无论埃及人如何保护金字塔，一旦金字塔所处环境发生变化，金字塔也就成了一个玩偶;无论中国人如何保护故宫，一旦在皇城周围大兴土木、大建高楼，故宫的文化生态也将随之流失。借助GOOGLE公司提供的卫星地图，我以数字化方式俯瞰了一下该工程所涉地域，包括那个海拔不足200米的九龙山，我的想法是：该工程是否可能完成其既定使命之百一，尚在未定之数，它对曲阜、邹城内“三孔”“三孟。”

　　等数百处文物缓冲带的现实损害，倒已危在旦夕了。

　　三、政府，不容劫持

　　把一个大型旅游项目哄抬成“文化副都”的全部理由，目前看来，只是缘于一些地方官员的贪婪和一位教授的向壁策划，无论规划者如何为自己的灵感沾沾自喜，我都没有看出该灵感与其致力的目标，存在逻辑上的关联，相反，我只看到了一派深重机心在弥漫，看到一种掩映在文字法术背后的现实盘算：为了自身和地区的利益，有人不惜讹诈政府、欺诈法律、敲诈人民。在他们看来，甭管手段如何，只要搞掂了领导和有关部门，只要借助文字给自己的居心镀上金光，一切幕后的东西都将自动隐入幕后，他们将会以华夏文化的建设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而为人瞩目。使命是恁般庄严，至于官商勾结、工程黑幕之类原本司空见惯且“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学者赵园语)的现象，都会被这份使命的堂堂大鼓所击碎，而不再为人追究。

　　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那意思就是：你们的嘴如果闲着，想说什么就尽量扯，但是你们给我听着，老子的意见才是终审裁定。

　　我已经说过，如果这只是一个商业项目而不涉及公共财政，我尊重投资人的意见，不管我的嘴是否闲着，只要法律许可，他甚至有蛮干的自由。而我最可能做的就是，让自己闭嘴，正如我从来不想就横店圆明园之类设想，发表什么意见。我的态度很明确，那不关我的事。

　　事涉政府，则义近政治。政治既是最容易变得肮脏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容不得肮脏的东西。这是因为政治借助其天赋的威权能量，会把任何一种肮脏以核子裂变的方式放大，从而对社会和民众福祉造成扩大化的伤害。令人极度遗憾的是，一些渐始披露的事，让人见识了何谓肮脏。为了替自己的文化城设想张目兼壮势，主事者抛出了一份由69名院士签名支持的玩意，但我们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名字，都与该项目可能牵涉到的学术领域无关。换言之，就那份《战略规划》所涉及的内容，这些院士的大名毫无权威性，正如爱因斯坦的大名如果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名单里，不仅不会给瑞典皇家文学院增光，反而只会给该机构抹黑。更加让人震惊的是，据媒体曝光，这份签名还涉嫌造假，因为有列在名单上的院士声称与此事无关，他们的名字遭到了劫持。

　　这就让人厌恶了。由于主事者还致力于把这项工程忽悠成一个公共项目，这就势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我们的态度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厌恶上，呼吁司法调查，便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当要求了。

　　古人言，君子宜“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话，对于规范政府的职能，同样适用。章鱼般地扩张权力的触须，绝非政府责任的体现，对政府来说，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几乎与明白自己不该做什么，一样重要。实际上，当一个倡导“执政为民”的政府懂得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民间的还给民间、个人的还给个人，同时致力于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他就差不多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类似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类怪诞创意，与政府的法定职能，可说毫无干系。若我们结合北京城为例(在葛剑雄先生的符号系统里，那应该算“文化正都”了吧)，政府当年倘能听从梁思成等有识之士的告诫，善待北京城，倒不失为正当地履行了政府职能，所以，导致北京城风光不再的原因，也只能由政府承担，普通百姓倒是可以免责的。顺着这个意思往下说，在文化领域，最充分地动员各种力量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免遭破坏，是政府的当然使命，即使维修一座濒危的古城，其价值也非一座文化怪物城所能望其项背。

　　让人痛惜的是，吾族吾民不像是一个懂得珍惜前朝古物的民族，以故宫为例，大明遗物得以保存至今，似乎还不得不归功于异族统治者的另类思维，否则，它们很难避免步阿房宫之劫火。今天，我们一面屡屡震惊于大量文物古迹被人毫不在乎地毁坏，一面又屡屡目睹好大喜功之辈在制造假文物、伪山河。造成这个局面，成因复杂，并非都可以归咎于政府，但作为政府，理应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消除它，而不是助长它。

　　当然，在凝聚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等文化建设领域，政府也非无所作为，以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为例，政府有意在灾区现场创建地震博物馆，以便后人有一个缅怀逝者、铭记灾难、关爱生命的场所，就是顺应民心之举，仅此一项，价值即远逾华而不实兼不知所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之上。当国务院庄严宣布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国殇日，并要求国人在19日下午2点28分默哀三分钟，以哀悼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的数万百姓时，我敢说，这个几乎不存在经济投入的举动，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已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与之相比，葛剑雄及其工作组洋洋洒洒奉献出的那份《战略规划》，已经轻飘得仿佛一片纸屑了。

　　最后，我谨再陈片语，以求言尽于此：希望相关政府大员能够放弃这个愚念，因为，风，不堪被制作成标本;云，拒绝被捉拿至下界。中华文化原本存在并灵动于中国的山川大地之上，它们没有必要被人以集中营的方式加以展示。试图将中华文化风物猬集于一地，容易;试图将民族精魂羁押于一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