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人稍稍有点血性，皱了皱眉或出于义愤拍了一下桌子，那又会怎么样呢?他是不是不那么像贵族呢?贵族并不是天生四肢软弱，像天使那样能够忍让，有那样一副软心肠。如果把一个贵族描写成这样，那么他根本不能算是贵族，贵族也就在形式上变成了一种概念，一种小市民的贵族概念。诗人要选择贵族作为他创作的题材，我们用不着阻拦他，让他用民主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题材好了。易卜生把罗斯莫的贵族性格描写成这样，我们甚至在他身上看到了索吕地区农夫的影子，这些农夫当然知道，贵族是副什么模样。

　　说具体一点，我对于易卜生的批评就在于，他同我国其他作家相比，根本不能算作教育家和民主主义者。作为心理学家，他却比其他人走得都远。他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戏剧这种形式妨碍了他，另一方面是他头脑太简单。而后一种原因恰恰促使他去这样做。他自己的性格就如此典型，这使他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总的类型上而很少注意细节。我刚才说戏剧这种形式妨碍了他，在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我普遍认为，没有一个戏剧家是天才的心理学家，他们只不过是戏剧家而已。

　　我们习惯于相信德国人关于易卜生的看法，期待从他那里读到和听到什么高论，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妙不可言的。在他的书里我们间或也会遇到一两颗奇异的彗星，可是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什么彗星，而是十足的故弄玄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新奇，这并不是作者的过错，而是我们不了解他。不过，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个人特别喜欢胡言乱语。

　　这样的胡言乱语是否有助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呢?这样做是否就揭示了他所创造的人物的内心，使他们能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说些高深莫测的、谜一般的语言呢?编造一些谜一般的深奥的胡话本来并不困难，但是，人们可以从中学到怎样去糟踏戏剧效果。这使我联想起易卜生几年前给一个名叫席普斯台德的编辑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于晚报发表了几篇评论他的文章表示感谢。易卜生在信中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能“看懂”他写的东西。对此，国外一家保守的报纸评论道，易卜生那样希望别人能看懂他的作品，这说明他对语言掌握得并不好。否则，他就能简单明了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观众了解他就不会发生困难了，他也就用不着感谢别人看懂他的作品了。这样说既尖刻又中肯，当然首先要说是太尖刻了。

　　不过事实是，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些机器，它们在舞台上表现的仅仅是一些概念和思想。关于概念和思想，人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比如说，布朗德给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布朗德说，他是绝对完全的个性。我可以同意这一点，因为绝对完整的个性并不是人，而是一种概念，它甚至连概念也谈不上，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一道数学题，一种朦胧的想法——只是一句空话。布朗德是受基尔克戈德老掉牙的笑话启发产生出来的一个试验品，这个笑话说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一颗沉睡的巨人的心灵。如果我们把布朗德看成为一个人，那么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一个能跨越高山、一声喊就能使地球发抖的巨人，普通人只能像灰尘一样在他脚下飘舞。

　　海上来的女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知道，丝毫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海上来的女人说的是天神的胡话。没有办法，这本书是为德国人写的，他们在读这种高深莫测的作品方面早已训练有素了。易卜生写了一部书，这就足以使所有的读者虔诚地坐下来洗耳恭听他的高论，并且对这种玄而又玄的高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那些德国人则搓着手齐声赞叹：啊，妙极了!我自然也得坐下来读一读，读着读着就重重地撞到彗星上了。我于是又仔细观察这些神秘的彗星，试图认识它们。可是，最终我绝望了：见鬼去吧，老兄，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这本书我一点也没读懂。

　　如果我什么时候说过，易卜生不配称之为诗人，不配得到那种荣誉，他简直是个废物，那么，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愿意收回这些话，恭恭敬敬地收回。易卜生总是对某些问题感兴趣，这是他作为作家的使命，这种使命确实太伟大了。所以我要说以前说过的话：如果一部文艺作品显示了天才，就应当得到承认，不管它的题材如何，不管它讲的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事，也不管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写成的，哪怕是在发疯的情况下写成的也好。让易卜生想写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吧!这只会丰富我们的文学，使我们的脑袋不至于闲着，我们当然会对易卜生这样一个人发表的关于各种事物的意见感兴趣。基尔克戈德的玩笑和怪诞的海上女人本身就十分有趣，由于它们出自易卜生之手，所以加倍有趣。我认为，使我们小小的挪威文学跻于世界文学之林，易卜生的功劳比任何人都大，这种事也只有像他那样具有充沛精力的人才能做到。但是，我也认为，他的作品只注重社会问题，他笔下的人物仅仅是性格化身和人的类型而已。我这样说并非责怪他，而是说出了一个事实。