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在渴望什么呢?自由、平等、幸福、公正，都太抽象、太遥远。其实，比如如我这样的人所想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还感到不满足的，其实就两件事，一是每月的肉票、油票多发一点;二是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如多有些书看，多有些电影看——当然最好是外国的，但这只能在心中默想，或者祈祷，总之是太过于奢侈的梦想。那时候能看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就已经是一顿精神大餐了。

　　以后，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也只有电影才能带给人些许欢乐，但那都是些什么电影啊!《六号门》(只有里面的天津话在音调上让我记忆犹新)、《汾水长流》、《征途万里》、《朝阳沟》、《同志，感谢你!》、《奴隶的女儿》、《暗礁》、《人欢马叫》，几乎全都看不下去，但依旧每演必看;后来“解禁”的一些电影如《羊城暗哨》、《阿诗玛》、《五朵金花》、《东港谍影》、《黑三角》就觉得好多了;再后来，就开始拼命看外国电影：《百万英镑》、《追捕》、《雾都孤儿》、《巴黎圣母院》、《白痴》等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日本电影《望乡》在当时所引起的全国大辩论，因为从主题到里面的一些镜头都超出了人们可接受的程度，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色·戒》。那时我刚到武汉读研究生，也卷入了辩论之中，想想真是好笑，后来看删节版《望乡》时的感受，也类似于今天看删节版的《色·戒》一样，一切都似乎在重演。只是把电影《红楼梦》一连看了五遍的事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三

　　1978年，有几篇文章是不能不提的。

　　首先是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几乎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哲学，或者说哲学家的传记，能不能也这样写?后来看苏联的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所著的《康德传》和《黑格尔小传》就有了类似的感觉，特别是前者，真正精彩;当然，这也和贾泽林他们几个人的译笔有关，后来见到贾先生，我还多次提及此事，而且从不少新入学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至于由此而造成的“误读”，就该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就是当时曾对比着读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想从中发现我们文学创作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名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在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姚老当年的助手重新修改、完成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修改后的《李自成》是什么样子，但依旧不想去再看。为什么?不知道。

　　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过了那个年龄，也就没有了那种兴致。

　　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尽管远远比不上“两报一刊”，但也不可小视，因为伟大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曾化名“特约评论员”写过文章。但如此文这样明显打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号的，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刊登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价值在哪里?当然也不可料知，至少绝对想象不到它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领导地位，当然更想象不到这种“失去”本身却在艰难中确立着另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对“话语权”的争夺方式)。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那时的《参考消息》不是谁都能看到的，而凡看到的每一份，都如珍宝似的密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